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公元1037年。这一年是北宋的景佑四年，而在李元昊这边本应该是他的广运四年，但李元昊在去年岁末就改了年号为“大庆”。他有何事要大庆？说来这事还真的应该要大庆一番，为啥？因为党项人终于拥有了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党项文在这个“大庆二年”的年初正式宣告横空出世。
这事是不是应该值得大肆庆祝？再一次发问：李元昊是不是很伟大？因为这个党项文是他本人亲自发明创造出来的，此举让他堪比汉人这边传说中的造字大神仓颉。只是，我对此不得不再一次地深表遗憾，因为只要你去看看所谓的党项文字是个什么尊容，然后你就会明白所谓的“党项文字之父”到底有多少成色。
简单地说，李元昊在这方面不过是个文化大盗而已。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李元昊虽然是党项文字的立意者和创立者，但真正负责落实和完成这一项繁巨任务的人并非李元昊本人，所以说这个党项文字其实还有一个“二爹”，或者可以说，李元昊是党项文字之母，真正的党项文字之父是党项的谟宁令野利仁荣（谟宁令是只有党项族的人才能担任的高级官职或者叫爵位）。
当然，有一点必须要承认，这个党项文该是什么样，该怎么写，该怎么读，这些总的框架和设计者是传说中精通汉番多种文字和语言的李元昊所定下的，具体的内容则是野利仁荣前后耗时三年完成的。也就是说，李元昊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着要为党项人创立自己的文字。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说李元昊在这方面是一个文化大盗呢？原因就在于这个所谓的党项文并不是什么世间独一无二的文字，而纯粹就是汉字的简化版或者说是汉字的增删版，完完全全就是仿照汉字的一笔一划所创立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独立的文字。如果说我们的汉字像是一副经过修饰和雕琢的衣帽架，那么李元昊发明的党项文字大多数看上去就是一根刚从树上砍下且只是脱了树叶的枝条（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搜索）。
这个党项文后来经过演变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它也有了自己的草书、楷书、隶书和篆书写法。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因为这二者本就是一个窝子出来的，汉字有的东西，它党项文字自然也应该有且做起来毫不费力。
从这方面来说，李元昊面对文化大盗的指责时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什么贼，而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甚至是创新者，他与宋朝这边所继承的文化是同宗同源，彼此的关系是兄弟，而不是什么儿子和老子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李元昊就比后来的越南人和朝鲜人聪明多了，后两者为了突出自己文字的独一无二性并彰显那脆弱可怜但又可贵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愣是把之前用了千年之久的汉字给彻底扔弃，从而抓破自己的脑袋完全凭空整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字，在这方面连日本人都没他们那么狠，那么自虐。相比起来，李元昊就务实了很多，他不想那么累，于是干脆就在汉字的基础上增减几笔就有了自己的党项文字，这样既省时又省力还又省心。
党项文字的问世意味什么？一个民族的历史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历经千年而不亡，其文化更是一直渊源流传所依靠的什么？我们的秦汉隋唐，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些伟大的朝代以及这其中所诞生的伟大人物和事件能够让我们至今仍然所深切缅怀又是靠的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字。有了文字才会有所谓的文化，如此才会有历史和传承，才会有更后来的文明，这些都与文字密不可分。匈奴、突厥乃至于曾经叱咤风云的鲜卑，他们为何就没有形成自己的文明？还是因为文字，他们只有自己的语言，但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熟读经史的李元昊一眼就看出了党项人没有自己专属文字的后果是什么，也正因如此他才费尽心思地要为党项人创立一种属于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字。
至于文化，前面的秃发令、改服饰、置官爵以及以及如今党项文字的诞生，这些就是属于党项人独有的文化，剩下的就只是传承。如果党项人以及他们的政权能够像汉人那样世代流传或延续下去，那么党项文明就将永世流传，而他李元昊也将被党项人甚至是被其他民族的人所世代称颂。
不管我们自身的身份是什么，也不管我们对李元昊的个人感情和喜恶是怎样，单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李元昊为党项族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让他无愧于党项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这一褒美之词，甚至于他在党项人心目中像神灵一样被供奉着也是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放置于任何一个民族和族群之内都会被其后世之人所永恒铭记。遗憾的是，敌之英雄必是吾之大敌，李元昊将宋朝视为自己功劳和荣誉簿上必不可少的勋章，这样的人注定将是宋朝的祸害。
在党项文字出来之后，李元昊随即下令将此文字在其所辖全境予以推广，首先是官方就得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以后各级官衙的官方文书都得使用党项文，要让党项文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文”。当然，这个汉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剔除，所以也得保留，况且李元昊还想着要将汉人这边的所有经书典籍都翻译成党项文，从而做一个标准且合格的优秀文化盗窃分子，于是“蕃汉二字院”就此诞生。这个蕃汉二字院其实是两个机构，汉字院掌管与宋朝之间的往来文书以及汉人的各种经史子集的翻译，蕃字院则掌管与吐蕃和回鹘等政权的往来文书，另外也会翻译吐蕃和回鹘那边的典籍甚至民间文学故事。很遗憾，这些很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玩意儿后来都被蒙古人变成了一把灰。
以发布党项文字作为新年的开端，李元昊看上去似乎准备在这一年里要大干一场，但纵观整个公元1037年李元昊本人及其整个党项政权在涉外事务上都显得特别的安静和乖巧，他们几乎没有一次有组织地外出抢劫杀人活动，全都在一心一意地搞这个党项文的推广和学习。当然，作为党项族的超级大酋长，李元昊不可能整天窝在屋里啃笔头，这一年他还做了两件看起来不起眼但实则意义深远和重大的事，其一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给驻扎于各处的党项军队划分了具体的防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在党项全境划分了几大军区并规定了各自的防备区域，其二就更是显得看似无足轻重，那便是更定礼乐。
礼乐这个事在封建时代其实是天大的事。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有着某种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人都把礼仪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因为它是权力或地位的象征。再而论之，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平头百姓在婚嫁丧娶时都是要讲究这个礼仪的。这个出行的排场该怎么指定，各种器乐该怎么演奏，得用多少人，怎么个站位，选用哪种曲目，这些都是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颜面抑或叫做尊严。
庶民尚有尊严和脸面，那些自诩有头有脸的人物更是如此，这些人不管在私下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有多么的不要脸，但在公开场合绝对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更要脸，即使是被人扔了臭鞋都得笑容满面且不能动怒，如此才叫有教养有身份。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具体到礼乐，这就更是涉及到了国格乃至整个民族或种群的颜面和尊严。
再具体到现在的李元昊。相比他爷爷李继迁，他现在至少也是在宋辽两国都有爵位的王爷，而在党项这边他更是名副其实的王者和土皇帝。李继迁后来发达了也是整了一套当年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乐器来装点门面，虽然他无法完整地复制，但好歹还是有那么个样子可以拿出来显摆一下。后来的李德明就更上了一层楼，这个官二代和富二代再也不用像他老爹那样经常性地居无定所，身居禁宫大院的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整这些声色犬马之类的玩意儿，礼乐这个东西由此被他玩得是有鼻子有眼。如今李元昊当家做主，一切就又得是另一回事了。种种迹象都表明，李元昊早在承袭李德明基业之前就已经在心里谋划着为党项人建国的大事，礼乐之事自然也在他的谋划和考虑的范围之内。
同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党项文字一样，相比宋辽两国，尤其是宋朝的礼乐排场和制作工艺及其各种堪称繁文缛节的制度和规定，此时的李元昊就算是奋蹄狂追也是赶不上的，但李元昊突然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
我李元昊为什么非得追捧你宋朝的礼乐？我为什么要跟你宋朝一个样？那样一来我不还是摆脱不了抄袭的嫌疑吗？我党项在你宋朝面前不还是儿子和臣子的角色吗？既然如此，那我在礼乐上面为什么就不能像党项文字一样自成一派呢？我虽然还是得用你们汉人流传和制作的乐器，可音乐无国界，乐器这个东西你宋朝人能用，我党项人为什么就不能用？况且我用的是以前的那些汉人传下来的乐器，又不是你宋朝的专属乐器，如此一来我们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再说了，凭什么就你们宋朝人可以有乐器？我党项人也可以有，而且我们党项人有的民族乐器你们宋朝还未必有。
遵循这样的思路，再加上有了创造党项文字的经验，李元昊便在宋朝的礼乐基础上创新性地制定出了表面上具有党项特色但实际上仍然是唐宋风格的礼乐制度。简单说就是，我李元昊的礼乐排场和规格确实跟你们宋朝没法比，但也未必比你们差多少，关键是从此以后我党项人有了自己的礼乐制度，再不是从前的那个小学生和小跟班的角色。
为了在嘴上逞一回强，李元昊跟野利仁荣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礼乐这个东西是上古圣贤为了乐民而用的，我们用不着像宋朝人那样在这上面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我也不稀罕。我们是蕃邦戎人，忠诚和征伐才是我们骨子里的原始血脉基因。”
简而言之，我们党项人要多务实，少务虚。何为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此即是也！你李元昊既然不稀罕，那你何必整这些东西？直接裸奔岂不是更省事？说到底，其实还不是因为他整不出来唐宋宫廷里的那一套他所谓的“花里胡哨”。不过，我们说这些其实意义都不大，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更何况李元昊根本不是什么麻雀，在礼乐这种事情上面比宋朝矮一截也算不得是什么丢人的事，毕竟宋朝在这方面是当时的世界之巅。
事实上，我们上面讲述礼乐这个东西时还是有些过于片面地侧重于礼乐当中的这个“乐”，但实际上这个“礼”才是更重要的。何为礼？相比汉人的那一套在宋朝时就已经被教化和尊崇了数千年的礼仪制度，类似于党项这类生存状态极为恶劣性情又格外讲究自由和奔放的民族在这方面就显得极为的原生态。可是，李元昊现在是如此有身份的人，他的党项政权也在全面地向一个“现代化”国家迈进，所以他怎么可以容忍他的臣属和子民继续在礼仪这方面原生态下去？简单说，咱们党项人以后也要大搞形式主义，不单是以后你们见了我李元昊要三拜九叩，你们相互之间见面也得行礼，尤其是在正规场合里更是得把这个礼仪给搞起来。
当然，所谓的礼仪可不仅仅是礼貌和行礼节这么简单。汉人在这方面玩得很花，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什么身份的人该吃什么喝什么以及用什么，又比如你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坐什么类型的车，这些都是有明文的规定，一旦坏了这个规矩就叫“逾制”。在这些事上面胆敢违反重则掉脑袋（比如僭越或大不敬），轻则大板子伺候或者罚款（比如对长官不敬或是对父母不孝，又或者是言语犯上。）总之，礼仪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指导和规范人们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等方面的一套行为准则，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项律法。
有鉴于此，在党项境内颁布礼法并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推广于全境对李元昊来说也就显得势在必行。何出此言呢？我们党项人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大大咧咧地过的，为何现在要我们懂礼学礼守礼了呢？为何？因为我李元昊就要建国称帝了，所以你们都得给我支棱起来，别再让宋朝人和辽国人看笑话，我们不能只在嘴上说什么和他们是平起平坐，咱们在实际行动和外在表现上也得高大上起来！咱们也要做文明人，而不是被宋朝人和辽国人所鄙视的野蛮子！
同样，李元昊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也不用太费力，宋朝那边有太多这方面现成的典籍和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就能轻松搞定。不过，也同样是出于不想被人骂成是剽窃犯的缘故，李元昊在决定推广具有党项特色的礼乐制度时也要刻意地显得与宋朝略有不同。这里面最显眼的一个改动就是他将宋朝在官方大礼仪活动中的“三跪九拜”改为了“一跪三拜”，而且其理由依然是那句：我们党项人务实不务虚，不用搞得太过花里胡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