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楚战争的余烬未冷，九州的目光已聚焦于姬长伯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寿春城外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中楚宫废墟上的汉伯坛已巍然立起。
九尊新铸的铁鼎在秋阳下泛着暗沉的光泽，鼎身上浮雕着汉军征战的图景——云梦泽水战、郢都城破、寿春合围，每一幅都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坛下，诸侯使臣的衣冠如斑斓的云，在汉军黑甲武士的森然阵列前，显得既庄重又渺小。
姬长伯身披玄端，腰佩长剑，立于坛上。
风掠过他鬓角微霜的发丝，也拂动着坛下如林旌旗。
当鲁大夫子服景伯代表诸侯奉上九锡——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时，坛下百门火炮依次鸣响，声震淮水，惊起远处山峦间最后几缕未散的烽烟。
“臣等谨奉天子之命，尊汉伯为天下伯主，代天子巡狩四方，征伐不廷！”子服景伯的声音在炮声间隙中格外清晰，也格外沉重。
坛下诸侯使者齐齐躬身，无人敢直视坛上那位新晋的伯主。
姬长伯双手接过象征征伐之权的斧钺，目光扫过坛下众人，最终落向西方。那里是周王畿的方向，也是他政治承诺的锚点。
“楚王僭越，其罪当诛。然天子仁德，不绝祀嗣。”姬长伯的声音平稳，却自有穿透力，“今楚王室已绝，其宗庙祭祀不可无人。孤已奏请天子，于丹阳故地择楚王族远支，续封子爵，奉楚先王祭祀，国号仍为‘楚’，以示存亡继绝之意。”
坛下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这手“存祀”之举，既安抚了楚地残存的贵族情绪，又彻底断绝了任何熊姓嫡系复国的法统可能。
新“楚”将不过是汉国羽翼下、蜷缩在丹阳一隅的祭祀工具。
“至于唐地三城……”姬长伯话锋一转，语气更为郑重，“孤昔日于绳池盟誓，若得上天庇佑克楚，当以楚之故地献于天子，以壮王室。今楚地已平，孤不敢忘诺。唐地三城，其民户、图籍、府库，已遣使护送前往成周，献于天子阶前。”
此言一出，坛下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强烈的反应。许多使者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三座完整的城邑，连同人口财富，拱手送给早已式微的周天子？这不仅是巨大的利益让渡，更是一道强烈的政治信号：姬长伯仍尊周室，至少表面上如此。
子服景伯心中震动最深。
他亲眼见过汉军在楚地的雷霆手段，也清楚汉国如今实力已凌驾于任何单个诸侯之上，甚至诸侯合力也未必能制。
如此强权，却肯将到嘴的肥肉吐出一块献给虚君，其所图必然更大。是邀名？是缓策？还是为下一步更庞大的布局铺垫？
姬长伯似乎看穿了众人的心思，淡淡道：“天子乃天下共主，汉室为姬姓同宗，尊王攘夷，本是分内。三城虽小，足见诚心。望诸公归国后，亦能劝谏君上，谨守臣节，共扶王室。”
“谨遵伯主之命！”坛下再次齐声应和，声音比之前更整齐，也更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
典礼结束后，姬长伯并未在寿春久留。
他将楚地军政要务迅速分派：君无器总督新设的“荆襄郡”，驻郢都，统辖原楚国核心区域，负责清剿残楚势力、整编降卒、推行汉法；邓麋、吕熊等将领分镇淮上要隘，监视新附的淮北城邑以及东面的吴越；卫宛则率一部精锐北返，加强汉国本土防御，同时威慑中原诸侯。
安排既定，姬长伯率中军主力，带着缴获的楚国王室珍宝、礼器、典籍，以及一大批俘虏的楚国贵族、工匠，浩浩荡荡北返汉国都城江州。
队伍中，那九尊铁鼎被郑重护送，象征着武力和秩序的新图腾。
北返途中，消息陆续传来。
周天子得到唐地三城，喜出望外。这三城地处南阳盆地边缘，土地肥沃，人口数万，对窘迫的王室财政不啻久旱甘霖。
天子即刻下诏，对姬长伯大加褒奖，正式承认其“伯主”地位，授予“专征伐，绥万邦”的斧钺节钺，并派遣王室卿士前往三城接管。
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三城的实际防务和周边态势仍被汉军牢牢掌控，但天子的欢欣和合法性加持是实实在在的。
与此同时，姬长伯“存楚祀”和“献地尊王”的举动，在天下引起了广泛议论。
中原诸侯松了口气，至少汉国没有立刻表现出鲸吞天下的咄咄逼人。
楚地残余的贵族封君和方国（如夔、罗等）见王室祭祀得存，反抗意志进一步削弱。
一些原本观望的小国，开始主动遣使向汉国通好。
然而，楚国旧地暗流依旧汹涌。
吴、越两国在楚东境趁火打劫，瓜分了不少城邑，与汉军势力在淮水下游形成对峙。
两国对突然崛起的汉国充满忌惮和敌意。
中原诸侯内部，对如何应对汉国霸权分歧严重。
以宋、徐为代表，与汉国贸易密切、利益捆绑较深的诸侯，主张顺势而为，加强与汉合作。
而以卫、曹部分贵族为代表，则深感威胁，暗中串联，试图联合南齐、晋等传统大国制衡汉国。
汉国内部，也面临着巨大的整合压力。新纳入的楚地，人口众多，文化迥异，贵族封君势力盘根错节。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消化这片广袤的土地，将其真正转化为汉国的力量。
姬长伯回到汉都江州，来不及庆功，便投入了繁重的国务之中。
首先是对功勋将士的大封赏。君无器、邓麋、吕熊、卫宛等主要将领皆受封显爵，赐予大量田宅、奴仆、楚地珍宝。
阵亡将士家属得到丰厚抚恤，子弟优先录入军中或官府。此举稳定了军心，巩固了姬长伯最核心的权力基础。
其次是对楚地的系统治理。姬长伯采纳了随军文吏和部分投诚楚臣的建议，没有急于全面推行汉法，而是采取渐进策略：
政治：保留部分楚地原有封君、官吏的爵位和职务，但将其调离本土，或置于汉官监督之下。同时，大量启用楚地寒门士人和降汉的楚军中低级军官，给予他们上升通道，分化瓦解旧贵族体系。
经济：废除楚王室的苛捐杂税和部分封君的私敛，推行汉国相对统一的税赋制度。以汉国的铁器、食盐、布帛等商品，通过官方控制的商队，深入楚地流通，逐步掌控经济命脉。将部分楚国贵族和反抗者的土地收归国有，分给汉军功勋和楚地无地贫民，建立直属于汉国官府的屯田和庄园。
军事：挑选楚军降卒中的精壮，打散编入汉军各部队，或组建新的“楚营”，由汉将统率，派驻他处。在楚地关键险要处，修筑新城、堡垒，屯驻汉军主力，形成军事控制网络。
文化：不强制改变楚地风俗语言，但要求所有官吏学习使用汉字、汉语公文。在郢都、寿春等地设立官学，教授汉国律法、经典，选拔楚地子弟入学，培养亲汉的下一代精英。将楚国的史册、典籍集中整理，部分重要文献送往汉都，既是对文化的接收，也是一种无形的控制。
再次，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
对周王室，姬长伯继续表现出极大的尊敬。除献地外，还定期进贡方物，邀请王室使者观礼阅兵，甚至提出派遣汉军帮助王室“绥靖洛邑周边”。这些举动让周天子及其近臣对姬长伯好感倍增，汉国的“尊王”形象日益巩固。
对中原诸侯，姬长伯以“伯主”身份，召集第二次“绳池之会”。
会上，他重申盟约，要求各国裁减私兵、开放道路、统一关市税率，并提议建立由汉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常备部队，以“共御外侮”（主要针对吴越和北方秦、晋、齐、燕等大国）。
这些提议涉及各国核心利益，争论激烈，最终仅部分被接受，但姬长伯通过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其盟主权威，并摸清了各国态度和底线。
对吴、越，姬长伯采取强硬与怀柔并施的策略。一方面，命令前线将领加强戒备，显示武力，并暗中支持淮水流域尚未被吴越控制的小国、部族抵抗。
另一方面，派遣能言善辩的使者，携带重礼，前往吴、越都城，提出划定势力范围、互通商旅的提议，试图缓和对立，争取时间。
最后，也是姬长伯最深远的布局，是内政改革和长远规划。
强军：扩大使用和装备火器的“神机营”规模，设立专门的兵器监，集中工匠，改进火药配方和火器制造工艺（从楚地俘获的工匠提供了新技术思路）。建立常备骑兵部队，吸收北方戎骑战术。完善军功爵制度，使军队保持向上的活力和对中央的忠诚。
富国：兴修水利，特别是在新得的楚地，治理云梦泽，开垦江淮沃野。鼓励生育，招引流民垦荒。官方主导矿藏开采（尤其是楚地的铜、锡资源）和重要手工业。
集权：逐步削弱国内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加强郡县制管理，提拔寒门和军功子弟进入中枢。设立直接对伯主负责的监察机构，监控地方和百官。
这些改革措施，经过内阁商议，转呈姬长伯审核之后，全面推广。
姬长伯西返后的第一场大雪覆盖了宫殿的玄瓦，也暂时掩盖了新政推行初期的阵阵隐痛。
君无器坐镇郢都，面对的并非凯旋后的鲜花，而是满地荆棘。
楚地虽平，人心却如秋后荒草，看似伏倒，根茎却深深盘踞在旧土的每一个缝隙。
政治上的“渐进”策略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反噬。
部分被保留爵位的楚地封君表面恭顺，暗中却以“遵循旧俗”为名，阻挠汉官政令。
郢都官署内，楚地旧吏与汉国派来的年轻文吏之间，隔阂如冰。
楚吏熟知本地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与赋税漏洞，却对汉法条文阳奉阴违；汉吏怀揣改制热情，却因语言、风俗不通而举步维艰，甚至闹出将祭祀田产误作无主荒地分授军功者的笑话。
一日，君无器案头同时摆上三份急报：一是淮上邓麋来函，称部分归附的淮夷小君长收到吴国密信，态度转趋暧昧；二是荆山深处传来消息，有楚国旧贵族遗族打着“存祀正统”旗号，勾结山蛮，劫掠汉军粮队；第三份，却是一卷血迹斑斑的简牍——位敢于强力推行新税法的汉地年轻县令，在前往乡里清丈土地时，被“盗匪”截杀于道。
君无器闭目良久，指节敲打着冰冷的案几。他意识到，怀柔需有铁腕为骨。次日，郢都校场点兵，三千汉军精锐悄然出城，目标直指荆山。
同时，一道由君无器签署、盖有荆襄郡守与汉伯斧钺双印的告示贴遍各地城邑：“自即日起，凡阻挠政令、勾结外邦、杀伤汉官者，无论身份，以谋逆论，诛族，连坐保甲。检举属实者，赏爵一级，赐叛者田宅。”
雷霆手段之下，数颗隐匿很深的旧贵族头颅被悬于城门，参与劫杀县令的“盗匪”被连根拔起，其背后指使的某地封君亦被槛送江州。
一时间，楚地震悚。与此同时，君无器大力提拔那些在清查中表现积极、提供关键线索的楚地寒门士子与降军中低级军官，授予实权，并亲自接见，许以重赏。
一手大棒，一手甜枣，荆襄郡的政令通道开始艰难地疏通。
经济上的整合更为复杂。汉国的铁器、食盐虽质优价平，但楚地原有的商贸网络多掌握在旧贵族手中，他们暗中提价、以次充好，甚至散布“汉货厌胜”的谣言。官方商队初时举步维艰。
转机来自一场意外的天灾。那年春季，云梦泽周边突发大水，旧有的楚国沟渠年久失修，灾情严重。
君无器果断调动汉军兵卒与招募的流民，以工代赈，大举兴修水利，治理泽陂。工程不仅缓解了灾情，更关键的是，汉国提供的优质铁制工具（锹、镐、犁）和高效的工程组织能力，让参与其事的楚地百姓切身体会到了“汉法”带来的实在好处。
水利修成，新垦田地按汉制分授参与工程的流民与当地贫户，地契上盖的是汉国官印。
粮食丰收后，官仓以合理价格收购余粮，支付的是足值的汉国铜钱或可兑换盐铁的票据。渐渐地，民间对汉国货殖的信任开始建立，旧贵族把持的民间市场被一点点撬开。
都城江州，则是另一番景象。
姬长伯设“天工监”于城北，将俘获的楚国工匠、尤其是精于青铜冶炼、漆器、舟船制造者，与汉国原有的匠人混编，专司火器改进与新兵器研发。
楚国工匠带来了失蜡法铸造精密构件、配制耐久漆料等技艺，而汉国工匠则在火药颗粒化、铁质炮管强化方面取得突破。
不久，射程更远、更耐用的“江州铳”与可发射爆炸弹丸的轻型“虎蹲炮”开始小规模装备精锐。军事技术的优势，是姬长伯一切布局的最终底气。
文化融合则更显精微。楚地官学虽立，但最初门可罗雀。楚地贵族多不屑送子弟入学，平民则持观望态度。
姬长伯并不急于求成，他令史官整理楚史，刻意突出楚王后期昏聩、好战致亡，以及汉军入郢时“市不易肆”的记载。
同时，他亲自遴选一批文采斐然的汉国士子，学习楚辞音律，创作了一批融合楚风汉韵的诗歌乐舞，在宫廷宴飨和诸侯朝见时演奏。
其中一曲《大风歌·楚辞》，既有汉地雄浑，又带楚声哀婉，竟渐渐在楚地士人间流传开来。
更大的动作在于选拔制度。姬长伯下令，荆襄郡每年可推举“通晓汉律、兼明楚务”的子弟十人，直入江州“明法堂”学习，优异者可直接授官，待遇与汉国本土士子相同。
第一批抵达江州的楚地寒门子弟，亲眼目睹了汉都的繁华、制度的严整，以及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
他们写信回乡，描述见闻，成了汉制最好的宣传者。
然而，改革触动了汉国内部旧贵族的利益。
郡县制推行，意味着他们世袭的采邑权力被压缩；军功爵制度使得出身寒微的将领与其平起平坐；监察机构的设立，更让他们如芒在背。数次朝会上，皆有老臣以“祖制不可轻废”、“恐失贵族之心”为由，对新政提出质疑。
姬长伯或温言安抚，或厉色驳回，但裂痕已然滋生。某些旧贵族开始暗中与中原那些对汉国霸权不满的诸侯使者接触，怨言在私邸宴饮间悄然流转。
对外，姬长伯的“尊王”旗帜举得更高。周天子得到唐地三城后，财政稍纾，对姬长伯的信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姬长伯趁机提议，由汉国派出“王师副使”，协助王室整顿成周周边的畿内土地纠纷，调解小诸侯冲突。
这些“副使”实为汉国精干文吏与少量精锐，他们的到来，不仅提升了汉国在王畿的影响力，更如同一根根探针，深入了解周室虚实与中原诸侯的错综关系。
自第二次“绳池之会”已经过去了很久。
姬长伯提出的“裁私兵、通关市”等条款，经过激烈争论，最终以折衷方案通过：各国承诺限制新增私兵数量，并开放指定的“伯主道”供商旅通行，税率由汉国主导的盟会协商确定，而非完全统一。
这已是前所未有的突破。至于“诸侯常备联军”，则因齐、晋等大国明确反对而搁浅，但姬长伯成功地将“共御吴越”写入盟约，为日后汉国在淮水方向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
对吴、越，汉国的双管齐下初显成效。邓麋、吕熊在淮水前线筑城屯田，摆出持久经营态势，小规模摩擦中，汉军改良后的火器让吴越舟师吃了暗亏。
同时，汉国使臣携重宝至吴都、越都，不仅提出以淮水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更献上了精美的汉国丝绸、瓷器以及——几册故意流出的、记载楚地部分矿藏分布和手工业技巧的简牍副本。
吴王、越王虽对汉国戒心深重，但内部对于是先巩固既得利益、还是与如日中天的汉国正面冲突，争论不休。
汉国争取到的，正是这段宝贵的战略犹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