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被盗，东胡王大怒，要知道战马就是草原民族的命根子，特别是在战时。
所有的苗头都指向代郡西部突然出现的楼烦人。
恰好此时，燕国人的龟缩策略取得了成效，准确地拿捏住了东胡人不善攻城的软肋。
加之东胡人急于求成，攻城战法落后，数次失败之后，士气受挫，军心不稳。
东胡王觉得，对付中原人的守城术或许老子不行，对付同为游牧民族的楼烦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于是东胡王分兵六万，命令自己的弟弟哈扑嗄率领，西进围剿楼烦部。
与此同时，汉王俱酒又为聂政率领的步军派来了一个新兵种：火器营。
俱酒计划，以后各军中，都要建立专门的唐炮营和火器营，就像后世陆战部队要配备专门的炮兵一样。
当条件允许时，每军要配备专门的“飞人营”，就像后世的陆军航空兵一样。
专门的兵种既体现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原则，也利于这些大杀器的保密，确保汉军始终站在技术链的顶端，并与敌军将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实现降维打击。
配给聂政的火器营中，除了传统的猛火油柜、火球、火药箭等之外，还有几样新近研究出来的好玩意儿。
一、毒药喷筒。喷筒其实是墨匠们研制枪炮的副产物。
俱酒给出的管形火器太过超前，受制于冶炼技术的限制，墨匠们在试验枪、炮过程中，屡遭失败，频频炸膛。
但这些战国科学家们却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既然金属炮管存在问题，那么就采用天然材料：竹筒！
经过无数次试验，墨匠们得出结论，采用直径两寸、长度两尺左右的竹筒作为发射筒，效果最好。
为了保证竹筒的坚固性，在外面用麻绳密密缠绕，再加上三道铁箍，可以确保竹筒发射刚韧相当，发挥出最大的能效。
但墨匠们对火器还是心存敬畏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筒下端又接五尺长的竹柄或木柄，以供士卒手持。
这样一来，就算是竹筒发生炸膛，也不会伤及士卒身体，更能增加发射距离。
竹筒先装黑火药，然后再装一层毒药饼、一层火药地摆放。共装五层，发射药的装配量依竹筒粗细和药饼大小而增减，然后留出长长的导火索。
毒药喷筒的药饼，主要由硝黄、樟脑、松香、雄黄、砒霜、狼毒等物质构成。
点燃导火索，喷筒可将药饼发送到十丈余远的地方，若击中人、马、船、车等目标，立即燃火焚烧，并散放出毒烟，既可造成混乱，又可毒伤敌方人马，打击其战斗力，严重者吸入毒军之后可立即死亡。《武备志》中的毒药喷筒 这种竹制火器成本低廉，制作简便，容易上手，体轻实用，很受汉军士兵欢迎。
但有一点，若施放毒烟，我军必须占据上风口，施放人员必须戴手套和湿水口罩。
补充一点：手套和口罩也是汉王闲来无聊的小发明，为了方便士兵们操作，还研制了无指手套。
这虽然是俱酒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虽然生产简单，却作用巨大，口罩和手套作为防护物品从此正式步入战国时代。
更进一步，俱酒还升级了手套的防护功能和进攻功能。
防护手套：在特制的兽皮手套中，固定入数根纵横活节铁丝，就可以实现防割效果，空手夺白刃从此成为可能。
进攻手套：在手套的指节中间加入短刃，当握手成拳时，手指间的短刃就会露出狰狞，在肉搏战中攻敌不备，甚至杀人于无形。
二、架火战车，这玩意儿就是多管火箭炮，堪称战国版的“喀秋莎”。
架火战车既然是车，就具备了可移动性，可以根据作战需要灵活机动地派上用场。不像唐炮那样的大家伙，必须临时打造。
架火战车则非常接地气，他是装载在独轮车上的。独轮车自从俱酒发明以来，在汉国的军用、民用领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堪称汉国机械力学的基础学科。
架火战车装在独轮车上，就意味再复杂的地形都能够轻易通过，非常适合战国时期的地理状况。
在独轮车上装有六个长方形箱体，箱体内又分成若干小格，每格中装入若干箭支，呈蜂窝状排列，组成一个大型的火药箭发射器。
一辆战车共载有火药箭一百六十支，战前将火药箭预先装在匣内，将引火线都连在一起，形成引火总线。车前还有一张棉帘，需要时可放下，阻挡敌人弓箭对战车的进攻。
发射时，点燃引火总线，火箭就犹如条条火龙，依次从发射筒内喷出，短时间内将一百六十支箭向敌人梭哈出去。每射，烟气爆发、火焰喷射，轰鸣声声，爆炸频频，端的厉害！《武备志》中的架火战车架火战车复原图游戏中的架火战车发射场面 墨匠们发挥举一反三的思维，将架火战车上的火药箭发射器作成小型化，由单兵手持操作，取了个形象的名字叫“一窝蜂”，更加机动灵活，适应多种作战应用。《武备志》中的一窝蜂 更有甚者，将发射筒雕成龙、虎、豹等形象，便称之为“火龙箭”、“烈虎箭”、“奔豹箭”。
俱酒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要应对大型战争需要，武器的生产必然走向规范化和批量化，没必要在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上磨洋功。
火器营向前军主将聂政、副将公子信进行了一番表演，将满营将士震撼得无以复加。汉王派来了如此神物，剿灭东胡，指日可待，士气越发激昂，求战之心甚嚣尘上。
公子信看了非常兴奋，少年心性地他，激动地向着聂政道：“聂将军，王兄有此利器，天下安得不平？”
聂政看了却不作声，心中生起些许惆怅。片晌之后，聂政举起手中的玄铁宝剑：
“信公子，我等手中之物，可堪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