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摇了摇头说：“美国政府虽然偶尔会出台一些所谓的减免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条件苛刻，能够真正受益的学生非常少。而且，那些金融机构可不愿意放弃这么大一块蛋糕，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来确保这些学生贷款能够按时足额偿还。这就是美国教育背后残酷的真相，所谓的自由平等，在底层民众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杨开接着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文哥。你知道吗，美国的学生贷款制度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杨文疑惑地看着杨开，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杨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似乎这样能让他把这些沉重的事实讲述得更顺畅些。“那些贷款机构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会在贷款合同里设置各种复杂的条款。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学生来说，这些条款就像是天书，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一旦他们在还款过程中出现一点小差错，比如晚交了几天，贷款机构就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惩罚。”
“这种惩罚可不是简单的警告或者小额罚款。他们会大幅提高利率，原本可能只是比较合理的利率，瞬间就会变得高得吓人。我认识一个女孩叫艾米，她因为生病住院了一段时间，结果就晚交了一次贷款。原本她的贷款利率是百分之五左右，就因为这一次的逾期，利率被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五。这让她原本就沉重的还款负担变得更加难以承受。”
“而且，这些贷款是很难通过破产来摆脱的。在美国，其他类型的债务在个人破产时可能会被免除，但学生贷款却像是一个顽固的幽灵，始终缠绕着借贷者。这就意味着，一旦你背上了学生贷款，无论你的生活遭遇多么大的变故，你都几乎没有办法彻底甩掉这个包袱。”
“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很多底层大学生为了尽快偿还贷款，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理想。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杰克，他其实一直梦想着能够进入一家大型的科技公司，从事更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可是，为了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偿还贷款，他只能选择那份工资不高但相对稳定的初级程序员工作。他每天做着重复而枯燥的工作，看着自己的才华被慢慢消磨，却无能为力。”
“在婚姻方面，学生贷款的阴影也无处不在。很多情侣因为双方都背负着巨额的贷款债务，而对结婚望而却步。即使他们最终走进了婚姻殿堂，也会因为贷款的压力而争吵不断。我见过一对夫妻，他们在婚后才发现，两个人的贷款加起来几乎要把他们的家庭拖垮。他们每天都在为钱发愁，夫妻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原本的爱情也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渐渐消磨殆尽。”
“再看看那些因为还不起贷款而导致信用破产的人。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信用破产意味着他们很难再租到合适的房子，因为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信用有问题的人。他们也很难再申请到其他的贷款，哪怕是为了应急的小额贷款。在这个信用社会里，信用破产就像是被打入了社会的底层，他们只能在社会的边缘艰难地生存。”
杨文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口气：“杨总，这美国的教育和社会制度对底层民众也太不公平了。那这些底层民众就没有想过要反抗或者改变这种状况吗？”
杨开苦笑着说：“他们也想改变，但是那些掌控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资本家们怎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呢？底层民众的声音很难被听到，就算偶尔有一些抗议活动，也会被各种手段压制下去。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在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利益固化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杨开接着说：“再说，米国民众被那些资本家以自由、平等的名义洗脑这么多年，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杨文无奈地摇摇头：“这洗脑的力量也太强大了，让他们连自己的处境都看不清。”
杨开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缓缓说道：“是啊，那些底层民众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在学校里，教材里充斥着对美国所谓自由平等的美化。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也是那些有钱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仿佛只要努力就能像他们一样。但实际上，底层民众努力的天花板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设定好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他是个很有想法的底层孩子。他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发现了学校和那些精英学校之间巨大的差距。他看到自己的同学们每天浑浑噩噩，觉得很不甘心。他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公平的书籍，试图去寻找改变的方法。”
“有一次，他在社区里和一些人讨论，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被欺骗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生活都被那些有钱人控制着，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可是，周围的人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其中一个人说：‘汤姆，你别想太多了，这就是美国，这就是上帝安排的生活，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汤姆很生气，他反驳道：‘这不是上帝的安排，这是那些资本家的阴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都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
“偶尔有些有思想的底层民众可能会有些想法，但也仅仅是想法，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改变什么。更何况他们还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那些资本家控制的媒体会对任何试图挑战现有秩序的声音进行打压。如果有底层民众组织起来想要争取权益，媒体就会把他们描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暴徒。”
“汤姆曾经想要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揭露美国教育背后的真相。可是他发现，自己的文章很难传播出去。那些社交平台似乎都在限制他这样的声音。他感到很无助，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他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拿什么去和那些强大的资本家和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对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