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衡：草木间的阴阳秤》
楔子
水泽边的泽泻，总在淤泥与清波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球茎藏于浊泥，吸纳着过剩的水汽，却让叶片始终挺立于清辉中，绿得透亮。这株草像一架天然的天平，一头担着“泻”的力道，一头载着“补”的温厚，在开合之间，暗合着天地阴阳的消长。
当代学者说它是“天道的平衡器”，其实古人早已窥破其中玄机。当六味地黄丸中的泽泻遇上熟地，前者如利刃般涤荡湿浊，后者似暖阳般滋补阴液，攻补之间，恰如秤杆两端的砝码，让失衡的身体重归中和。这种“利水而不伤正”的智慧，藏在《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的古训里，也藏在药农“采三留一”的老规矩中，更藏在无数医案里“用攻不忘补，用补不忘泻”的辩证思维里。
故事的开端，不在典籍的字里行间，而在药农粗糙的手掌中，在医者沉吟的处方上，在患者舒展的眉头上——那是草木与生命对话的最初声响，是阴阳平衡的第一缕微光。
上卷·草木初衡阴阳意
第一回 先民识度 攻补初悟
淮河岸边的“泽栖氏”，世代与水泽为伴。他们早就发现，泽泻能治“水胀”，但采挖过度，或服用过量，人会变得虚弱，像被抽走了精气神。部落的“药巫”老泽，便在采泽泻的石崖上刻下记号：“采壮留弱，七颗为限”——意思是只采健壮的球茎，每次服用不超过七颗。
有年大涝，部落里的阿柱得了“水肿重症”，肚子胀得像鼓，按下去硬邦邦的。老泽给他煮了浓泽泻汤，喝下去尿量激增，水肿消了大半，却开始头晕眼花，连弓箭都拉不动了。“泻得太猛，伤了根本。”老泽看着阿柱苍白的脸，把剩下的泽泻汤倒掉，转身去山里采了些黑色的“地髓”（地黄的古称），煮熟后拌进泽泻汤里。
改良后的药汤，清苦中多了些甘润。阿柱喝了几日，水肿未再反复，头晕也减轻了，竟能下地干活了。老泽摸着胡须，在兽皮卷上画了两个符号：泽泻的叶片像“↓”，代表“泻”；地髓的块根像“↑”，代表“补”，两个符号并排，像一架微微晃动的秤。
“水多了要泻，但泻完了要补，就像田埂，既要排水，也要保墒。”老泽对族人们说。这种朴素的认知，成了最早的“攻补观”。他们还发现，泽泻配不同的草木，会有不同的“秤量”：配生姜，能温化寒湿，适合老人；配莲子，能固涩精微，适合妇人；配山药，能健脾助运，适合孩童。这些口传的配伍经验，比任何典籍都更早地诠释了“平衡”的要义。
第二回 医经初载 阴阳定秤
《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医者们开始用“阴阳”为泽泻的平衡之道定名。岐伯在与黄帝论医时，指着药圃里的泽泻说：“此草生于阴（水泽），而性趋阳（利水），能引阴中之浊归下，又不耗阳中之清。”他将其比作“治水之堤”，“既能泄洪，又能保田”。
当时有位诸侯，沉迷酒色，得了“阴虚湿热”之症：既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阴虚），又小便黄赤、口苦苔腻（湿热）。太医单用熟地滋补，反而让他腹胀更甚；单用泽泻泻湿，又让他头晕加重。“这是阴阳失衡，”岐伯听闻后，开出一方：泽泻配熟地、山茱萸，“熟地补阴，泽泻泻湿，一补一泻，如秤之两端，轻重相得。”
诸侯服药半月，湿热渐退，阴液渐复，连走路都稳健了。他叹道：“这药像个精明的管家，该留的留，该去的去。”岐伯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下：“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泽泻的“平衡”之能，从此有了理论的基石。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简中，有一篇《五十二病方》，记载了用泽泻与阿胶配伍的方子，治疗“血淋”——泽泻利水通淋，阿胶滋阴止血，攻补兼施，与岐伯的理念一脉相承。这些简牍上的字迹虽已模糊，却清晰地记录着：古人早已懂得，治病不是简单的“堵”或“疏”，而是找到阴阳的平衡点。
第三回 仲景制方 秤星初明
东汉南阳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为泽泻的“平衡术”定下了更精密的“秤星”。他创制的“泽泻汤”，仅两味药：泽泻五两，白术二两。看似简单，却藏着“利水而不伤脾”的深意。
有个富家女，得了“痰饮眩晕”，一抬头就天旋地转，像踩在棉花上。请来的医者用了大量化痰药，反而让她食欲不振，日渐消瘦。张仲景诊断后说：“此乃脾虚生湿，湿聚成痰，单用化痰药，如只去下游积水，不补上游堤坝，终会复发。”
他让患者服用泽泻汤：泽泻涤荡痰饮，白术健脾燥湿。五比二的比例，像秤杆上的刻度，既保证了利水的力度，又守住了健脾的根本。女子连服七日，眩晕止了，胃口也开了。张仲景在案后批注：“泽泻能去饮，白术能培土，土旺则能制水，此‘泻中寓补’之法。”
这一比例的确定，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源于无数次实践。他曾试过泽泻三两、白术五两，发现利水不足，痰饮难消；又试过泽泻七两、白术一两，虽能去饮，却伤了脾胃。最终定下的“五比二”，恰是“攻不太过，补不壅滞”的黄金分割点。
当时的药铺，为了让医者精准配伍，特意制作了“泽泻秤”——一种小型杆秤，砝码刻着“泽”“术”等字样，方便按比例抓药。这种秤流传到唐代，药王孙思邈见了，赞叹道：“仲景定方，如匠人量材，分毫不差，此谓‘衡道’。”
第四回 六味雏形 衡道初成
唐代的茅山道观，道士们在张仲景“泻中寓补”的基础上，摸索出更精妙的平衡之法。他们发现，肾虚者常伴有湿浊内停，单纯补肾，会让湿浊更盛；单纯泻湿，又会耗伤肾气，唯有“补泻并举”，才能两全。
观主司马承祯，擅长调理“虚损”之症。有个老道士，常年炼丹，耗伤阴精，既腰膝酸软、夜间盗汗（肾阴虚），又小便浑浊、下肢沉重（湿浊阻）。司马承祯用熟地、山茱萸、山药补阴，又加泽泻、茯苓泻湿，丹皮清热，取名“六物汤”。
这方子像一架六星秤：熟地为“君”，如秤砣般稳住阴液；泽泻为“臣”，似秤杆般疏导湿浊；其余四味为“佐使”，调节着两端的轻重。老道士服了三月，盗汗止了，小便清了，连炼丹时的精力都充沛了。司马承祯在《修真秘要》中写道：“补肾如添柴，泻湿如拨灰，柴足火旺，灰净火明，此乃长生之道。”
“六物汤”传到宋代，钱乙将其改良为“六味地黄丸”，去掉了原方中偏温的药材，更适合小儿“肾阴不足”之症。他在《小儿药证直诀》中特别强调：“泽泻虽泻，却能防熟地之滋腻，如舟楫能载药归肾，非徒泻也。”此时的泽泻，已不再是单纯的“利水药”，更成了补药的“向导”与“清道夫”，在补阴的大军中，肩负着“去其糟粕，存其精华”的重任。
汴京的“寿安堂”药铺，将六味地黄丸制成蜜丸，丸药上特意印着“衡”字。掌柜对学徒说：“这丸子里，泽泻是‘衡’的魂，少了它，熟地就成了壅滞的泥，补得越多，堵得越狠。”这种认知，让“攻补平衡”的智慧从医家的书斋，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上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