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着疲惫的身躯，我缓缓推开家门，那曾经熟悉且温馨的空间，此刻却被沉闷的气息紧紧包裹。
妻子常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满脸写满了忧心忡忡。她的眉头紧蹙，仿佛拧成了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死结。那眼神中满是焦虑，深沉的忧虑如同厚重的乌云，沉沉地笼罩在她的心头，也压在了我的心上。
房间里的灯光昏暗而无力，幽幽地洒在角落里，似乎也在默默映衬着我们此刻沉重的心情。我在屋内焦躁地来回踱步，犹如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狂躁野兽。我的脚步沉重而急促，每一步都仿佛踩在自己焦虑不安的心上。心中的纠结如同一团乱麻，让我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喃喃自语，声音中充满了无助与迷茫。我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究竟是该实事求是地讲出一切，还是按照安书记的意思去说呢？这个问题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决定，如果确实需要把事情说清楚，那就只有选择实事求是，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陈述出来，表明这一切与我个人的升迁毫无关系。实际上，和施有为儿子施行的几次交往，的确与我的升迁没有丝毫关联，毕竟，那时的我已经是副县长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常英，常英听后，脸上立刻露出紧张的神色。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中充满了担忧。
“我当时曾劝过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根本没有必要。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副县长，分管农业，不参加什么常委，或者不做常务副县长，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是不听，现在惹出麻烦了吧！”常英的声音微微颤抖，显示出她内心的极度不安。
我烦躁地提高嗓门说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再说了，我担任常务副县长跟这些事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带着愤恨不安与无奈。
常英着急地说道：“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啦？”
我也觉得常英说的确实在理，同时也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泥潭。我无奈地对常英说：“如果是我们拿了人家的钱，现在还能退给别人或者交到有关部门的特殊账户，可这钱是送给别人的，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被组织追究呢？”我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助和迷茫。
常英对此也是毫无头绪。她低下头，沉默不语，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这一夜，夫妻二人的心情都无法平静，家庭生活也被忧郁、焦虑、困惑的阴影所笼罩。
房间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仿佛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窗外，夜色如墨，寒风呼啸着吹过，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可能的后果，心中充满了恐惧。
我开始回忆起过去的种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如果当初能够听常英的话，也许就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我想起了自己在副县长的位置上，曾经也有过很多满足和自豪的时候。那时，我为自己能够为百姓做一些实事而感到欣慰，为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而骄傲。可如今，这一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麻烦给打破了。
其实当时我的二弟就在东河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职务，如果过去跟他商量一下，说不定会有更好的能向组织解释清楚的办法。另外，县纪委的邢为民书记也和我是沾亲带故的挚友，如果主动向他请教，也可能会提供一些对处理问题更为有利的办法和主意。可我都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怕丢了面子，放不下身段。另一方面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现在没必要让太多人知道。
到时候自己跟组织把事实说清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不管是亲人还是好友，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都被我拒之门外。内心焦虑恐惧不安，外表却强装欢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元月 6 日上午，阳光依旧苍白无力，寒风依旧凛冽刺骨。天空中阴云密布，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安书记陪着我到市农业局去报到，市委组织部的魏副部长也一同送我到农业局，简单地向在办公室的农业局党组成员介绍了我的情况。巧的是，农业局党委纪检组长正是当时代表市委组织部到河湾考察我的那个人。他当时便提起了当年考察的相关情况，让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十分融洽友好。
然而，我的心情却依旧沉重。虽然表面上与大家打着招呼，微笑着回应着他们的问候，但内心却充满了担忧。我知道，这个新的环境并不能让我摆脱困境，反而可能会让我更加焦虑。
报到之后，我在家休息了几天，就开始正常上班。市农业局的工作氛围与县政府截然不同，这里显得格外清闲。市农业局现有四位副局长，我调进去之后，就成了第五名副局长。
坐在办公室里，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心中却没有一丝轻松。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我怀念着在县政府的日子，虽然忙碌，但却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现在，我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在市农业局的日子里，我并非因为调任农业局副局长而感到不快，而是为曾经和施行有过三次钱物交往而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个关乎自己命运转折、个人兴衰存亡，甚至整个家族和子女前途未来的重大问题。
住在市农业局招待所，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的内心始终无法安宁。“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每天心都像被掏空了一样难受。除了跟家属交流，也不敢向他人请教对策。
我懊悔当初没有把控好自己，悔不该有患得患失的心理，悔不该和施行有三次钱物交往，悔不该当时不听妻子常英的提醒，悔不该在春风得意时忘乎所以，悔不该忘记父母的教诲，悔不该当初对法纪毫无敬畏之心。悔不该有这攀高枝的心思，悔不该……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市人代会召开，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整天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别人都以为是常务副县长调到市农业局任副局长心里不痛快导致的，实际上，压在我心头那难以言说、无法倾诉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这个不幸的境遇。
到后来实在无奈，只好学着鸵鸟的心态，把头埋在沙子里，等待灾祸的降临。
房间里寂静无声，只有我的叹息声在空气中回荡。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景色，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其实当时如果自己主动向市委主要领导人万为民书记老老实实地说明事实真相，作出深刻检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一方面万为民书记和我都曾是省委调干生委培于江苏农学院。万是首届，而我是末届。有着可以牵扯的渊源。如果通过淮上县和他同班同舍的校友祈明仁同志沟通，一定会得到他的理解和帮助；另一方面，有个良好的认错态度，组织上肯定也会给条出路的。然而我当时恰自作聪明，认为已经和省纪委办案组的组长董敬高面对面深刻检讨过，又递交的书面检讨，并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和理解，而且还明确表示让我好好安心工作，此事到此为止，不再深究等等。实际上是我自己愚蠢至极，放弃了向市委或市纪委领导主动坦白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和可能。
市人代会期间，我曾经想把我和施行的三次钱物交往关系情况跟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冒铃同志谈一谈，但又觉得难以启齿。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二弟甄玉。他也认为现在谈这事不太合适。同时甄玉也帮我分析了一番，认为这点事不会引发什么大问题，等事后再和冒铃说明情况，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其实在这期间，冒铃曾在一个晚上打电话给我，专门问我和施行有没有钱物往来问题。
我当时愣了一下回答：“没有！”冒铃说：“没有最好，他已经被‘双规’了，这个孩子，本来很好的前途可能就毁了，靠他老子也没用。”听着冒铃讲了一番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在电话里邀请冒铃有机会到市农业局，有事想请她帮忙。其实当时如果如实跟她把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她既是纪委领导干部又是多年的同事朋友。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放下脸面，不是不信任，也不是要面子，更主要的是太自信，太心存侥幸。
事发后，我曾无数次回忆起此事，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初没有跟冒铃同志说清楚，白白辜负了她的一番关怀之心。多年后都觉得无颜面对她。第二天冒铃在上班时来到市农业局门口，我们在广场上站着聊了几分钟，本来想讲和施行交往的事，可不知怎么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扯到了关于小洋到市中读书的事。冒铃表示会帮着找谷建局长，说巧不巧，话刚说到这儿，谷局长正好上班路过此地，冒铃顺着话题跟谷局长说了，谷局长表示会找市中校长谈谈这事，估计问题不大，并表示会适时安排为我接风。冒铃开玩笑说：“我来做东，请谷局长作陪，有可能把市中校长也请来。”关于小洋读书的事基本上就这么定下来了，而原本想讲的话又岔开了。至今我仍然坚信，当时如果跟冒铃讲清楚，向她请教，以她当时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的身份，于公于私她都有解决困境的办法。肯定能够化解这场危机，转危为安。然而就这样又一次化解风险的机会与我失之交臂。
人代会期间，施有为主任多次出现在会议主席台上，但他没有主持过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是由田副主任做的。在主任没有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任做报告，这是极为罕见的，当时我分析这可能是施要出事的征兆。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但谁都没有公开说出来。回到农业局后，其他几位局长问我，施书记有没有出席会议，我说出席了。他们都不再接话，彼此却心领神会。
在人代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冒铃的丈夫荣正青同志，作为我的好友，同时担任着市茧丝绸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来到我的宿舍跟我闲聊。
谈到马平等人的案件时，他不停地摇头，认定这些人太愚蠢，为什么把金钱看得那么重，又为什么不早点想办法应对，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我听到这些，心里很有感触，当时特别想把自己藏在心底的秘密全部说出来。
可最终还是因为那要命的面子问题，紧闭双唇，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就这样，又一次绝佳的化解机会与我擦肩而过。
如今回想起来，倘若当时能够放下所谓的面子，把这一切跟他坦白，或许就能多得到一个主意，获得一份帮助，肯定不会是现在这般糟糕的局面和凄惨的下场。
这官场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让我深深地陷入了迷茫、彷徨与徘徊之中，内心充满了不安。未来的道路究竟通向何方？我竟然一无所知，就像在黑暗中迷失的羔羊，找不到那一丝希望的曙光。
我在这迷茫中苦苦挣扎，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困境。但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