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隋炀帝做过的事，李世民多半也做了，而唐太宗声名赫赫的贞观之治还远不及杨广的大业前期富庶，但唐太宗最终被誉为“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历史评论之不公，竟至于此！隋炀帝如今的丑恶形象主要来自于隋末义军在反隋起义时对他的污蔑，以及李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在篡改历史时对他的刻意诋毁。
“炀帝”这个充斥着昏庸残暴味道的称号就是李世民的杰作，隋人原本把杨广称为隋明帝，曾经颇为爱戴仰慕。
反倒是李渊在起兵时未敢如那些匪寇、义军，以及后来他儿子那样诋毁自己的主君，只是用“清君侧”的名义进兵，并在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后仍立杨氏宗室为王。
其实严谨地说，隋炀帝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被兵变杀死时，大隋还掌控着大半个中国，各地官员大半仍然对其效忠，这和那些被敌军打到京城亡国的帝王是有所不同地。
西方人对杨广的评价很高，其一分为二的评论态度也比国内要客观得多，超脱出了李唐王朝统治时期对他的歪曲和诋毁。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暂新的历史人物：炀帝虽然骄奢淫逸，但并不比中国其他的皇帝更暴虐。
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象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在589年平陈时，杨广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也同样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明大隋是亡于藩镇谋逆，却被我朝的御用文人有意误定为是亡于农民起义，试图藉此证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具有先进性。
出于政治因素，李自成农民军、黄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流寇或乱民组织也都被我朝粉饰美化。而亡于“神圣的”农民起义的大隋自然就要被宣传定性为大反派，必须是邪恶且黑暗地。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应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以对后世的历史意义为依托，客观持正地去分析。
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可笑从古至今那些人云亦云的愚人，对陈旧的传统说法不做任何分析思考，只知一味盲从，这种偏执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读和曲解。
令笔者欣慰的是，如今时过境迁，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渐渐淡薄，人们的治史态度也渐趋务实客观。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更应该懂得尊重史实，强化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责任感，严谨求索，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敢于挑战那些虚假歪曲的论调，把被长期歪曲颠倒的历史矫正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曾经的一代英主，万国来朝；如今的滚滚骂名，万人唾弃。如果当日不曾心高志广，要建大隋万世基业；如果眼看高句丽坐大，却放任自流，苟安一时，不去冒险远征，试图将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又怎会有亡国之祸？
如果在征高句丽前开始腐化堕落，整日游山玩水，享受荣华，那隋朝非但不会两世而亡，那在征辽前已经建立赫赫功勋的杨广，也将作为一代英主名扬史册。
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招走错，满盘俱输。成与败，得与失，善与恶，千古流芳与遗臭万年，往往不过是一念之间，运气使然。
可当后人回首前尘，狂妄地试图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却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般看到某一个过失、某一件成绩，而除此之外，竟然一无所见。
杨广与仁寿宫之变——很多史书上说，杨广在仁寿宫**宣华夫人，还说他和杨素的私信误传到杨坚手中，引发杨坚震怒，要再重立杨勇，最后杨广弑父奸母，老高认为，这些纯属扯淡。
事关社稷国本，杨坚再白痴，也不至于临死前，听了女人一句话，尚不知事情真相，就要再换太子。
杨坚已经和大臣歔欷辞诀，杨广写纸条命杨素安排后事，稳定朝政，这是很正常的事，杨坚又有什么必要震怒。
一般写正史都应按照当时的史官记录来写，难道杨广就这么愚蠢，当了皇帝还会把自己弑父奸母的宫廷记录留给后人去写史？
况且还是那么隐秘之事，居然被后来关于仁寿宫之变，老高的一家之言人写得那么栩栩如生，宫女的表情，宣华夫人的表情，宛如亲眼所见。
一个三十五岁、已经当了祖父的一国储君，会在即将登基之前，**一个已入宫十六年的老女人？
而且还是他名义上的母亲。如果杨广真是荒淫无耻之人，或许有可能，但杨广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可以用证据说话，最好的证据就是荒淫无耻的副产品，所生的子女，这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如果杨广荒淫**，为什么一生只有三子两女？其中两子一女还是他登基前正妻萧妃所生，说明他们夫妻感情深厚，杨广用情专一。或许有人说杨广已没有生育能力，但杨广在登基前生了小女儿，在大业六年又生了赵王杨杲，这又怎么解释呢？
还有史书说，杨广是为讨好独孤皇后，装作夫妻恩爱，可杨广开皇四年生了长子昭，开皇五年生了次子暕，开皇六年生了长女，这都是他妻子萧氏所生，足见夫妻恩爱，难道他从开皇四年十五岁时就有野心，就想取代兄长？
而且从他成婚到他登基前，二十几年，除了妻子萧氏所生的二子一女外，他就没有别的子女，让人怀疑杨广根本就没有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
要知道前太子杨勇有十个儿子，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而杨广只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是正妻所生，究竟是谁****，一目了然。父亲杨坚病重，杨广当然是天下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
不管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的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提前谋杀父亲。
这些天里，他的全部身心都必须调动起来，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
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捉摸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意外和变乱。
而且他最小的弟弟杨谅已经在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上路子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案来？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也知道杨广在仁寿宫无辜，但唐为正统，他不可能为隋翻案，同时他又要竖立一个教育后世皇帝的反面典型。
但司马光是极为圆滑老练之人，他在采用某些史载的同时，也说清楚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
丁未，崩于大宝殿’。后面司马光又用小说家的笔调描写，‘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
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出就别室；俄而上崩......’两件完全自相矛盾的事情放在一起，其实就是告诉了大家真相，让大家自己去想，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良苦用心，而且司马光在写这一段时，还故意露出破绽，说杨坚召柳述、元岩，而元岩实际上在开皇十三年就病死了。
但当时仁寿宫确实发生了事情，包括杨广调集东宫侍卫，又抓捕了柳述，紧急调换京城防御，赐死前太子杨勇。
我们可以联系另一件事，那就是汉王杨谅，在杨广刚登基，杨谅造反，企图夺位，后来被平息，当时群臣要求杀杨谅，但杨广却没有杀兄弟，而是贬黜为民，终身幽禁，这说明杨广还是念手足之请，不肯杀死亲弟。
杨广已经当了四年法定太子，他没有必要一登基就毒杀前太子，授人于把柄，他应该会像对杨谅一样，将杨勇幽禁至死，或者登基一年后再杀他，这样可以对外解释为病死，这是皇帝的正常做法。
但杨广在还未登基之前便毒杀杨勇，灭他满门，这完全是宫廷政变的做法，就像玄武门之变，杨广之所以这样做，只能说明杨勇严重威胁到了他的皇位，说明杨勇已经有所行动。
同时，作为一个当了二十年太子，一个依然拥有巨大影响力和重臣支持的前储君，他应该很清楚兄弟登基后自己的命运，杨勇也不可能束手待毙，所以老高大胆推测，杨坚驾崩之时应该是发生了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杨勇和他的支持者想在最后时刻翻盘。
政变应该是发生在京城内，仁寿宫也有所体现，所以才会有杨广紧急调集东宫侍卫进仁寿宫，才会有杨约潜入京城去夺取京城兵权。
总而言之，杨广的荒淫无耻和李建成的秽乱**如同一撤，实不足信，当然，一家之言，信与不信，大家尽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