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安静不是自然的宁静，而是被恐惧强行压制的窒息般的沉默。刚才还如海啸般汹涌的愤怒和呐喊，那些“还我血汗钱”、“陈国华下台”的口号声，瞬间被这无比残酷、却又无比现实的推论冻结了，就像被急冻的瀑布，所有的声音都凝固在半空中。
空气瞬间都变得稀薄起来，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沉重。所有人的脸上血色尽褪，从刚才的涨红愤怒，瞬间变成了惨白如纸，只剩下惊恐和难以置信。
有人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口袋，那里放着家里仅剩的几十块钱；有人想起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病床上的老人；更多的人开始计算，如果真的每月在缩减开支，该怎么活下去。
人群中开始有细微的抽泣声，那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女工，她想起了自己刚上初中的儿子，想起了每月的学费和生活费。她的丈夫两年前就下岗了，全家就指着她这点微薄的收入。如果真的再被扣钱，那就真的是绝路了。
“你…你胡说！”一个老工人颤抖着手指着陈阳，那只手抖得厉害，就像帕金森病人一样无法控制。他的声音发飘，带着明显的颤音和恐惧，“国家…国家有政策…要保证我们下岗工人最基本的生活……”
他叫张师傅，今年五十七岁，在这个厂子干了三十多年。他的话说得断断续续，不仅因为恐惧，更因为他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其实底气不足。什么是“最基本的生活”？谁来定义这个标准？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他不愿意承认。
“没错！”陈阳立刻肯定，但语气更加冰冷，像是寒冬腊月的北风，“保证最基本生活！你们现在每个月一百多块钱，饿不死，对吧？”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残酷的精觉，每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专门用来击破人心中最后的幻想。
“但如果背上这两百万的债务呢？”陈阳继续说道，声音越来越冷，“为了保证'最基本'，可能从中扣取四十块、五十块、八十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会有补齐的时候。”
“而发到你们手里的补助，够你们一天吃一顿清汤挂面；够买最便宜的米和面等等，反正能保证你们最基本的生活，政策上，完全说得通！”
人群中有人开始低声哭泣，那种绝望的哭声比任何咆哮都更令人心碎。一个中年妇女嘴里念叨着：“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她想起了家中卧病在床的婆婆，每月的药费就要几十块，如果真的只剩100多块钱，连药都买不起了。
另一边，一个年轻的工人紧握着拳头，指甲深深地扎进掌心，鲜血都渗了出来，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他想起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想起了产后虚弱的妻子，想起了每月的奶粉钱、尿不湿钱……二十块钱，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
陈阳描绘的场景，如同最恐怖的噩梦，让所有靠那点微薄生活费挣扎求生的人，如坠冰窟！这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感受——从头顶到脚底的彻骨寒冷，那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绝境时的绝望和恐惧。
人群开始出现骚动，不是愤怒的骚动，而是恐慌的骚动。有人开始往后退，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让他们面对残酷现实的地方。但又不敢真的离开，因为这里关系着他们最后的希望。
“凭什么扣我们的！”胡大力眼睛都红了，那种红不是愤怒的红，而是绝望之后的疯狂的红。
他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楚，“是陈国华欠的钱！就该他还！就该你们陈家还！你们家不是有钱吗？你拿出来还啊！”
胡大力是厂里的老工人，曾经是技术骨干，为了这个厂子付出了自己最好的年华。
他的咆哮中带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绝望，那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男人最后的呐喊。他的双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恐惧，因为他知道，陈阳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现实。
陈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轻轻嗤笑一声，那笑声在死寂的空气中格外刺耳，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
“我？凭什么还？”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第一，贷款不是我借的。第二，钱不是我花的，第三，机器设备不是我砸的。”
每一个“不是我”，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工人们的心上。
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说的是对的，从法理上讲，他确实没有义务承担这些债务。但是，这种理性的分析对于即将失去最后生活保障的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残酷。
陈阳的目光变得极其锋利，如同手术刀般剖开众人最后的侥幸，抬起手臂指了一圈众人，“是你们！是你们今天在这里闹事，阻挠生产，才可能最终导致厂子经营不下去，还不上贷款！”
这句话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工人们心中最后的希望。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行为可能真的会导致厂子彻底垮掉，而他们，将成为这个后果的承担者。
“是你们亲手制造了这笔坏账！是你们害得我父亲可能被免职！”
人群中开始有人摇头，有人后退，有人用手捂住脸，有的人不停的跺脚抱怨，甚至后面的有些人，已经开始慢慢离开了。
说到这里，陈阳反倒轻松的笑了，那笑容中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轻松：“我父亲要是被撸下来了，那回去指定比现在过的好，比现在轻松，没事还能出去旅旅游，游山玩水。”
这种对比是如此的鲜明和残酷：陈国华即使被免职，也能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而他们，却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
“而你们，搞出来的烂摊子，搞出来的债务，还指望我这个被你们骂作'资本家儿子'的人，自掏腰包来给你们擦屁股？”
陈阳的话如同一把把利刃，割开了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最后一层纱布。
工人们开始明白，他们之前的所有愤怒和指责，可能都打错了对象。陈阳摇着头，语气斩钉截铁，不留一丝余地：“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陈阳的钱，就算多得能把这厂区铺满，也一分都不会填到这里，因为这是你们闹事，才导致了厂子黄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话就像是最终的判决书，宣告了工人们所有希望的破灭。现场开始有人抽泣，有人绝望地坐在地上，有人开始往外走，但脚步沉重得就像灌了铅一样。
“到时候，我父亲回家颐养天年。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没事带着全家开着小汽车出去旅游，散散心。”
陈阳的目光最后扫过全场那些面如死灰、浑身发抖的工人们，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
“而你们，每个月拿着可怜生活费，每天算计着怎么才能不让全家饿肚子的时候，可以慢慢想——今天你们堵在这里的行为，是准备讨一碗饭，还是在砸自己手里唯一的碗！”
这最后的话，就像是死神的低语，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和绝望。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代价，将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来承担。
说完，陈阳不再言语。他后退一步，重新靠回奥迪车边，双臂抱胸，整个人显得冷峻而从容。他的目光扫过眼前这群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工人们，现在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
陈阳和父亲对视了一眼，陈国华看着眼前的陈阳，心中五味杂陈——这个儿子，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魄力和手段，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不由欣慰的笑了一下。父子俩就这么一前一后倚着那辆半新的奥迪，像两尊沉默的石像。奥迪车头的银色标志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照得工人们脸上惨白一片。
“不是，陈局长...”一个年约四十的中年男人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我们是没办法了，家里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我们两口子都下岗了，您就帮帮我，给我安排个岗位，哪怕是扫厕所都行！”
“对，陈局，但凡有本事，也不至于这样。”另一个声音响起，是个女工，她的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写满了生活的疲惫，“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现在让我重新找工作，谁还要我们这些老的？”
“陈厂长，我们家两口子加起来一百出头的生活费，上面有四个老人要养，下面还有两个孩子，我......”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但生活的重担已经让他的背脊弯曲，“你就是让我出苦力也行呀！真的，什么活我都能干！”
“陈局，我老婆有病，需要长期吃药，每个月光药费就得几百块...”
“厂长，我孩子今年要高考，学费还没着落...”
“陈总，求求您了，给条活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