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的近半个世纪里，贵族阶层的文化风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面貌，既有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的雅正追求，也有士人放浪形骸的任诞之风。在这一时代浪潮中，梁武帝的侄儿、枝江公徐君蒨以其“统兵将领”与“艺苑狂客”的双重身份，成为南朝贵族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南史·徐羡之传》附载其生平，虽笔墨简练，却精准勾勒出一位集军政才能与艺术天赋于一身，又深陷声色之娱的复杂宗室形象。他的生平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轨迹，更折射出南朝梁代宗室特权阶层的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为后世窥探那个文采风流与奢靡享乐并存的时代，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徐君蒨，字怀简，东海郯人（今山东郯城），出身于南朝赫赫有名的东海徐氏。作为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他的宗室身份为其仕途铺设了天然的坦途，而东海徐氏的家族底蕴，则为他的成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东海徐氏自东晋以来便是江东望族，根基深厚，徐君蒨的祖辈徐羡之曾在刘宋初年担任司空、录尚书事，权倾一时，虽因废立之事获罪被杀，但其家族声望与人脉根基并未动摇。到了萧梁时期，徐家因与皇室的姻亲联结，再度成为朝堂之上的重要力量，徐君蒨便是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从一开始便站在了南朝社会的顶层，得以轻易触及权力与文化的核心圈层。
史载徐君蒨“幼聪朗，好学，尤长集部”，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与对典籍的热爱。在南朝时期，“集部”主要收录诗文总集与别集，是衡量士人文学素养的核心标准，能否精通集部，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文人圈层中的地位。徐君蒨对集部的深入钻研，不仅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更成为他跻身精英文人圈层的敲门砖。要知道，在南朝贵族社会中，仅凭宗室身份虽能获得爵位与官职，却未必能赢得真正的尊重，而徐君蒨的学识与才华，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使他在同辈宗室子弟中脱颖而出，成为既拥有特权，又兼具文化声望的双重精英。
梁武帝天监年间，徐君蒨初入仕途便获封枝江公。随后，他凭借宗室身份与逐渐展露的才能，逐步晋升为湘州刺史。湘州地处荆州与广州之间，既是南朝的军事重镇，掌控着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又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枢纽，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刺史一职掌管一州军政大权，非皇室亲信或重臣不能担任。徐君蒨能出任此职，既体现了梁武帝对这位侄儿的信任，也证明他确实具备一定的军政才能，并非只会享乐的纨绔子弟。当时的湘州下辖长沙、衡阳、桂阳等十余个郡，辖区内民族杂居，既有汉族百姓，也有蛮、俚等少数民族，局势复杂，时常发生局部叛乱。徐君蒨在此任上统兵治军，处理地方政务，安抚各族百姓，积累了宝贵的军事与行政经验，为其“将领”身份写下了实实在在的注脚，并非徒有虚名。
除了地方军政职务外，徐君蒨还曾担任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咨议参军。湘东王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子，后来在梁代后期的战乱中登基为梁元帝，是当时藩王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咨议参军作为藩王幕府的核心幕僚，主要负责参谋议事、起草文书、参与军政决策，是藩王处理事务时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徐君蒨能进入萧绎幕府，一方面因其宗室身份便于与藩王沟通，减少了政治上的隔阂；另一方面也因其“辩于辞令”的口才与机敏的应变能力，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萧绎出谋划策。史书中记载的“湘东王出兵，有人带妇女从军，湘东王提及李陵、孙武之事，君蒨以项羽、纪信为例巧妙回应”一事，便发生在他担任咨议参军期间。当时，军中有人私自带妇女随行，违背了军纪，湘东王萧绎得知后，以李陵、孙武的典故质疑此举不合常规——李陵是西汉名将，曾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其军中纪律严明；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曾在吴王阖闾面前斩姬练兵，以严明军纪着称。萧绎引用这两个典故，意在表达对军中妇女的不满，强调军队应保持严肃性。面对萧绎的质疑，徐君蒨并未直接反驳，而是巧妙引用项羽、纪信的典故回应：项羽在垓下之战中被刘邦包围，虞姬自刎殉情，成为千古流传的悲剧；纪信是刘邦的部将，在荥阳之战中假扮刘邦诈降，帮助刘邦逃脱，最终被项羽烧死。他以这两个典故说明，妇女在军队中并非毫无用处，有时甚至能在关键时刻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化解了萧绎的质疑，又未冒犯藩王的权威，展现出极高的说话技巧与应变能力，也正因如此，他在萧绎幕府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话语权，成为藩王身边重要的参谋。
如果说军政生涯是徐君蒨安身立命的“立身之本”，那么艺术与享乐则是他精神世界的“归宿”。在南朝贵族文化的浸润下，徐君蒨将自己的艺术天赋与放纵天性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玩家”，其艺术才能涵盖音乐、舞蹈、俳优表演等多个领域，尤其在音乐创作与表演上，达到了远超一般贵族子弟的专业水准。史载他“善弦歌”，既能熟练弹奏琴、瑟等多种乐器，又拥有出色的歌唱技巧，对音乐的理解与掌控能力，已接近专业乐师的水平。南朝时期，音乐艺术在贵族阶层中极为盛行，梁武帝萧衍本人便精通音律，曾亲自创作《善哉》《大乐》等乐曲，设立乐官制度，改革雅乐，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徐君蒨的音乐爱好，既是对时代风气的追随，也源于个人的真挚热爱，他对音乐的追求，早已超越了“消遣娱乐”的层面，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
徐君蒨对音乐的热爱不仅停留在欣赏与表演层面，更体现在积极的创作实践中。他“所作新声巧变，人多讽习”，创作的新曲调旋律巧妙多变，融合了传统雅乐与民间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贵族音乐的典雅，又增添了民间音乐的活泼与灵动，深受时人喜爱，成为流传广泛的“流行音乐”。在那个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一首乐曲的流传全靠人们口耳相传，徐君蒨的“新声”能够做到“人多讽习”，足以说明其作品的吸引力与传播力。他的音乐创作并非闭门造车，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无论是宴饮聚会时的欢歌，还是游山玩水时的吟唱，都成为他灵感的来源。他创作的曲调，既有描写山水之美的清新之作，也有抒发宴饮之乐的欢快之曲，甚至还有调侃世事的诙谐之音，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展现出他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除音乐外，徐君蒨还精通舞蹈与俳优表演，甚至“喜欢亲自穿着戏服表演”，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且大胆的行为。俳优是古代以滑稽表演、模仿逗乐为业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被视为“贱业”，贵族子弟通常只作为观众欣赏，绝不会亲自参与表演，以免有失身份。但徐君蒨却毫不在意这些世俗偏见，打破身份界限，亲自穿上戏服，模仿各种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俳优表演。他的表演并非简单的装疯卖傻，而是融入了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对人性的调侃，其夸张的肢体语言、诙谐的台词与生动的表情，常常引得观者捧腹大笑，也让他成为贵族圈中的“开心果”。他的表演场所，既有自己的府邸，也有朋友的聚会，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毫不避讳地展示自己的表演才能。这种行为在当时虽然被部分人视为“放浪不羁”“有失体统”，但也赢得了许多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文人的赞赏，认为他“真性情”“不虚伪”，成为南朝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精神的践行者。
更令人称奇的是，徐君蒨常常“载妓肆意游行，足迹遍布荆楚山川”，带着歌姬舞女四处游山玩水，将私人娱乐扩展到公共空间。荆楚地区山川秀丽，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三峡的雄奇、洞庭的壮阔、衡山的秀美，都吸引着无数文人前来游览。徐君蒨带着歌姬舞女，乘坐华丽的车马，穿梭在荆楚的山水之间，每到一处风景优美之地，便停下来摆设宴席，弹琴唱歌，翩翩起舞。他的游行并非秘密进行，而是“肆意”为之，所到之处，音乐声、歌唱声不绝于耳，引得沿途百姓纷纷驻足观看，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打破了“贵族生活应深藏府邸”的传统观念，将自己的享乐生活公开化、社会化，以至于“朋辈故交都难以见到他”——并非他刻意躲避，而是他总是在游山玩水的路上，行踪不定。当时襄阳的鱼弘也以豪放奢侈着称，曾有“日进斗金”“侍妾百余人”的说法，两人并称为“北路鱼，南路徐”，成为南朝贵族奢侈生活的两大代表，当地百姓甚至编出谣谚流传，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已经深入到民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