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温暖家园”，难民人数已经过万，早就容不下了，榆林孟家湾火车站忙的不亦乐乎，一列火车开往河湾，另一列开往东胜新街站，这两列车上一共载有三千多人口，全都是拖家带口，每家每户都领到了一本户籍证书，只要到了地方，有专人会送往驻地，有房有田地。另一列开往新街的车上也是一样，不过是去工厂做工或是开店铺的，那边有焦煤厂，炼铁厂，炼油厂，畜牧场，养殖场等。到达后自有接待人员安其所。
人口，人口还是人口，章子俊要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所以从一开始起，就准备好了面对陕西朝邑大地震后的“红利”，就是收容难民。
经过二十年来，汇集到榆林的人口已达几十万，分布在整个榆林地区，现在要控制住东胜，就要大量人口垫补，将来东胜就是整个河套内的核心。
在大量接收人口时，也接受许多“废户”，什么叫做“废户”，就是一家人好吃懒做，特别是男丁户主，拖着一群娃，女主一天忙到晚尽在房前屋后围着孩子们转了，而男主却喝的醉熏熏什么事不干，有事没事打老婆的，也不讲究卫生，在分配的房子里面搞成了垃圾场，从来不收拾。原本屋里配置的家具，床板，凳子什么的，全都烧火了，最后连门板也给烧火用了，吃饭就放在地上简单地铺一张油纸，把食物往地上抓着吃，吃完了又随地大小便，有些人把辖区内管事人员，刚发给的小羊羔抱回家就炖着吃了，发给的棉被转手卖了换酒喝等等。
这些家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化，都是文盲，往上数三代穷的叮当响，饥一顿饱一顿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分给其的田地也是撂荒着的，这些人不偷不抢，当然了小偷小摸是肯定的，被抓后对人还低眉顺眼，一副可怜相，说的话也听不明白，你能奈何，办事人员看着他们恨铁不成钢样子，还的重新解决这一家子的必要生活条件时，嘴上不说什么。可内心中的狂怒可想而知，所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家庭孩子上，几百户人家的一个居住区中就有小学，规定凡是年满八岁，不管男娃女娃都要去上学，当然了上学是免费的，还要倒贴学习用具，书本，写字本就不用说了，毛笔砚墨不可少，当然了砚台就没那么讲究了，就是一张破瓦片，几年下来读了书的孩子就能很好地与人沟通交流，家访时孩子就成了办事人员跟家主的桥梁。
王咏的弹劾最后被朱佑樘留中，近年来朱佑樘经常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有“慨然欲复”之志。史称“平台问事”，朱佑樘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依靠“清流”官吏，革除弊政，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但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
此时期的刘大夏接替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要说这位刘大夏，也是跌宕起伏，刘家也算是官宦之家，往上扒三代，祖籍山东东平，十一世祖刘宝，宋高宗时任都统制，随岳飞平定杨么起义，岳飞被害后，刘宝弃官落户于华容。刘大夏父亲刘仁宅为永乐十八年（1420年）举人，官至广西按察副使。
天顺三年（1459年），刘大夏中湖广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成化元年（1465年），翰林院拟请留刘大夏供职，但他自己要求出任吏职，于是就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调升兵部职方司郎中。
刘大夏虽是文官却是个军事爱好者，还是个军迷，家中收集了不少的地图，兵器之类的东西，通晓兵事，说起来那是一套一套地，还很有画面感，做人圆滑，人际关系偏好，在天顺朝时期就得宪宗欢喜，在任期间所奏复的内容，大多符合宪宗的旨意，受到历任兵部尚书的倚重。
正当意气风发之时，家中老夫过世，不得已服丧而去，直到弘治二年服丧期满，调升广东右布政使。后改为左布政使，调往浙江。直到弘治六年，黄河在张秋堤防决口，皇帝下诏博选才臣前往治理。吏部尚书王恕等推荐刘大夏，提升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到职后，在黄陵冈疏通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和四府营上游，以分水势。从胙城经过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长堤，共三百六十里长。水灾得到根治，此时刘大夏才真正进入到朱佑樘的眼中，赐玺书褒奖。召为左副都御史，任职户部左侍郎。
弘治十年（1497年），刘大夏受命兼佥都御史，前往宣府处理兵饷。临行前尚书周经对他说：“塞上有权势家族的子弟以买卖粮食谋取私利，你不要因刚直招祸。”刘大夏苦笑着说：“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处理，这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待我到后解决。”当初，塞上必须粟千石方能买入、草万束才得收进。由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刘大夏下令有粮草的，草百束、粟十石以上都准许买卖，权势之家想牟利也落了空。得罪了权势，那么刘大夏官运也就到头了，无奈之下使出了文人惯有的以退为进之策。
弘治十一年刘大夏连上三疏称病辞官，归乡后在东山下筑草堂，在堂中读书，被时人称为“东山先生”。真乃是虽退居山林田野，却心系朝堂。古代像这样的文人骚操作是很多的，在外人看来当官当的好好地，突然间要辞官回家，再取一个称号，住一间茅屋。接下去就是活动人脉，随即又被朝廷请出山门出仕，其必定再进一步。而且还是往后升迁的加分项。
当然了朝中一定要有人帮助运作，这样的做法有许多因素及三大好处，做官中途辞官回故土跟官途中的时局有很大关系，大多数都是官运不畅，或是得罪权贵，另外就是来时无口“落叶归根”，至于为何要“归根”，那是因为古人迷信来生转世之说。
第一类是相对于比较虚荣的官员来说的。对于这些官员，退休回乡就叫做“荣归故里”。这类人非常看重脸面，而自己能够熬到退休，也就证明自己为官没有什么污点，是正常退休。
既然是正常退休，那就是带着光环回来的，尽管已无官职，但能在朝廷混迹几十年，关系网肯定非常一般。因此退休的大臣会受到当地人的崇拜，当地的乡绅富豪都要巴结。送礼的，送钱的，甚至直接送土地的，那是络绎不绝。相反，若留在原地，反而无人问津，只能平平淡淡地度过余生，这对于平时风光惯了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有虚荣的人，就有低调的人。一些曾经两袖清风的好官退休返乡后，不入世俗，不人前炫耀。相反他们会选择教书育人，又或者在家务农，很少有悠闲自得在家养老的。
因为古代只有高级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先俸禄一半的退休金，而中等以下的官员只能靠自己生活。而这些人在当官时都两袖清风，自视清高，退休后自然也不会和乡绅富豪们同流合污，只能靠教书或者种地来维持生活。那么如果这些清官选择留在原地养老，就会面临无法生存的境地。能不能找到教书的工作且不说，手里没有土地才让他们心慌。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家乡，毕竟家乡还有几亩薄田是自己的，若还能找到教书之类的工作，那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
如果这些清官选择留在原地养老，就会面临无法生存的境地。能不能找到教书的工作且不说，手里没有土地才让他们心慌。所以他们只能回到家乡，毕竟家乡还有几亩薄田是自己的，若还能找到教书之类的工作，那日子也就可以过下去了。
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另一种没有到退休年龄做官做不下去了，内心不甘。比如刘大夏目前的举动，因得罪了权势，提前“退休”，可是又在老家开设学堂，弄个“封号”号称“东山居士”，到处宣扬，时弊朝政，指点江山。
这样的操作许多文人官吏都做过，比如陈献章，只不过陈献章是真的不想在朝中为官，称病归故里，还给自己弄出个号，叫病夫，后然想想好像不妥又称白沙子、碧玉老人、石翁等。
还有当朝的李东阳，虽然中途没有罢官回老家，可是也要给自己弄一个称号为西涯，西涯先生。这也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标志。
阎禹锡也是一样，做官做的好好地，不小心得罪贵幸，贬官徽州府经历。因母丧归乡，庐墓三年。出庐之日也是骚操作一番，后又出山升任南京国子监丞，掌京卫武学，又得到姚夔的推荐，超拜监察御史。督畿内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