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陈闵明参加了大家为我妈妈留学办的欢送宴之后，陈闵明很快信守对我爸妈的承诺，为赵文杰在北桥钢铁集团找了个活，做技术顾问，虽然不是全职，但收入足以养家。赵文杰在陈闵明这个他曾经不太看得上的南方个体户的帮助下渐渐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新的角色之中。
我们两家的聚会也恢复了之前的频次，只是，闷闷不乐的人从赵泽明换成了我。一眨眼，我妈方真真出国去日本留学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妈出国以后，我跟我爸过起了相依为命的生活。生活水平一下子下降了好几个档次。具体说来，用我爸的原话是：“以前是两个人赚钱三个人花，现在是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他是个理科生，喜欢用量化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这很正常。
我还是像以前那般喜欢在周末看《正大综艺》。1994年的时候，《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已经换成了王雪纯，杨澜去哪了我不知道。我印象中，王雪纯还主持了一档名叫《环球94》的节目，但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栏目。不知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我的脑子就已经有点不太够用了？
那时周一到周五，我的一天是这样的：
一大清早被我爸从床上把我薅起来，我歪着脑袋在半睡半醒之间跑到洗手间迷迷糊糊地洗脸刷牙，紧接着继续迷迷糊糊地坐在餐桌前，生无可恋地吞咽他煎好的放了很多调和油的鸡蛋，以及同样用煎锅煎好再抹上厚厚一层草莓果酱的面包。我需要在15分钟内，就着他给我冲的一杯高乐高把这些全都咽下去。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美味，但如果你天天吃天天吃，那么你就会对它们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它们变成了每天睁开眼后的一场油腻的痛苦，直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十分讨厌这三样东西。
吃过早饭后，我会耷拉着脑袋半眯着眼坐在我妈妈的梳妆柜前，等着我爸给我扎辫子。因为我时常是歪着脑袋的趁我爸给我梳辫子的时候再睡一会儿，所以我爸扎得辫子基本都左右不会对称，而我将带着这种造型在幼儿园大大班度过我的一天。
无论收拾得妥当或不妥当，到了时间我爸必然会拎起我和我的书包准时出门，我们疾速走步穿过花园山，把我撂到市政府幼儿园后，他再去设计院上班。
偶尔有幼儿园老师会好心地在白天帮我把辫子重新梳好，但大多数时候，没有老师有这个闲心。我也不再有中午吃饭时被老师喂到其他小朋友都睡醒的优待。她们对我的态度齐刷刷转变为：爱吃吃，不吃拉倒，下午自己饿着去。我在6岁那年开始学着适应，自己不再是焦点的生活。
傍晚我幼儿园放学时，我爸还没到下班时间。我妈现在已经出国了，自然也不会有年轻阿姨把我接到招待所。取而代之的，是爷爷或姥爷会分别把我接回家；与此同时，奶奶和姥姥则是在家把饭做好。爷爷奶奶家的晚饭一般是炖白菜或炖白萝卜，姥姥姥爷家的饭菜更好，但我被接到爷爷奶奶家的时间更多一些。
从幼儿园出来，跟着爷爷或姥爷回家之前，我的保留节目是赖在幼儿园门口卖手绢的小摊上不走。老人家们没办法，就只能每次接我都给我买一张手绢，那时这种小小的东西已经需要一块钱了，现在我家还有一堆手绢。
更晚一点的时候，我爸下班。他会在去老人家一起吃完晚饭后，领我回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继续买我已经吃得再也不想吃的面包，以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周而复始。
周末可以睡大懒觉，不过我爸雷打不动，会在周六一大清早就打开他成套的大音响，一边放各种交响乐，一边哼哧哼哧拿大拖布拖地板。那时我们还住在崔东的一室一厅小房子里，虽然不大，但墙体极其厚实，所以他放交响乐的音量是打扰不到邻居的，但却足以把我吵醒。看见我醒了以后，我爸就会给我找个小抹布，让我力所能及地擦擦家里所有的桌面，弄得我现在听到交响乐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去擦桌子。
是的，中国的大礼拜是1995年才开始实施的，但我爸所在的燕东设计院早在1994年已经开始了双休，原因无他，太多公司找他们设计工程却迟迟付不出尾款，院长只好给这些工程师们放双休日以弥补无法拿到奖金的缺憾。
而在周天，我跟爸爸不是去奶奶家吃饭，就是去姥姥家吃饭，再不就是跟赵文杰一家聚会。所有的鸡鸭鱼肉都油腻而毫无惊喜，妈妈出国之后，一切聚会对我来说都不像以前一样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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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出国几个月后，我才终于让自己接受了这一个事实：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不得不顶着爸爸给我梳的一高一矮的辫子去幼儿园；将别无选择地在每天早晨，吃一个煎蛋吃一整块面包和一个水果，再喝一杯高乐高；而市政府招待所后楼的餐厅里香喷喷的点心和让人鲜掉眉毛的各式粤菜将与我暂别—因为现在我没什么去市政府招待所的理由了。
人类自私的本能，和从小在招待所耳濡目染所得到的超出年龄认知，让我不得不有点担心自己的处境。一天爸爸背上背着我回家上楼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今年五岁，而爸爸也才三十岁多一点，他还是个年轻人呢！这么年轻的我爸，能独自照顾好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