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8日傍晚，暮色下，沪宁铁路上一列沉重的火车，正由西向东怪啸着疾驰而来，列车的编组很是奇怪，只有靠近车头的是一节客车车厢，其它有二十几节全是闷罐货车车厢。
这时，在客车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下，几个军官正在围着一张桌子看地图，为首的一人正是周文。
原来，早已预见到淞沪抗战即将爆发的周文，这次是铁了心要带着佣兵团参战，他早在一月中旬后就开始秘密进行了内部动员和各种准备，等到1月29日收到日军已经进攻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就把一封早已经拟好稿的电报发往了中央党部。
电文的内容很简单，意思就是听闻日寇再次侵我河山，欺我国人，山西省党部警卫处自处长周文以下1228名将士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特向中央党部申请，以中央党部直属武装的名义，自筹军费，前赴淞沪前线参加抗战。全军上下决心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誓死抗击日寇的侵略，以扬我国威和党威云云。
这封电报一发到中央党部，立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为啥？
被震撼到了呗。
你想想，中央党部在南京政-府里虽然名头很大，但却是有名无实，在党部的各级组织中，真正掌握实际党务权力的是组织部。组织部是由哪位校长授意陈氏兄弟掌控，算是校长的势力范围。
而原本应负重要政治责任的党部执行委员会无权甚至“无职”(在行政部门没有实际职务)。一班中委不但不能参与国家机要，甚至连工作的性质和目的都不明确。
再加上内部派系林立，热衷于内斗，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权利还被众多派系分解和瓜分，这个中央党部的名头拿来唬唬地方和老百姓还可以，在南京高层里就变成了无权无势的纸老虎。
现在这只纸老虎忽然发现自己的下属居然不声不响就发展了一千多人的武装，哪怕这支武装目前不是中央党部所能控制的，但是名义上也算是党部的下属不是？而且还将代表党部去前线抗日，这正是大振我中央党部名声的好时机，借此可以向全党全国彰显我中央党部一心为国，奋勇抗击外敌之决心和举措。
于是，中央党部的那些大佬们一改往日推来挡去、推诿扯皮的官僚作风，难得上下一致地就在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特别会议。
经过几个委员苦口婆心，口干舌燥地一番论述和劝说，除了组织部的代表表示反对外，其他委员一致同意批准周文的请示，并且连这支武装的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做“中央党部抗日义勇军”。
于是几个中央党部的大佬就拿着周文的请示电和中央党部的批文，来到了才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对着校长就是一阵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反正一副你不同意我们就不走了的意思，却不知周文早就授意刘若水这个校长的心腹在同一时间给校长也发了请示电报。
校长当然知道当年那个睚眦必报的刺头小土匪，现在在山西混得是风生水起，连孔、宋、刘几大家都被他拉成了一伙，又是办钢厂又是开药厂的，但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隐隐感到当年怕是小瞧了这个小土匪了。
不过现在这样也好，周文越有本事，闹腾得越欢，头疼的可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山西王了，就让这两个滚刀肉搅一块儿闹去吧。
当收到刘若水的来电时，校长就没打算反对，为什么呢？就因为虽然这次肯定是要支援淞沪前线的，但是调动部队是需要时间的，何况还有一个大困难没有解决，那就是钱。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就是钱和粮，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无钱也无粮。
要知道由于九一八事变应对失措，面对国内上下潮水一般的谴责和愤慨，再加上几个政敌也带头跳出来发难，校长不得不宣布下野以对国人，直到前几天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才又重新出山。
结果下野才短短几个月，回来就要面对一个烂摊子，就是中央财政紧缺，现在连自己的嫡系中央军都欠饷2个月了，所以校长回来这几天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到处筹措军费。好在一直支持他的江浙几大财团都答应了给钱，可也需要点儿时间不是？
在军费到位之前，部队是不可能调动的。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旧军队里，怀有国家大义和民族情怀的官兵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奔着那点儿能养家糊口的军饷来的，没有那个将领敢欠着几个月的军饷还带兵上战场的，那是纯粹找死的行为，弄不好还是被自己的士兵打黑枪打死的。
更何况一般上战场前，按照惯例还要发一笔开拔费以安军心，还要留一部分现金作为赏金和奖励，以备一些关键战斗时用来激励士兵的士气。还有各种后勤供应，战场消耗等等，处处都需要钱啊。
而周文的电报里却是明确了不需要中央一分一文，军费自筹，这可就真的很省心了。
别看只是一千多人的部队，如果能很快就开到淞沪战场，对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第十九路军官兵的士气将会是极大的鼓舞和振奋，表明了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和抗战的决心，同时又能对全国民众期盼中央奋起抗日的呼声和群情激奋的情绪有一个交代。
校长可是通过英美方面提供的情报得知正有大批的日军和军舰离开日本，向上海驶来，在这个危机时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更何况周文的能力校长是清楚的，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只要他上了战场，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时的校长不过是故作姿态，正好拿捏一下这几个党部大佬，当初逼着自己下野的也有这几位的份，今天不让你几个把嘴说破，我就不姓那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