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九月，改革的春风还没吹遍神州大地，但春江水暖鸭先知，李旭东办了家国营的建筑公司和市政工程公司，用于建设宝安县的三通一平工程建设。
两家国营公司只有场地，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人员，设备李家有不少，为了避嫌，李旭东让陈雪茹用极低的价格租给了这两家公司。
于是，靠近罗湖和福田的平地上，大量集装箱改建的房屋堆叠在一起。第一批一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已经到位，正在进行培训工作。
李家在香江的地位不是盖的，只是在电视台打了个广告，第一家“粤字001号”的“东莞太平手袋厂”的港资企业，就成为了内地首家“三来一辅”的加工厂。
当时内地生产的都是军绿色的帆布袋，有的还印着“红五星”或者是头像。太平手袋厂生产的手袋却是人造革、尼龙布为材料，还什么颜色都有，款式新颖，非常时髦。销售渠道也是通过香江，直接售往阿美莉卡。
为了方便，张子弥还建立了一个保税仓，把原材料先放在一个地方，工厂要用的话，再发出去，再登记用了多少，再打税。
第一个保税仓，就是这么来的。
与此同时，有香江“毛纺大王”之称的港商曹光彪，与华夏纺织品进口总公司粤省分公司“筹办毛纺定点厂协议书”的签订仪式在濠镜举行。
工厂选址在珠海，命名为“香洲毛纺厂”。不过由于需要建厂，该厂得等到明年才建成投产。
忙不过来的李旭东接到通知，让他陪着香江的观礼团参加国庆典礼。
“都有谁啊？”李旭东问秘书小文。
“团长是庄世平先生，成员有霍先生、包先生、郑先生、胡先生，以及陈雪茹女士和安娜女士、娄晓娥女士等等。”小文恭恭敬敬的回答道。
“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了，你跟老庄说一声，我没空，请陈雪茹女士代为接待吧。”李旭东是真的很忙。
到了十月底，国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
这意味着上山下乡将成为历史，那些下了乡的知识青年开始找回城的门路，不少消息灵通的同志听说宝安县招工人，待遇比内地的工资都要高一截，都想方设法的找门路，打申请，请求过来支援建设。
招人这种事情轮不到李旭东来操心，会议室内，摆在他身后的是一幅巨大的宝安县规划图。
“我们不仅要考虑好地铁，还要保证即使遇到了强台风，我们的下水道也能不受影响。我的意思是请德国的专家来为我们设计，他们在青岛聚居区的排水工程就做得非常好，如果咱们能达到并超过青岛的水平，多花些钱，我也觉得值得。”
晚清光绪年间，清政府被德国胖揍一顿，甩手就割了青岛。而后德国人刺刀闪亮杀到，上来就划片占地强拆，青岛口和青岛村一带的黄金地段，统统被德国人强制划走，成了白人专用生活区。
以德国人严谨认真的性格，占了好地段更得住得舒适安全，城市排水更马虎不得。于是完全以德国最先进工业技术修造的城市排水系统，就这样在青岛应运而生。
这套排水系统有多强大？首先是领先全球的理念：雨污分流，也就是雨水排泄与生活污水排泄分开处理，专门修筑十二条分流雨水的暗渠，总长5464米，更有总长29点97公里的排雨水管道和41点07公里的排污管道。
这套排水系统的工艺水平，却更强大得令当时国人咋舌：独特“V”字形水泥抹面陶瓷贴底的德式排水管，横断面八十公分，且哪怕水量极小，都能保持高速排泄。
比这更让当时国人震撼的，是那些专用排雨水的暗渠，基本都是直径半米以上的大管道，宽敞到人都能站立，沿海暗渠排泄口，直径更到两米，今天每当青岛排水，它都忙得热闹。
“下水道又看不见，咱们花大价钱，值得吗？”不少同志觉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哪怕是修个港口，也比修下水道要强。
“不对，下水道不修好，就会造成常年污水横流，且瘟疫传染病横行，走在街上臭气熏天，根本没法住人。咱们现在开发的只是一个镇，可随着城市的扩容，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是排水系统先行。排污排水管道铺好了，其他才跟进。”
“而且将来的电缆和各种管道，也将通过下水道往外连接。那些招来的知青应该也学的差不多了，下个月一号就开始动工建设吧，让他们严格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进行施工，尽可能的不出现事故。”
李旭东可不希望将来好好地一条路，自来水公司挖完，煤气公司挖，煤气公司挖完，又有其他部门过来挖。这样一劳永逸的工作方式，才最节省时间和成本。
有些工作不好做通，毕竟李旭东的思想太超前了，一个县能用得上地铁，这在领导眼中，似乎就是个笑话。
“可是中央拨下来的钱不够啊，是不是再向上面申请一些？”负责财务的常务副主任李时文说道。
“不够就直接找香江的老庄贷款，用三年内的赋税作抵押。这帮家伙回来也不来找我，这是怕我把他们的产业拉到内地来啊。”李家虽然有钱有银行，但与钱沾边的事情，李家要尽可能的避嫌。
国庆典礼，上面请了不少香江的大佬们。在参加完典礼之后，这个代表团又是飞机又是船、火车、汽车的，一路上到了长安、蓉城、渝市、汉江、花城等地，花了二十多天参观。
可上面也不想想，尽管释放了善意，这在内地开办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那么好当的么？只有让小鱼小虾米先来试试水，他们占到了便宜，那帮大佬才敢动。
十一月一日，超过万名建设者齐赴工地，开始了宝安县的建设。热火朝天的现场，不少香江的技术人员操着非常不熟练的普通话，拿着对讲机指挥着手下的工人同志干活，李旭东也戴着安全帽混迹在人群里，连着干了半个月。
“领导，您看，咱们招商局都这么低三下四了，那些香江的资本家根本不听招呼，怎么请都请不动他们啊。咱们还得向上汇报成果呢，没有优秀的业绩，这可怎么办呐？”招商局的欧阳副董事长是位老干部，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梧桐树还没栽种好，哪里引得来金凤凰哟。等咱们把三通一平做好了，这梧桐树的芳香自然能引来港资和国外的热钱。下一步咱们把政务大厅弄出来，把效率拉上去，大事小事都在政务大厅里解决，甭管是金凤凰、红凤凰还是粉凤凰，咱来个一把抓。”
李旭东倒是一点都不急，自己家里几个老娘们的意见都没统一，何况是那几个人老成精的资本家。
这也是现在的形势还没完全明朗，《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了分水岭，一边是回忆，一边是变革。你说，当时的编辑，是怎么决定把语录收起来的？权力和信仰之间的博弈，是顺应大潮，还是逆势坚守？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七十年代末，整个华夏社会已经翻天覆地。十年的混乱刚结束，新领导人走上前台，大家一半是迷茫，一半是兴奋。
队伍里有人怀念往日的红色标语和口号，觉得一句“为人民服务”才让人心里踏实；有人盯着经济数据和国际新闻，希望抓住新世界的窗口，让自己和孩子们过得更好。
有些干部、学者心里还撒着小九九，觉得太快改变可能会丢失精神支柱，有点像“拆老房子，一砖一瓦都不舍得”。另一批人则鼓掌叫好，认为这是新时代的信号，不改就是守旧。
在一个刚刚走出那么多乱事的国家，大家会不会对变化感到不安？有人忧心忡忡，生怕乱了阵脚；又有人跃跃欲试，想着能不能趁“大放开”捞点机会。
报社里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编辑暗里嘀咕：“是不是我们把历史忘得太快了？”还有老资深记者，哭笑不得地说：“今天语录不印了，明天会不会连这个报纸也'改头换面'？”这些声音没人敢大声说，但一点点积压心头。
实际情况是，语录没了，老百姓也没马上适应。有些家庭甚至专门把小红书收好，说不定啥时候还得用上——这就像储蓄罐，平时没事，遇到困难了总有种“备用能量”的感觉。
政策出来后，鼓励大胆探索，不再完全用一句话指挥所有行动。外资来了，知识分子兴奋，也有人觉得头脑发懵。乡下的大伯问：“以后还要看报纸学哲学吗？”城里的白领则希望新闻能带来更多实际信息。精神和经济，理想与现实，一时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谁也不知道哪头会掉下去。
报社内部有人压力山大，要防止被扣“右倾翻案”的帽子。一些高层甚至主张把文章压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保险”的话术。
老一辈干部里也传来不同声音，有人悄悄私下说：“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理论，万一惹火烧身谁兜得住？”
对于不少普通读者来说，谁掌舵谁有理，这些大新闻离自己总有点远。但坊间议论始终没断，有人甚至说“抢先发言会不会出事？”
这股悬在半空的紧张感，谁都感受得到。
正当大家以为报纸上的语录成为历史，突然有一天，“思想更新”来了个大反转。一批青年学生在校园里，自发组织学习经典、讨论过去。
甚至在大学讲堂上，老师还会引用语录鼓励大家批判思维，不盲从权威。这可是让不少人刮目相看——你以为语录退场了，人们就不会再提？错，大道理该讲还得讲，只是换种方式。
讨论是有了，旧观念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撼动。部分保守派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开始组织内部讲座，强调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学术圈、官场里暗流涌动，有人因观点不同被“边缘化”。
各方分歧反而变得更深了，年轻一代跃跃欲试，老一辈坚守传统，两边各不相让。有人提出，“难道过去那么多年的道路，随便一句‘实践'就全盘改变？”看似风平浪静，实则乌云压顶。
普通百姓这时咋想？有人说，“只要能把日子过好，新道理也可以听听。”也有人怕事惹麻烦，压根不想掺和。
是的，平头老百姓去操心国家大事，国家大势，有意义么？
有人说只有放下过去，才能拥抱创新；有人则觉得丢掉精神指引，就是迷失方向。就连李旭东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社会真正成熟的标志，还是一次精神上的妥协？
来宝安县视察的领导不少，改革派对李旭东褒扬有嘉，保守派则对李旭东的行为感到可耻，认为他这是在向万恶的资本家低头。
“领导，八百万能做什么？能不能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能不能给百万人发工资？能不能安置超过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能不能收到税收？用资本家的钱建设自己的祖国，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要不您去香江看一看，了解一下香江是怎么从小渔村变成现代化大都市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李旭东的强硬也是罕见的。
想要改变思想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发达国家走一走，看一看了。
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
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
言谈举止，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