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西汉宗室大臣、藏书家，汉景帝刘启第三子，栗姬第二子，废太子刘荣之弟，册立为河间王，定都乐城。为人修学好古，尤好儒术，生平致力于搜求古书，网罗儒生。从民间得先秦旧书，必会精心誊写，而以抄本归原主，并以重金酬谢，故有祖传旧书者不远千里竞相献书，因此刘德得书最多，几与汉朝廷相等。刘德多方招揽儒生，特筑日华宫，内设客馆二十余区，用以安置学士，进行学术活动，曾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由毛苌、贯公等讲解先秦典籍。曾至长安朝见汉武帝，献上雅乐，并解答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去世，谥号为献，葬于献县城东十里八册屯村。
汉承秦制，到汉武帝时，感到光靠严厉的法制，没有德行的教育，国家难以长治久安。于是，依从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实行忠君爱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书”燔炀殆尽，读书之人也凤毛麟角，恢复儒术教育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寻寻觅觅为国求书，刘德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则亲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与百姓。对不愿出让者，则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在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前来奉献，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费。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据载其量可与汉朝等。
刘德曾下令修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而刘德自己的奉养没有超过宾客，为了整理这些古籍，刘德亲自组织并参与工程。以名儒毛苌、贯长卿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着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研究、整理。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所得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组织群儒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成册。
据传，《毛诗》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诗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孙卿子，孙卿子授鲁人毛亨，毛亨授赵国毛苌，毛苌被刘德招为博士，《诗》遂为刘德所得。为与当时流传的《齐诗》、《鲁诗》、《韩诗》相区别，毛苌所传之《诗》冠以“毛字“，谓之《毛诗》，齐、鲁、韩三诗早已失传，只有经过刘德不懈的努力研究整理过的《毛诗》长时间在世界上流传，使《毛诗》成为我国注解《诗经》的专着。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着，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着作。汉朝初年，北平侯张益及长沙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等皆修写《春秋左氏传》，贾谊将《左传》授予赵国人贯长卿，人称之为贯公，被刘德招为博士，随将《左传》系统加工整理、校实解释，才成为今古名篇。
经过艰苦的校勘着作而整理出大批的正本书籍，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籍献于朝廷，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并在三雍宫召见，还询问有关儒学的30多个问题，刘德当场对答如流，论之有据。
当时，各诸侯王和重臣们也有献书献策者，但多是一些杂家所论，没什么参考和收藏价值，唯刘德所献之书，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家经典，多是精品。因此，汉武帝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亲自把盏钦命赐酒，并赐金帛奖赏，一时之间刘德贤名传遍天下。
朝廷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京师设立太学，由五经博士任教师。博士教授弟子的经书，均用汉朝通行之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儒学“天人感应”理论和“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这些理论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学说受到汉武帝的支持，朝廷于是确立尊儒重书之国策，这对于一心想要振复儒学的河间王刘德来说鼓舞极大。
刘德收集整理儒学典籍的功绩，和其在武帝京师问策中，表现出来的儒学造诣，按理说一定会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应得到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的赞赏。然而，令刘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对德行与学问兼盛且声着朝野的他心生猜忌，并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告诫刘德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你刘德要谨守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觊觎汉朝神器。
这对衷心献书、渴望汉朝儒学昌盛的刘德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且刘德所献书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处仓库而未有发挥作用，所献雅乐虽然也让乐官演习，但并不常为朝廷所用。心灰意冷的刘德回到封国后，纵酒听乐，自我麻痹，四个月后，刘德命归黄泉，享年不足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