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用的脸色变了变，张了张口，但还是没能想出说辞。
楚歌的这番话说的很清楚，他很难反驳。
空印这种操作方式，本来就是北蛮留下来的陋习。
北蛮对地方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松散的模式，所谓的“以宽失天下”就是如此。
北蛮并不在意地方胡搞瞎搞，只要定期缴纳一定的赋税就可以。所以地方官员在这种极度宽松的环境下，才开创性地想出了“空印”这种操作方式。
如此一来，地方想怎么横征暴敛都没问题，反正只要给朝廷上供该有的一份就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北蛮没过几十年就被赶回了漠北，也是为什么此时还有许多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认为自己是北蛮的臣子。
就是因为在北蛮的治下，他们过得实际上太舒服了。
在大盛朝建立之初，许多地方官员都曾是北蛮的臣子。
由于北方尚在用兵，地方上的事情也千头万绪需要处理，所以大盛朝也只能大致沿用北蛮时的一些制度，总不能一上来就全部推翻，得徐徐图之。
后面慢慢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推行全国。
但很显然，空印这种潜规则不在其中。
而很多地方官员仍旧一厢情愿地用旧时的操作方式，实际上就是因为北蛮数十年的统治，让这些官员过的过于宽松、无法无天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空印案，本身就是为了刹住这种歪风邪气。
方士用还是有些不服，他想了想，又说道：“但是陛下，自立国以至于今，从未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诛之，何以使受诛者甘心而无词乎？”
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朝廷事先并没有相关立法，无法可依。
既然从来没有律法规定空印应当如何处理，相关的部门也不知要如何论罪，所以就不能论罪。
楚歌看着方士用，微微点头。
终于，这第三点总算是有一点杀伤力了。
但对他来说，想要驳倒这一点仍就不难。
楚歌反问道：“律法中确实没有规定空印应当如何处置，如此看来，你说的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
“那朕问你，朕定制时，账目如何造册、如何比对，相关细节是否清楚？
“所规定的实操环节，与空印的操作方式相比，有任何的共同之处吗？”
方士用愣了一下：“这……”
楚歌说得很清楚，律法中确实没有规定对空印的处罚，但对于地方的账目如何造册、如何递交户部进行数据的核验、核验出问题时应该如何处理，可是说得一清二楚。
毕竟这种事情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官员们也很难按照相关的规制去办事。
而空印的这种操作方式，显然与之前有明确要求的造册、核验的流程，是完全不相符的。
盛太祖已经规定了各级要如实上报所缴的税款数字，最后再拿到户部进行核验，核验无误后方可盖章。那么如果用空印的方式来操作的话，各级如实上报数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看各地交上来多少、户部和地方商量着填个数字不就完了吗？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空印这种行为要如何处罚，但这一行为很显然是严格违反相关规定的，这确凿无疑、无可辩驳。
楚歌继续说道：“你说，空印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没有明文规定空印者该当何罪，那就不该治罪，不觉得荒谬吗？
“朕问你，为官者，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还是法无名文即不可？”
方士用愣了一下：“这……自然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楚歌面色一寒，猛地一拍桌案：“胡说八道！
“法无禁止即可为？律法条目林林总总，怎么可能将官员的一切行为全都囊括在内？若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各级官吏都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那还不反天了？”
方士用还是不服，说道：“陛下！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楚歌冷然道：“朕非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用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治不了天下，朕既能自己治天下，也能用别的人来治天下！”
方士用不由得愕然，许久之后才震惊道：“陛下此言，与独夫何异？”
楚歌有些失望地微微摇头：“拖下去！
“传旨，与空印案有涉的官员，主印官斩首，副印官杖刑流放！”
尘埃落定之后，一系列画面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楚歌的面前呈现。
数百名官员被问斩，还有数百名官员被杖责、流放。
方士用也在杖责、流放的官员之中。
而这其中有不少被卷入空印案的官员确实没有太多的贪污行为，以古代的道德标准来看算得上是好官。比如那个方士用。
支持方士用的人不少，可以预见的是，为来必然还会有很多文人为方士用鸣冤，将空印案定为一桩冤案。
但对于楚歌或者是真正的盛太祖而言，都不再重要了。
在楚歌面前，出现一行字迹。
【大盛朝国祚：二百八十年】
看到这行字迹，楚歌脸上总算是浮现出一些笑容。
有效！
相比历史上真实的国祚，稍微延长了那么一丢丢。
虽然延长得很有限，但也总算是延长了。
之前南北榜案的时候，楚歌也尽力进行了一番操作，但大盛朝的国祚一点都没有增加。
几次明知故犯地搞出错误操作，国祚的反应也很真实，直接腰斩了。
这说明，他的那些自以为有用的操作都是细枝末节，对延长国祚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而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楚歌对空印案整体的处置方式还是与盛太祖当年的处置方式差不多，但做出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这或许就是国祚稍微有一点点延长的关键。
“我制定了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这个策略相比于盛太祖时的计税方式显然是有一些进步的。但再好的策略，到了一百多年后肯定也会逐渐变形。
“此外，我跟方士用的这番对话，应该也会有一定影响。
“因为我此时代表盛太祖说的这番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盛太祖的治国思想，这会影响后代皇帝的治国理念。
“虽然还是免不了会出昏君，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能稍微延长一点点国祚。
“看起来，皇帝这个身份的扮演确实与我想的差不多。
“如何处理这些案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理清大盛朝初年的朝堂局势，想清楚盛太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再根据此时的具体情况去解答。
“如果我没能想清楚这一点，那么在反驳方士用的时候，早就已经词穷。
“如果无法说服方士用，自然意味着盛太祖的治国理念不够清晰，最后的国祚肯定也会大幅减少。”
楚歌一番分析，越发笃定自己的想法。
他与方士用的一番争论，其实核心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皇帝是否对基层的情况足够了解。如果不了解，那就很容易会被官员忽悠。就比如方士用说的“往返动辄期年”的事情，如果皇帝不知道这些地方到京师实际上只需要不到一个月，那就很容易会被绕进去，只能用官吏们倾向的方式去办。
官吏们确实省事了，但久而久之，这种“省事”的背后会被凿出多大的舞弊口子？那可就不好说了。
第二个是，皇帝到底是跟谁共天下？
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有毛病吗？
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在“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皇帝与百姓共天下”这两个选项中二选一。
但实则，这两个选项都不对。
与百姓共天下，虽然听起来好听，但实际上却不符合基本规律。百姓是被统治阶级，皇帝和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皇帝怎么跟百姓共天下？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士大夫光明正大地喊出“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以此来忽悠皇帝。
如果治理国家是割韭菜的话，那么士大夫和地主的要求就是国家只能去割贫民，不能割他们。
对于皇帝来说，如果信了这句话，那国家恐怕也坚持不了几年。因为贫民本来也没多少财产，地主割完了国家割，割来割去不是只有激起民变一个结局吗？
所以对于脑子清醒的皇帝来说，从来不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割不动士大夫的朝代，基本上就离覆灭不远了。
而历任变法，说白了都是要从这些士大夫手里割韭菜，让他们把既得利益吐出来一部分。
有些朝代失败了，因为整个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阶层上下一体，实力太强大，皇帝也根本割不动、动不得，那么就只能继续跟这些士大夫一起欺压百姓，到最后就是国家崩溃。
正确的办法，应该是“皇帝用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说，士大夫只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如果士大夫的实力强大了，严重欺压百姓，那作为皇帝，就得割这些士大夫，让百姓能够正常地休养生息，这样国家才能稳固。
盛太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也是将百姓视为自己的私产，不可能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但至少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他更清楚百姓的难处，也更懂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如果真任由这些士大夫胡搞，真的与士大夫共天下，那大盛朝绝对活不到两百多年。
但与那些想变法却变不动的皇帝不同的是，盛太祖有办法。
其他的皇帝，面对官僚的不配合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退让。
把人全杀了没人干活了怎么办？那就只能凑合着过了。
但对盛太祖而言却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配合？那就杀！
就算把这些官员全杀光了又如何？我一个人也能把事给办了！
于是，不服气的官员遇上了治国能力爆表、精力又无比旺盛的劳模皇帝，就闹出了这样的结局。
对于官吏和地主们来说，当然是不服的。历朝历代我们都是当爷的，一起鱼肉乡里，凭什么到了你大盛朝，我们要当孙子？
而盛太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不当孙子，那百姓就要再经历一遍当年易子而食的惨剧！
所以，在盛太祖的思想中，当然不会认为自己仍是老百姓，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也不可能真的跟老百姓站在同一边。
但这种治国的手腕，确实会让老百姓过上相对好的日子。
只不过代价是，握着笔杆子的士大夫们，肯定要将之形容为前所未有的黑暗朝代、暴君统治了。
楚歌微微摇头，继续埋头在堆积如山的奏折中，寻找下一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