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太史董狐对这件事的记录是：“赵盾弑其君。”这么写了还不算，他还把这一记录拿到朝堂上向群臣展示，让群臣皆知。
赵盾看了说：“不对呀，我明明逃亡去了，没有弑君呀？”
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没有出国境就回来了，回来后也不讨伐弑君之贼，国君不是你杀的又是谁杀的？”
赵盾哀叹：“唉，《诗》里说，‘我怀念祖国，反而自找忧患。’这两句诗，大概说的就是我吧！”
董狐因为这一壮举，后来被圣人孔子誉为“良史”，孔子这样评论道：“董狐是古代的一位好史官，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赵盾是古代一位好大夫，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背上了弑君的恶名。太可惜了，赵盾如果走出了国境，就能避免弑君的罪名了。”
用周王朝的是非尺度来衡量，董狐是好史官。但是，在今天的人看来，董狐也许可以算是个正直的人，史官则非但说不上好，连职业资格都很可疑！他这完全是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作事实写到了史书上，说白了就是把后世读者都当成了没有判断能力的脑残，得由他这个古今空前绝后的高明人来代为判断。如果把他比作厨师的话，他这是不仅做好了菜，还把菜嚼烂后端给顾客吃，因为他认为顾客都是没有咀嚼能力的。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做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可以，后人想从中看出前人的生存经历那就是白日做梦！
但这不能怪董狐，是周王朝那奇葩的三观要求他这么做的，他这么做了，圣人也就称他为良史了，圣人一称赞，就定下了千古之调，不容怀疑的了。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得好，《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的特点就是“诛心”，就是要“原心定罪”！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深挖灵魂，抓思想犯。因此，宋明理学家明确提出，“庸史记事，良史诛意”！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我名叫董仲舒（我无意冒犯任何人，如果随意乱取的这个名字跟谁重名，实属巧合），是一位不苟言笑、作风正派、永远板着一张国字脸的老干部，有一天我跟一位史官一起上街，看见前面一美女，衣着非常暴露，身段非常撩人，按周王朝的标准，女人这样穿着打扮属于非常非常“非礼”，而所有正派人都应非礼勿视，可是我忍不住，不能不看，虽然用的是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的，但我旁边的史官戴的眼镜是带雷达扫描功能的，发现了我的丑态，于是他就在史简上记录：“董仲舒视非礼。”
这是什么史官？庸史！因为他记录的是事实。要怎么记录才算良史？“董仲舒奸污妇某（那美女名字）”！因为我身体虽然没干她，但在心里已把她干上了呀！
也许，董狐的推理是准确的，因为赵盾确实有弑君的嫌疑，而且嫌疑还非常大！
自从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在晋国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的人物，大权独揽，不用说，赵氏家族靠着他是沾尽了光，成为了晋国最有权势的家族，这样的权势，他怎舍得放下？只有把这个跟赵盾势同水火的国君干掉，赵盾和赵家的权势才能继续保有，所以，赵盾有弑君的动机。
其次，赵盾有作案的条件，他可以跟赵穿商议好弑君计划，然后他假装逃亡以撇清罪责，让工具人赵穿去动手。所以赵穿行动的时机才会拿捏得那么准，正好是赵盾逃离绛都之后，他动手了。有动机，有条件，当然就洗脱不了嫌疑！
此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在正常情况下，逃亡者个个都是急急如漏网之鱼，忙忙似丧家之犬，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只怕不能尽快地逃出国境，速度慢了会遭到拦截追杀。但赵盾却似乎走得一点都不急，这一点就非常反常了。赵穿弑君当然是发生在赵盾逃走之后，那么，弑君的消息只能落在赵盾的后面，照理说他不可能在路上就及时听到消息，正常情况应该是他逃到国外某个地方，滞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消息才传到他那里。
他得到消息的途径不外乎两个，一是赵家派人送信给他，二是他在路上听到人们的传言。不管哪一种途径，都需要他的逃走速度足够慢，慢于消息传播的速度，他才可能及时获取消息。
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走这么慢？显然是知道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他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当然是出走之前就已经跟赵穿敲定了行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