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称与品种的历史演变：从“上党人参”到“防风党参”的嬗变
1. 东汉至明代：上党人参的文献定位与资源危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首次明确“参，人参，草药，出上党”，这里的“参”特指五加科人参（panax ginseng），因产于山西上党地区（今长治）而得名。唐代《唐新修本草》进一步描述其生长环境：“盖其山皆与太行连亘相接故也”，强调其地理关联性。然而，至明代，上党人参因过度采挖导致资源枯竭，《潞安府志》记载“今所出惟党参”，暗示传统五加科人参已被替代品取代。
2. 清代：名称分化与独立命名的完成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吴仪洛《本草从新》首次明确记载“党参”，并指出“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市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惟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此处“防风党参”特指桔梗科植物，因其形态类似防风且根头有“狮子盘头”特征而得名。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进一步区分“上党人参”与“党参”，称后者“性平，味甘，无毒，健脾运，补肺气”，明确其功效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记载“党参，山西多产……根有白汁，秋开花如沙参”，从植物形态学角度确认了桔梗科党参的独立地位。
二、品种替代与临床应用的规范化进程
1. 形态特征与品种分化的关键标志
清代医家通过“狮子盘头”（根头部密集疣状突起）这一形态特征将桔梗科植物从伪充品中区分出来。《本草纲目拾遗》描述“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而《植物名实图考》更详细记载其根“长根至二三尺，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与现代党参形态高度吻合。这一特征成为品种鉴定的核心依据，完成了从“上党人参”到“防风党参”的品种替代。
2. 临床应用的逐步独立化
清代医案中，党参开始作为独立药材使用。程杏轩《杏轩医案》记载以党参配伍治疗脾虚证，如“脾胃虚弱，食少便溏，以党参、白术、茯苓同用”。此外，《肯堂医论》中的“坤元是保丹”虽提及“党参”，但早期仍可能指上党人参的替代品。至清代中后期，党参在《医宗金鉴》《温病条辨》等经典着作中频繁出现，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用党参配伍麦冬治疗气津两伤证，标志其临床应用的规范化。
三、现代定位的形成：从“防风党参”到《中国药典》的品种确立
1. 植物分类学的最终确认
现代党参特指桔梗科植物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及其近缘种，其形态特征在《中药大辞典》中被明确描述：“根肥大，呈纺锤状圆柱形，表面灰黄色，根顶端有膨大的根头，具多数瘤状茎痕”。这一描述与清代文献中的“狮子盘头”“根有白汁”等特征完全一致，证实了其品种传承性。
2. 功效定位的科学化
《中国药典》将党参功效明确为“健脾益肺，养血生津”，用于脾肺气虚、气血不足等证。这一功效定位与清代文献中的“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一脉相承，但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进一步细化，如调节免疫、保护心血管等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25版《中国药典》新增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检测项目，强化了对党参质量控制的要求，体现了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的结合。
四、地域文化与名称演变的关联：潞党参的形成
清代上党地区（今长治）因行政区划调整更名为潞安府，当地所产党参逐渐被称为“潞党参”。《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产于山西太行山潞安州等处为胜”，强调其道地性。这一名称的形成不仅反映了地域文化认同，也与党参的功效特性相关——潞党参因生长环境独特，被认为“味甚甜美，胜如枣肉”，成为清代宫廷贡品，进一步巩固了其独立药材地位。
五、史料考证的核心结论
1. 名称演变的关键节点
- 东汉至明代：“上党人参”特指五加科人参，文献记载集中于《说文解字》《唐新修本草》等。
- 清代：“党参”名称首载于1757年《本草从新》，并通过“防风党参”“狮子盘头”等特征完成品种分化。
- 现代：《中国药典》确立桔梗科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为正品，完成名称与品种的最终统一。
2. 品种替代的科学依据
清代医家通过形态特征（狮子盘头）、功效差异（平和补中）和地域来源（潞安府）将桔梗科植物独立为新药材，这一过程体现了传统药物学“辨状论质”的智慧，也为现代中药品种鉴定提供了历史范本。
3. 临床应用的规范化路径
党参从早期作为人参替代品，到清代中后期在医案、方剂中独立使用，最终成为补气方剂的核心药材，这一路径反映了中医药对药材资源变化的适应性调整，也验证了其功效的可靠性。
六、历史启示与现代价值
党参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中医药发展的两个重要规律：
1. 资源适应性：当传统药材资源枯竭时，通过品种替代和功效再评价实现可持续利用。
2. 经验科学化：从形态描述到现代药理学研究，党参的功效定位始终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体现了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互补性。
如今，党参作为国家重点保护中药材，其种植、加工和质量控制已纳入现代标准体系，但其历史渊源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辨状论质”方法，仍为中药现代化提供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