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主簿贞晓兕算看明白了，从麦地那的协商制到大马士革的世袭制，倭马亚王朝呈现出典型的“父权认知过载综合征”。
穆阿维叶立子为嗣的行为，被贞晓兕在《权力应激障碍手册》中归类为“草原部落记忆与帝国治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即游牧传统中强烈的家族血脉保护本能，与新兴帝国所需要的制度化权力传承之间产生的深刻认知失调。
这种世袭转型不仅动摇了早期伊斯兰的共识政治基础，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埋下了持续的权力合法性危机。
与此同时，大唐正处于从高祖李渊到太宗李世民，再到玄宗李隆基的权力传递过程中。
唐朝虽然也实行皇位世袭，但其继承制度融合了儒家礼法、科举官僚体系与军事贵族平衡机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天命—官僚”复合型政权架构。
贞晓兕在对比中发现：“当倭马亚人在血统世袭中挣扎时，唐帝国已经发展出以宰相制度、三省六部制和科举选拔为支撑的治理体系，这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代际传递的认知负荷。”
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叔的贞德本此刻掸掸官服袖子，一嘴东北口音。
“诸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大姐小妹，我是鸿胪寺扛把子——贞晓兕她叔！今儿咱不讲别的，就讲那‘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咋跟咱大唐‘咔咔’撞车的！整不明白的，听完保证你比村口王大爷还明白！”
“咱们先捋清楚时间线，别整懵了：
倭马亚那一家子，661年开张，750年黄摊儿，拢共干了89年。
咱大唐呢？618年点火，907年熄火，属于超长待机型选手。
掐头去尾，两家重叠了整整90来年——这段时期，正是从咱唐高祖到唐玄宗那段‘嘎嘎上升’的黄金年代，跟倭马亚‘咣咣撞腰’，一点儿不差！”
贞晓兕通过这一段时间对历史的关注，开始注意到疆域扩张的心理学代价。
倭马亚王朝在极盛时期横跨亚、非、欧三洲，其疆域之广，在贞晓兕构建的“空间认知压力模型”中被归类为“超阈值感官负荷”。
她在敦煌残卷的批注中犀利地指出：“当驿马需要奔驰三个月才能穿越国境时，统治者的心理地图会出现断裂性扭曲。这直接导致了叙利亚贵族对安达卢西亚叛乱的共情失效，也暴露了帝国在跨区域治理上的认知局限。”
相比之下，唐帝国在七世纪中后期也经历了大规模的疆域扩张。658年，唐灭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将势力延伸至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
然而，唐廷通过都护府制度、羁縻政策与驿传系统，构建了一套相对灵活的边疆控制机制。这套体系虽非完美，却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因疆域辽阔所带来的治理压力，使得长安的政令仍能有效传达至中亚前沿。
贞德本：“再说唐高宗永徽三年，也就是658年，咱们把西突厥给‘团灭’了，设了安西都护府，总部搁在龟兹，势力一路怼到锡尔河、阿姆河——那地方现在叫‘斯坦’系列，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在那一带。
倭马亚那边也不含糊，651年把波斯给‘按地上摩擦’了，拿呼罗珊当跳板，715年冲进来，把费尔干纳也给占了。
这下可好，两家在中亚‘脸贴脸’了！就跟春运火车上，你抱着泡面，我抱着烧鸡，筐碰筐，谁也躲不开谁！”
贞晓兕从来没有如此细致地做功课——关于唐朝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课。
面对什叶派及其他反对力量的持续挑战，倭马亚王朝始终陷入贞晓兕所称的“先知光环转移困境”。
他们在建设大马士革清真寺时，刻意强调建筑的宏伟壮丽，正是试图通过“空间叙事”来弥补其在血缘合法性上的缺失。
这种“建筑替代性认同”策略，与同一时期武则天兴建明堂、利用佛教意识形态强化个人权威的做法，形成了跨文明的有趣呼应。
唐朝在合法性建构上，则依靠儒家礼制、史学编纂与对外册封体系，构建了一套以“天朝—四夷”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
唐廷对倭马亚，也就是白衣大食的认知，并非基于宗教正统性，而是将其视为“远蕃”，纳入朝贡体系的叙事框架中。这种叙事不仅强化了唐的中央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类似倭马亚所面临的宗教—血缘合法性危机。
贞德本继续白虎：“永徽二年，也就是651年的八月，倭马亚第一波使节，扛着大包小裹，吭哧瘪肚进长安了！《旧唐书》白纸黑字写着：‘大食国始遣使朝献’——翻译成现代话就是：‘白衣大食老铁第一次来给皇上送礼啦！’
从那以后到798年，阿拉伯，包括倭马亚和后来接盘的阿拔斯，一共来了四十多回，回回都带‘进口货’，皇上也回回赏‘大唐特产’。
说白了，这就跟咱现在‘南北互赠年货’一个理儿——他们带的是玻璃珠子、香料面儿，咱回赠的是丝绸、茶叶、唐三彩。礼尚往来，倍儿有面儿！”
夏林煜此刻还没认识到唐的文治策略有多牛笔……
阿拉伯语在倭马亚时期的官方化，被贞晓兕归类为一场“帝国认知重构实验”。
她在对比唐帝国科举制度时发现：“倭马亚人用墨水统一了从撒马尔罕到科尔多瓦的文书体系，这实际上是在臣民大脑中植入统一的操作系统，比军事征服更深刻地重塑了集体潜意识。”
与此同时，唐帝国则通过科举考试、韵书编纂与诗文取士，将汉语书面语塑造为帝国精英的文化纽带。
尽管唐廷并未像倭马亚那样推行严格的语官政策，但其文化向心力却通过诗文唱和、科举应试与官修史书等形式，实现了对庞大疆域的精神整合。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却共同反映出帝国在文化统一上的战略自觉。
贞德本嗷嗷一嗓子：“有人就问了：‘那咋没干一仗呢？’
嘿嘿，倭马亚东进，被咱安西四镇‘卡脖子’了！
高仙芝、封常清这些老哥，往那儿一站，倭马亚心里也打鼓：‘这唐军，装备咔咔的，陌刀一抡，跟咱弯刀比，那就是菜刀切黄瓜——干脆！’
所以两边都讲究‘战略克制’，没整出大动静。
真正动手的是后面阿拔斯王朝，751年怛罗斯之战，那是下一集的剧情。
倭马亚时期，主打一个‘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比起贞晓兕的文科思维，夏林煜此刻注意到海上丝路的联动左右：南蛮到波斯湾的贸易网络不容忽视。
“陆地上‘眉来眼去’，海上更热闹！
唐玄宗开元二年，也就是714年，咱们在广州整了个‘市舶司’——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专门管‘外国船’。
倭马亚那边，把波斯湾、印度洋拿捏得死死的，阿拉伯商船一年几千艘，‘呜呜’往广州开，帆片子比咱村头苞米地还密！
广州蕃坊里，‘大食人’一度十万加，走两步就能撞上一个包白头巾的哥们，张嘴就是‘萨拉姆’，倍儿国际化！
这就跟咱现在‘中韩自贸区’似的，货轮咔咔卸货，码头工人累屁了！”
两个人较劲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文化技术互输：这应该属于文明间的软性渗透。
“最后整点‘高大上’的——文化互怼！
咱们管倭马亚叫‘白衣大食’，他们的玻璃、药材、香料、珠宝，‘稀里哗啦’往长安、扬州、广州倒腾。
反过来，咱们的丝绸、瓷器、纸张、茶叶，‘嗖嗖’往大马士革、西班牙运。倭马亚首都科尔多瓦，整条街都叫‘唐瓷街’，老外排队买‘made in tang’，老有排面了！
最绝的是造纸术！虽然正式西传是怛罗斯战后（阿拔斯时期），但技术积累、商旅流动、俘虏交流，倭马亚时期就‘铺垫’得差不多了。
说白了，就跟咱现在‘技术外溢’一个理儿，先整点‘小样儿’，后面‘大货’跟上，咔咔就输出！”
贞德本不知道从哪整了块惊堂木，咣当一声放下，又端起大茶缸子“滋溜”一口，但依旧挡不住少年郎君的帅气。
“总结一句话：倭马亚跟大唐，7—8世纪，陆地上在中亚‘脸贴脸’，使节跑来跑去，愣没打大仗；海上在广州—波斯湾‘线连线’，商船密密麻麻，货比人还多！两边一陆一海，‘双子星’似的，把丝绸之路整得‘嘎嘎热乎’，提前整出一场‘早期全球化’！听完没？没听明白，再来找鸿胪寺贞晓兕叔叔，我请你吃酸菜血肠，再给你唠十块钱儿的！”
他做了个东北式拱手动作，“得嘞，下课！回家该喂猪喂猪，该带娃带娃，历史这块，咱下回接着整！”
贞晓兕喜欢这个大她五岁叔叔的解读方式，她心里已经有谱了——
倭马亚王朝与大唐帝国，在七至八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形成了一种罕见而深刻的“陆海双轨制”文明互动。
陆上，双方在中亚绿洲地带形成战略缓冲区，使节往来频繁却始终未爆发全面战争；
海上，则通过广州—波斯湾航线构建起规模空前的贸易网络，推动商品、宗教与技术的双向流动。
贞晓兕在其跨文明诊断中精辟地划出重点：
“倭马亚王朝的百年兴衰，本质上是一场大型社会认知调试实验。当他们的世袭制程序与伊斯兰初创期的共识性内核产生兼容性冲突时，阿拔斯人只是恰好运行了系统重置命令。而逃往西班牙的王子阿卜杜勒·拉赫曼，不过是在新分区成功恢复了备份文件。”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两个伟大帝国的平行发展，更预演了后来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格局。在丝绸之路的陆海通道上，大唐与倭马亚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书写了“早期全球化”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