回得家来，述说详情。经过推测，是那些“红眼病”中的一个所为。这些“红眼病”孩子中其中有两个家中有当兵的，而有一个因为犯罪坐了监狱。那只能是另一个了。可问他，他还死不认账。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我在家里天天痛惜那些流逝的光阴。我想着到那能继续学业的事，可年迈的父母没有文化，孩子的事他们哪里晓得，他们现在只想着不念就别念了，回来干活吧，反正也长大了也没有人再欺负了，也认得个头从上下了，会普拉个算盘啦。可怜的无知老人，头脑里穷的连个奢望都没有，我在家里外表上显着不在乎，而心里却牵挂着耽误的课程。时间也过去两个月了，但仍然没有显露出返校的意思，于是，家里决定去学校给拉行李。
校方领导仍然是原来的说法向家里人（我的姐夫）解释，我的姐夫把事情的原委讲述给了校方，于是校方将信将疑地又招我回去上课。
好一场虚惊，我又高兴地上学去了。
凭着平时的成绩，加紧自修误过的课程，很快就赶上了，相对赶上别人了，对我自己来说那是无法补回的损失。成绩虽然也好了起来，也许不经过这场风波成绩会更好。学校里以后再也没出现什么事，助学金也恢复了，奖学金又得到了，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一切又像从前那样了。
以后，一直到初中毕业就一路顺风，接下来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这天生很乖的我，因此而葬送了我自己的美好前程，我被家里强制性地给结婚了。有好多同学为我惋惜，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同学都在不断地向上攀登，我就是这样的学生，可我偏偏没有那样做，而是去实现父母亲的愿望了。
过去老人们总是念道着这样的话：“养儿不见孙，死了一场空”。你爷爷此时快七十岁的人了，见孙子成了当务之急，执意要在此时给我完婚。我这乖儿子最终选择了孝道，放弃了自己那美好的理想，守候在我们家的那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这个有文化的人成了村里的香饽饽，那里着急到那里。我看到村子里那孩子们整天就懂得个吃喝玩无所事事，决定向生产队申请给村子也办所学校，让这些孩子们也识几个字，为村里做一点贡献，也省的村子里没有个会计去雇佣外地的。
学校办起来了，我成了学校的老师。
二年后，我又看到村里没有个赤脚医生也不行，很多人因小病无医治救最后命归黄泉，实在太遗憾了。我又给从外村雇来了老师，自己又迫不及待地去申请学医了。我为了能全面拯救病人，学中、西医和针灸，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学成了。这下可成为村里的宝贝了，村里再也没有少亡的了。
很快我就成了一名好医生，可病人必竟不是天天有，有时还得闲着，与其闲着莫如再找一番事业干。学校里人家已经不需要教师了，受村民们的推举我就当上了大队主任，一干就是多少年。医术在手，为病人看病也不耽误，不过手里没有药，人们只能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来找，最多也就是你们经常看到的为一些腰腿腿痛的病人针灸一下，扁桃体化脓穿刺，剪重舍。
村里有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比比样，不用下地劳动，又能挣劳动人的工分，村里那么缺乏识字人，念出书来总能当个队长、会计之类的，也不用下地劳动。队干部又有权，家里还能跟着沾点光。这样念书的孩子就多了起来。
正是这宽广的知识领域，使我成了村里人们所尊重的敬畏的人。
我小时候是很乖的，成长大后变成善良与仁慈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格。我一直是以这样的人格做人的。就是这性格为村里人们默默地服务着，奉献着。我感动着所有的村民，所以村民又以另一种热情回报着我，我们就这样相处着，唯独在亲戚中，我得不到任何回报，那些亲戚把这看做是应该。这些亲戚们真是太幸运了，不管路途多远，都要跑来弄吃。都知道咱们家里全是小孩子，吃不多，队里分粮食大部分按人头分，咱们家明显就有人惦记着。都想白吃，一要就变脸。还有的亲戚一边住着治病，一边还得供着她吃，还嫌走的时候不给拿点。
在你们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我就像下乡来的工作组，家家轮流着请吃饭，所不同的是工作组吃饭还要交粮票，并且吃着家常便饭，我被请去吃的不是饺子就是油炸糕。中秋节人们还往家里送月饼，大方的送五个，有两个的还有三个的，一送就是两筐子。
奎杨说：“我妈为了能多放几天，就吊起来了，吊到房梁上，我们沟不着，最后都长毛了。”
奎英笑着说：“年年长毛，还要年年吊。”
奎杨说：“就......”她正要往下说，奎英看到母亲不自在地两手搓着，在后面悄悄地怼了她一下，停下了。
父亲恩泽好像有倒不完的往事，已经不能停下了，他继续说：
“连最穷的人都要送月饼，他们不把这叫送月饼，而是叫做送礼，我也常以这样的话对你们说‘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年年如此，就像一个超大半径的车轮一圈圈地转动着，直到包产到户我下地劳动了，人们也不怎么好意思再来麻烦我了。
奎杨打叉说：“不是不好意思了，是看见你家里需要帮忙人了，场院里很多营生你家里人我们这些女人都做不了，人家不敢用你了，怕帮忙了。”
“我秋天毕业，冬天就被迫结婚，成了一家之主。多种角色“演绎”的帷幕徐徐拉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其中。
我教书认真负责是无可挑剔的。
当医生不辞辛苦，任尔东西南北中，哪怕风雪骤雨来的猛，不分昼夜，不耽误，随叫随到。
特别在有一天夜里，邻村的一家孩子发高烧，其父母着急无助，请医生又怕不给来，孩子开始一会儿一会儿昏迷。被迫无奈的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请医生。因为这天正巧是五六级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风呼呼地刮着，让人在家里都听着可怕，为了孩子父亲并不怕白走一趟，只是担心着医生能否给来，孩子的父亲被大风推着来了咱们家。
‘咚咚咚’一阵敲玻璃的声音，接着喊道‘医生，快点吧！我那孩子烧的厉害，连人事都不懂了。’带着哭腔。你们起初听到敲玻璃声，都不约而同地‘轰轰轰’地把头埋到被子里。当听到说话声音又关切地掀起一条缝，把耳朵露出来听说话的内容。我起来了，你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把头探出来，这个喊‘爸爸拿着手电。’那个喊‘把皮帽戴上，小心冻了耳朵。’那会儿我的孩子们都很关系我这个爸爸。”
奎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两个妹妹都瞟向她。
“手电在这种时候作用并不大，大风摔过来的雪片，打得连眼都挣不开，只能趁势睁一下，瞧个路。大风好像把那雪从地里都给搬到了那凹型的路上，尺把厚的雪踏下去就上了膝盖，再加上那大风的助力，虽然是个男人迈出一步也是很慢的。
终于到了，我看那孩子成了这样，便赶快给先降温，然后给诊断治疗。这过程中也不乏抽点时间去责怪那父母亲，‘这还了得，孩子有病，不赶快请医生，你才抗呀，等呀，这是个等的吗？’其父母无话可说，心里感激着我这个医生。我足足陪了孩子俩天，直到转危为安，才回来。
夜里出诊不时有，沙尘暴雨啥都遇，可这点困难比于那病人家属的难过真是小而又小。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心，为农村及时培养那缺乏的人才。后来各村都有了医生，我也就没有那么忙了。
当我那余心在向那印着红“十字”的医兜子作别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会给人看病的。’这在以后的实践中确实如此。
村里没有了医生，人们看病就有些不方便了，我那被确认了的医术特别是针灸就开始在村里‘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