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舆论的把控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肯定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李天赐相比拟的。
他的三篇文章不仅让整个大唐都痛快的接受了主动投靠的三个国家，更是让奚俊楚等人对大唐心生感激。
做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在大唐的旁边生存本来就是提心吊胆，他们的投靠从根本上来讲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家族能够安稳的繁衍下去罢了。
这些本来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他们也没指望大唐能够对他们如何照顾，能够留在各自曾经的国家继续主政一方已经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现在大唐又对他们进行大肆宣传，三人的心中都很明白这明显就是主动在给他们造势来博得一个好名声。
李天赐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只是这一招就已经让奚俊楚等人彻底的对大唐死心塌地了。
当李天赐再次回到封州城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份了，这一次出行一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里就能够看出其他国家和大唐在基础建设上的差距。
本着要想富先修路的原则，李天赐给沿途所有县市的建议都包含修路这一项，于是在春耕开始前的这一段时间大唐各地的道路建设又一次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这么多的地方需要花钱，而能够跟大唐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却是越来越少，这就给大唐的财政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尽快改善大唐的外贸环境李天赐在回到封州城不久就建议李铮在沿海地区再选择几处地方建设船厂。
现在南通州的那艘货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好几个月情况一直都很稳定，这就说明汽轮机的技术还是很成熟的。
虽然它的重量大，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最起码可以保证正常使用，而且航行的速度也要比风帆动力快的多。
先不说后期的柴油机和燃气轮机的使用情况如何，光是汽轮机的技术就已经可以在新建的船厂中使用了。
李天赐同时也在想办法刺激大唐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像轿车之类的一些高端产品都加快了上市的步伐。
除了轿车以外李天赐还推出了很多日用品和化妆品，什么口红，眉笔，什么洗发水，擦脸油，还有牙膏牙刷，就连女人用的姨妈巾他都给弄出来了。
电器方面经过长时间的研制单冷空调已经研制了出来，李天赐又让杜仲尽快研究冰箱和洗衣机，这些东西的原理简单，很容易就能量产出来。
做完了这些他又催着张世鹏和郭小杰抓紧研制摄像机，同时还让郭小杰的两个学生尽快研究出随身听。
啤酒花的种子他已经全都交给了农学院，让他们尽快进行育种推广，就连啤酒的酿造方法他都一并交给了农学院。
至于外贸方面，哈克国现在已经成了大唐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了正常的日用品以外，李天赐还向他们推荐了大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比如拖拉机，卡车以及摩托车，化妆品，照相机等等。
可惜的是他们现在大部分还是以游牧为主，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定居，要不然李天赐绝对会将家用电器都推荐给库尔班。
李天赐在封州城里想尽办法来解决大唐的经济问题，却不想有人正千方百计的想要解决掉李天赐。
巴国，这里与以前的蜀国接壤，地形复杂多样，以高山盆地居多，疆域的面积大，民族的组成也是多种多样。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便，因此在上一次针对大唐的行动中这里并没有受邀参与，也算是躲过了一劫。
本来巴国的国主还在为这件事感到高兴，没想到刚过不久大唐的民族政策就公布了出来。
这一下可是差点没要了他的老命，巴国的少数民族达到了五十多个，光是比较大的民族聚居区就有五六个。
以前主要靠的就是武力镇压的手段才能使得各个少数民族老实听话，（之前其他国家的做法也都是如此）一直倒也没出现什么大的动乱。
可是自从大唐消灭了蜀国，特别是大唐的民族政策在蜀国推行开来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先是与蜀国接壤的一些地方开始有少数民族的百姓悄悄的去大唐打探具体的情况。
随后就开始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拖家带口的想要润到大唐去做那里的子民。
可是大唐虽然同情他们却也不可能冒着外交风险去接收这些人，于是他们被大唐的边防人员发现以后纷纷遣送了回来。
巴国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自然而然的对这些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这就使得他们的心里对巴国的怨恨更深了一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少数民族的心里越来越渴望能够拥有和大唐一方的百姓同样的待遇，于是他们就开始向巴国提出条件。
巴国的国主可没有大唐的魄力，当然不可能答应他们，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都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
幸亏巴国以之前也获得了制造枪械的技术，才能在短时间内镇压了暴乱，不然的话这一次他们的政权还真的有可能会被推翻。
不过虽然如此巴国的统治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内的政局依然很不稳定。
想到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唐造成的，而且主要的推动者就是大唐的太子李天赐，巴国的国主就恨不得生吃了他。
由于大唐的实力太过恐怖，正面硬刚的话巴国肯定会瞬间灭亡，所以巴国的国主就想到了一个比较阴损的办法。
他安排了一批手下的心腹以经商的名义进入了以前的蜀国，然后就有人开始秘密的联系这里的少数民族。
无论大唐的政策多好总有些游手好闲的人是感受不到好处的，这些人就成了巴国联系的主要目标。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些人终于用高价买通了三名彝族的无业游民，在许诺了他们荣华富贵以后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让他们去想办法暗杀李天赐。
巴国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泄愤，另一个就是为了让大唐对这些少数民族感到失望，从而改变他们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