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七，北京的秋风吹散了户部银库的霉味。绵志抚过嘉庆朝《宗禄核减算盘清册》的封皮，指尖在“嘉庆四年”的落款上停留——那是先帝推行“旗民转业”改革的关键年份。清册内页，每道算盘刻痕都注着“宗室禄米实发七成，余三成折银易业”的朱批，这是嘉庆帝为推动旗民自食其力而设的过渡方案，如今却被道光朝《宗禄豁免条例》盖着猩红的“奉旨照准”印，墨迹下隐约可见先帝朱批“旗民当效圣祖耕战，不可空耗国帑”的残痕。
“大人，载龄大人的人又来催销档了。”书吏的声音打断思绪。绵志望着窗外搬运档案的旗丁，他们肩扛的木箱上赫然贴着“霉变焚毁”的标签——那里面装的，是嘉庆朝“旗民实业局”的全部档案，从《旗人屯田清册》到《匠籍改业算盘录》，记录着十万旗民脱离禄米、从事农工商业的尝试。他转身打开暗格，取出嘉庆朝铜尺，尺身刻着“数据治世，旗民自养”的先帝手书，这把承载着改革记忆的铜尺，如今却与满是霉斑的算盘珠一同被锁入暗格，恰似被封存的嘉庆朝改革理想。
深夜，绵志在值房点起三盏油灯，将道光朝《宗禄黄册》与嘉庆朝《旗民转业总账》并列。算盘拨至“远支宗室禄米”栏时，他瞳孔骤缩——道光朝禄米较嘉庆朝多出三成，而对应的“旗民实业补贴”栏竟为空白。“载锡们怕的不是数据，是旗民不再仰赖宗禄。”他用放大镜照向黄册纸背，显现出“载锡”私章下的密注：“禄米虚增部分，半入私仓，半购洋货”。当算珠拨到“漕粮虚增”项，他翻开张恪旧信：“每船虚报十立方尺，私粮尽入宗室私栈”。取出嘉庆朝《漕运转业则例》，其中“旗丁运粮之余可附载商货”的条款被墨迹涂盖，取而代之的是载龄新颁“竹筹丈量，虚增三成合法”的训令。嘉庆朝铜尺与道光朝竹筹并列案头，前者刻着“寸寸皆公”的先帝训示，后者短三寸且刻“天恩”云纹，仿佛改革与倒退的具象化对比，在油灯下投下明暗交织的影子。
次日，绵志捧着嘉庆朝铜尺闯入乾清宫：“启禀皇上，宗室虚领禄米与漕粮舞弊，皆因废除先帝‘旗民转业’旧制。”他展开《宗禄虚增对比算盘图》，“嘉庆朝三千宗室中，千余人已务农经商，岁省禄米四万石。今尽废其业，逼十万旗民复归廪食。”道光帝盯着铜尺上“数据治世”的刻痕咳嗽不止：“朕闻嘉庆朝曾设‘实业局’，卿可曾参与？”绵志叩首：“臣时任户部侍郎，亲见先帝令宗室子弟学算术、习百工。载锡等旗主曾联名反对，称‘旗人执算筹，有辱弓马体面’。”言罢呈上《旗民改业成效录》，内页夹着松江旗人开设的“振武布庄”算盘流水，“此布庄年缴商税千两，昔日却是领禄米三百石的闲散宗室。”铜尺的冷光与算盘的珠响交织，仿佛在乾清宫内重现先帝改革的热烈场景。
回到户部，绵志秘密让可信书吏用嘉庆朝算盘复算宗室禄米，每笔数据对照《八旗通志》。当算出“宗室虚领禄米累计百万石”时，张恪旧部李顺带来漕帮密报：“载龄用‘双珠算盘’伪造赈粮，却将旗民改业的屯田粮私卖洋商。”“把《旗民屯田图》缝入漕船风帆，”绵志将算盘珠装入密封竹筒，“先帝若在，必以这把嘉庆朝铜尺为刃，剖开这贪腐之网。”他望着窗外黄叶飘落，想起嘉庆朝鼎盛时，银库每日用这把铜尺丈量旗民屯田，算盘核算的是亩产、织量、铁器产量——那些跳动的算珠曾是帝国转型的脉搏，如今却成了对抗腐败的隐秘武器。
中秋夜，绵志在银库顶楼摆开算盘，月光照亮他新制的《旗民复业模型》——以康熙朝旗民总数为基数，结合嘉庆朝《实业奖励条例》，推演出“十年内半数旗民自食其力”的路径。算珠拨至“道光三十年”时，岁支禄米可减至圣祖朝水平，而屯田、商税等收入将填补财政缺口。“大人，载龄封了银库后巷。”书吏急促汇报。绵志将模型藏入《康熙字典》，指尖抚过嘉庆朝铜尺的刻痕：“先帝说过，‘尺量土地，算量人心’，这把尺子量得出旗民的生计，却量不出宗室的贪欲。”窗外，宗室灯笼映红户部匾额，墙角的铜尺与算珠在暗影中静默相对，恰似改革火种与宗法黑暗的无声对峙，而绵志眼中倒映的月光，正如同未熄的理想，在帝国的秋夜中微微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