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纮，字子纲，广陵人，孙策、孙权谋士。
张纮，早年到洛阳求学，钻研《易》、《尚书》、《韩诗》、《礼记》、《左氏春秋》等古代典籍。回到家乡后，被推荐为茂才，而张纮并没有接受，此时张纮已经是声名遐迩了。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张纮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居江东，此时正值孙策招募队伍，张纮便和同郡秦松一起投奔了孙策。《三国志·孙策传》中更是提到：“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三国志·陆绩传》云：“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这说明张纮和张昭一样，共同参与了孙策在江东一系列战役的策划工作，足见张纮在这个时期的地位。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中还提到：“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后来孙吴的继任者孙权对张纮也是非常尊重。同传注引《江表传》中说：“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张纮，为孙策政权确定了堪与《隆中对》媲美的国策，明确了孙吴政权的发展方向，《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云：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馀兵，就舅氏于丹杨，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雠雪耻，为朝廷外籓。君以为何如？”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雠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籓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这个发展国策，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张纮完全同意孙策的既定策划，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孙策更加明显，在表述中，孙策还不敢正面提到消灭袁术，全部攻占扬州，以及夺取刘表所据有的荆州。张纮则明确说“荆、扬可一”，即是在“收兵吴会”后，立即消灭袁术，并乘胜进攻刘表，夺取荆州。同时他还不满意既定策划的最后目标，仅在于建立一个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亦即孙策所说的“外籓”，而是“据长江”，攻灭异己。然后打着“匡辅汉室”的旗号，一匡天下。这个建议，有的属于当前的，有的则是远景，补充并发展了孙策的既定策划。这是孙策政权建立和发展的蓝图。从此，张纮成为孙策政权的重要谋士之一。
张纮的建议简单明了，既没有《隆中对》中所谓“复兴汉室”的空洞口号，也没有《隆中对》中那些遥远而未必正确的战略远景，而是一针见血，为孙吴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由此可见张纮此人的远见卓识。
张纮的第二个功劳，就是促成了曹魏和孙吴的暂时联盟，为孙吴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纮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雠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
另外在《三国志·孙策传》中还记载了一件事情：是时哀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综合这两段资料，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张纮在出使许昌以后，促成了曹操与孙策的结亲；而当孙策新亡，孙吴政权内忧外困的危局下，张纮凭借一己之力，不但成功说服曹操放弃了对孙吴进攻的企图，而且进一步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后来进行的内部稳定的战争中，曹操一直没有进行干涉，这从客观上为孙权成功平定江东的叛乱、巩固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云：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纮辄拜笺答谢，思惟补察。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与张昭草创撰作。纮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三国志·张纮传》云：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既还，明年将复出军，纮又谏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于是遂止不行。从这两段资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孙吴政权的稳固，张纮不但在幕后运筹帷幄，而且亲临前线献计献策。如此尽心尽力，难怪孙权会对张纮十分尊敬，同传注引《江表传》中说：“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张纮为孙吴政权立下的第四个功劳，是建议孙权建都秣陵。张纮认为秣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后来刘备到访东吴时，也认为应该把都城定在秣陵，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孙权后来也实现了张纮的遗愿——建都秣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抛开所谓的“地有其气，天之所命”不谈，一个国家的定都，本来就意义非凡。定都秣陵，符合“天子守国门”的原则，也表明孙吴发展、防御的重点放在曹魏方向，是国家基本国策的一个表现形式。
张纮在还吴迎家的路上病故，临终之时，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纮反复告戒孙权“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信中的言语同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作为为孙吴政权草创、建立、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两朝元老，张纮没有另外一名元老张昭的固执，动辄以顾命大臣自居，而是居功不自傲，“厚自挹损，不敢蒙宠，权不夺其志。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时时提醒孙权，语重心长，同时不忘君臣之礼，难怪孙权会“省书流涕”，伤心不已了，足显一代名士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