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伦气的险些把孔知县的奏章撕个粉碎，然后把这个老东西拉来给剁了，但最终他还是忍住了气，捏着鼻子给孔知县写了封勉励的批复。
在批复中，王伦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孔知县，并告知，他依然是仙源县的知县，赵宋如何对待孔家，他也一样会一如既往，让他好好的做官就是了。
王伦很清楚孔家为什么这么做，所谓人无信不立，而一个政权更是如此，特别是像自己这样新兴的政权，信用就是生命。
自己写了这样的批复，就算日后再想拿掉孔家这个知县，也不能做了，否则就是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
自己如果做出那等事情来，只怕汉国很快就会人心离散。
当然，凡是皆有例外，比如后世那个垃圾政权，把所有国民都培养成了不知廉耻的奴才，即便皇上说话像放屁，也照样可以统治天下让人喊万岁。
说实话，王伦有的时候挺羡慕那个垃圾政权的，那样的皇上和官员才当真活的像神仙一样，别说自己比不了，就算赵宋那么混蛋都不及其万一。
经过孔家的一系列运作，有惊无险的度过了王伦反宋的危机，继续关上门做起了土皇帝。
而仙源县也就成了汉国境内的一个异类，就连县官的名字都没改，还叫知县，还是属于赵宋的官员。
也正因为如此，汉国在仙源县境内没有任何一处官衙，县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完全按照以前的旧制来。
大宋也隔三岔五会派人来仙源县公干，这倒不是赵桓为了恶心王伦，而是以往赵宋朝廷也会派人来仙源，大多属于祭祀之类的礼仪性工作。
不过锦衣卫和东厂也不是吃干饭的，情报显示，赵宋现在是把仙缘当作了一个情报收集地，利用仙缘的特殊地位刺探大汉的各种情况。
不过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算双方都知道也只能当作不知道，故此，仙源一直都是风平浪静。
仙源县虽然是孔夫子的故地，被称为圣人之乡，但是却也不缺乏偏门生意，因为偏门生意往往是来钱最容易的生意，圣人之乡的人也爱财呀，而偏门生意中最赚钱的莫过于赌场。
其实说起来可笑，赌场的出现原本就是一个副产品。
赌场，自然和钱有关系，那么和钱有关的还有什么呢？没错，就是银行。在后世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银行产生于明清一代，那时候南边叫它“钱庄”，北边叫它“银号”。但实际上，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银行”的雏形，它叫做“柜坊”。而这个柜坊，就是后来的赌坊原型。
唐朝的经济水平十分发达，这就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彩玉上京衡，求珠驾沧海，西擒吐蕃鹦，北买向党马”，可见长安城内的繁华景象。
买卖商品，如果是个小物件，倒还不费事儿，但如果是动辄千万的大买卖，再加上异地交易，那可就麻烦了，一来带上千万的“现金”去交易，携带不便；二来路途遥远，容易发生盗抢事件。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柜坊”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柜坊，可以寄存钱币，然后凭借信物兑换。例如在《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张姓富豪，让他的亲戚拿着自己的一顶帽子，到扬州王老处兑钱一千万的故事。
但是柜坊是新生事物，唐朝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至使很多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与柜坊老板相互勾结，从事盗窃、赌博等活动。于是柜坊便有了点“地下钱庄”的性质，是不被官府认可的行为，它与盗窃、赌博和诈钱都被列为不良行为。
唐朝人是怎么赌博的呢？在唐朝，流行“在家”“开馆子”，也就是只和认识的人赌博，这种场所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某一次聚会上。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很好赌，他经常在君臣的聚会中与人赌博，而奖品有时候是钱，有时候是槊刀之类的玩物器具；唐中宗时，韦皇后和武三思在武府家中赌博，两人眉来眼去，而中宗还乐得在旁边帮他俩记数，被人嘲笑戴绿帽子还帮人家数钱；玄宗时期，流行叶子赌博法，“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
总之唐朝人在酒桌上赌的比较多，但他们没有固定的赌坊，可以说随时随地都能赌，但这仅限于熟悉的人之间，这跟我们现代的聚会打牌很相似。不过，随着唐朝柜坊的产生，赌徒们有了根据地，这在唐朝还不够明显，但到了宋朝，却成了大宋的头疼事儿。
宋朝是个“发达国家”，国家富庶，民风开放，这在赌桌上随处可见。北宋时期，“正月一日年节……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
到了南宋，杭州地区“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之‘守岁’”。宋朝还有皇上给大臣们放假，专门赌博的规定，比如元旦放三天，冬至放一天，“放士庶赌博”。
由此可见，在宋朝，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女人“看牌”，小孩儿“守岁”，全民赌博成了常规项目。后世的过年通宵打麻将，就是得到了宋朝子民的真传。单看宋朝的这种赌风，在家中都如此常见，更别提赌坊了。
那么在大宋开赌坊，需要啥资质？
宋朝的赌坊，是唐朝柜坊的衍生，唐朝年间，柜坊滋生赌博的现象已经初见端倪，到宋朝初期，直接变成了赌博场所。这种场所，十分会选址，商业繁华地区多见，尤其紧邻酒楼、茶馆、妓院，这些吃喝玩乐谈笑风生的地方，赌坊想不火都难。
更何况，赌场有了财力，干脆就搞开了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里面什么服务都应有尽有，连勾栏妓院的生意都给钱过来了。
所谓赔本的买卖没人干，杀头的买卖抢着干，在这种巨额利益的刺激下，大中小各种赌场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大宋的四百军州八面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