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院蒙学堂的筹备在叶明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宋应文负责遴选蒙童（首批只收了十二名年纪在八到十二岁、心思灵巧的工匠子弟），并编纂《千字文》简化版作为识字教材；
林文博则全身心投入，将《基础算学启蒙》修订版打磨得更加浅显有趣，他甚至别出心裁地编了几首朗朗上口的“算学口诀”，方便蒙童记忆。
叶明特意将蒙学堂设在格物院一个相对独立、采光良好的小院内，粉刷墙壁，定制了矮桌和坐垫，营造出不同于传统私塾的宽松氛围。
这一切，都在低调中进行，并未大肆宣扬。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家及其关联势力，在商业窃密、学术诋毁效果不佳后，开始了新的动作。
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更“正统”、更难以辩驳的路径。
这日朝会，一位素以学问渊博、清流自居的翰林院学士，出列上奏。
他并未直接提及叶明或格物院，而是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论述“学问之根本，在于明心见性，恪守圣贤之道”。
进而话锋一转，痛心疾首地指出：“近来市井之间，有所谓‘新学’流传，标榜‘实用’，妄改数符，摒弃珠算筹算之古法，更有甚者，鼓吹‘工匠之术’可登大雅之堂。此风若长，恐动摇国本，使士子舍本逐末，鄙薄经义，长此以往，圣学不存，人心沦丧矣！”
这番言论，站在道德和学问的制高点上，立刻引来了几位同样持保守立场官员的附和。
朝堂之上，顿时弥漫开一股对“离经叛道”之事的忧虑氛围。
端坐龙椅上的李云轩，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他目光扫过下方，在垂首肃立的叶明身上略微停顿了一瞬，并未立刻表态。
下朝后，叶明刚回到兵部衙门值房，李君泽便急匆匆赶来，屏退左右，脸上带着愤懑：“明弟！你可听到今日朝会上的言论？简直是胡言乱语！他们不敢直接说你，便指桑骂槐，用这等大帽子压人！”
叶明请太子坐下，亲自给他倒了杯凉茶降火，神色依旧从容：“表哥息怒。此乃意料中事。他们见直接攻讦无效，便转而攻击‘新学’本身，试图从根源上否定我们。这恰恰说明，他们开始害怕了。”
“害怕？孤看他们是冥顽不灵！”李君泽余怒未消，“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明弟，你可知如今国子监和一些书院中，已有博士、学生受此言论影响，对格物院和《算学启蒙》颇有微词？长此以往，恐不利于新学推广。”
叶明沉吟片刻，道：“表哥，对方占据‘道统’高地，我们若直接与之辩论何为正统学问，正中其下怀，陷入无休止的口舌之争。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实效’。”
他顿了顿，继续分析：“他们可以批判‘格物数字’非正统，却无法否认它能更快更准地核算钱粮；”
“他们可以鄙薄工匠之术，却无法否认‘瑾车’能省力，‘新纸’能利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争辩，而是让更多的事实说话。”
“你的意思是？”太子冷静下来，若有所思。
“请表哥助我两件事。”叶明正色道，“其一，请殿下在合适的场合，比如东宫讲学或召见年轻官员时，不经意间提及算学于经世致用之重要，甚至可让他们现场用新旧两法计算同一难题，高下立判。其二，格物院蒙学堂不日将开课，我想请殿下……在开课那日，偶然路过，入内一观。”
李君泽眼睛一亮：“你是要让孤去给蒙学堂站台？以此表明东宫的态度？”
“并非明目张胆的站台。”叶明微笑道，“只是‘偶然’路过，好奇一观。殿下身份尊贵，您的偶然之举，其意味，自会被人解读。这比我们自己去辩解，有力得多。”
太子抚掌笑道：“好！就依明弟所言！孤倒要看看，那些腐儒，见到孤对蒙学堂‘感兴趣’，还敢说什么！”
数日后，格物院蒙学堂正式开课。
清晨，阳光透过新糊的窗纸，洒在干净明亮的学堂内。
十二个穿着干净但打着补丁衣裳的孩童，有些拘谨又充满好奇地坐在矮桌前，面前摆放着笔墨和崭新的《基础算学启蒙》（黄草纸印制版）、《千字文》简化版。
宋应文和林文博身着整洁的儒衫，站在前方。
宋应文气质儒雅，先温和地讲了课堂规矩和识字的重要性；林文博则显得有些紧张，但当他开始讲解第一个“格物数字”时，那种对学问的虔诚和热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用生活中分饼、数棍子的例子来解释“1、2、3”，引得孩子们瞪大了眼睛。
课程进行到一半，学堂外传来些许动静。
只见李君泽身着常服，带着两名随从，仿佛信步闲游般走到了小院门口。
“哦？此处何时设了学堂？倒是别致。”李君泽故作惊讶，在宋应文和林文博慌忙出迎时，摆手示意他们不必多礼，“孤只是路过，听闻此处书声琅琅，心生好奇，进来看看。二位先生继续，不必管孤。”
他饶有兴致地走到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真的就像个旁听生一样，看着林文博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听着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念着“格物数字”。
太子的到来，让宋应文和林文博更加紧张，却也更加卖力。孩子们虽然不认识太子，但见先生们如此恭敬，也知道来了大人物，个个挺直了小腰板，听得格外认真。
李君泽听了一会儿，尤其是当林文博用一道“分果子”的应用题，引得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用刚学的竖式计算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甚至在课后，走到一个算得最快最准的孩子面前，摸了摸他的头，温和地鼓励了几句，还赏了一把宫里的糖果。
太子“偶然”参观格物院蒙学堂，并表现出赞赏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特定的圈子里传开。
那些原本受保守言论影响，对“新学”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人，开始重新掂量。东宫的态度，无疑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与此同时，叶明指示墨痕，将蒙学堂上课的情形（剔除了太子部分），以及孩子们认真学习、运用新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场景，通过可靠渠道，悄然散播出去。
没有高调的宣传，只有朴实无华的记录，反而更显得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