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继续说道，“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在这轮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还未能真正投身进去，甚至从上到下对离开哺育了自己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投身于不熟悉的工业化，感到迷茫甚至恐惧”。
“我们有启蒙运动，所以我们不再迷茫，更遑论恐惧。所以恕我直言，中国需要欧洲文明去启蒙，国家才能理解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即工人阶级，才能理解工业化的另一结果，即阶级斗争”，海因德曼此时插了一句。
王月生并没有对其打断自己表示不满，微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刚才我提到了中国对于工业化的迷茫甚至恐惧，其实是一种对以往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和以往生存舒适圈的不舍”。几个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李卜克内西甚至用德语将路径依赖和舒适圈这两个词复述了一遍，并喃喃道“有意思，很有意思”。
王月生继续道，“刚才海因德曼先生提到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虽然目前中国的政治家、学术人员和普通民众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其实，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着阶级斗争这一理念，并且不断深化这一理念。
我看到各位对几千年这个说法似乎感到吃惊，而这并不是口误。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如同罗马时代长达几百年的、大规模集中使用奴隶劳动，且整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基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之上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换言之，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欧洲标准的奴隶社会阶段。
中国自从有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机构夏立国开始，经过近两千年到秦统一，准确地说是一千八百五十年间，哦，对了，夏立国的时代大致是希腊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而秦统一相当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希腊地区进入分裂及罗马共和国通过布匿战争逐渐崛起这一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是一个以相互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众多邦国的时代，类似于德意志邦联的政治架构，当然，这个时代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叫王或者天子。这个阶段类似于马克思先生对欧洲历史分类中的封建社会。
然后，秦统一了天下，将原来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变成了中央政府通过郡县两级政府向地方派驻的机构直接统治到地主和自耕农个体，一直到现在，准确地说共两千一百一十六年，基本都是这个架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中央政府通过官僚机构，在遍布民间的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辅助下，直接统治到国民个人。如果说秦统一之前的中国政治状态类似于德意志邦联的话，那么秦统一之后的中国政治状态则类似于现在的德意志帝国”。
“也就是说，你们过去两千多年并不是封建社会？” 左尔格忍不住插话问道。
“左尔格先生，英文的封建，在中国是封土建政的意思，就是说最高领导把一块土地连同上面的居民和财富分封给了一个贵族，贵族全权在这片土地上，对其上的居民行使管辖权，居民只对这位贵族领主履行义务。正如8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推行“采邑制改革”后形成的局面，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Le vassal de mon vassal n'est pas mon vassal”，法国的拉法格用法语将这句名言复述了一遍，笑呵呵地看向英国的海因德曼。海因德曼想了想，有些恼羞成怒地说，“没错，金雀花王朝时英王名义上确实是法王的附庸，但苏格兰国王是英王的附庸，根据这个原则，苏格兰国王无需向法王效忠，法王也无权直接管辖苏格兰”。
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国王确实在名义上长期保持对法国国王的附庸地位，这一矛盾构成了中世纪英法关系的核心冲突，并最终引发了长达百年的战争。
金雀花王朝的祖先来自法国安茹家族，其母系可追溯至诺曼底公爵威廉（即征服者威廉）。1066年威廉征服英格兰后，作为诺曼底公爵，他仍需向法王效忠，因为诺曼底公国是法王封地。然后，法国安茹伯爵兼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通过继承和联姻（如与阿基坦的埃莉诺联姻），控制了法国西部大片领土，包括诺曼底、安茹、阿基坦等，总面积超过法王直属领地。这些领地需向法王履行封建义务（如宣誓效忠、缴纳贡赋）。但亨利二世作为英格兰国王同时宣称自己是“诺曼底公爵”和“安茹伯爵”，形成“跨海双重身份”。
法国国王主张“领地主权”，要求英格兰国王在法国境内领地内行使司法权时需经其批准。英格兰国王则援引“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试图将法国领地视为独立王国。这种法律模糊性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
最后，英法双方为这个法律上的bUG，打了一百多年，史称英法百年战争。法国的圣女贞德就是这个阶段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的参与对战争走向和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百年战争催生了英语民族主义，法国则通过驱逐英格兰势力，强化了“法兰西民族”认同。
“都是封建时代腐朽的东西，不要纠结了，我这个来自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国家的人，建议大家还是一起听听不在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朋友介绍一下他们那里的阶级斗争吧”，美国的左尔格笑着打圆场道。
王月生向过来给几位添新茶、顺便查看拌嘴缘由的劳拉点头致谢，继续说道，“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皇帝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后，作为帝国底层的农民阶级便开始了系统地、集中性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地反抗上层统治者的斗争。
这种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起义，而不是欧洲历史上常见的暴乱，原因就是这种斗争经常性地伴随着一个崇高的革命性的理想和口号，举义而起，所以叫起义。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指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爆发在第一个皇帝建立帝国的第12年，而点燃这次革命火种的恰恰是刚才海因德曼先生所说的苦力。当然，海因德曼先生当时还用了个定语“未开化的”。实际上，这群被帝国征召到边境去劳作的苦力喊出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No crown is divine! （没有王冠是神授的！）”几个人被这个王月生对这句口号的英语翻译震惊了，以至于还有二人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母语重新解读了一下这句口号：
“Les titres ne font pas le sang! （头衔不构成血脉！）”，拉法格；
“Adel ist kein Geburtsrecht! （贵族非与生俱来之权！）”，李卜克内西；
左尔格则喃喃道，“真不敢想象，两千年前的中国底层人士敢于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
海因德曼则将放在身旁的圆顶礼帽拿起，戴到头上又摘下，做了个致敬的动作，说，“虽然他们没有直击自己成为苦力的真正原因是阶级压迫而非血统，但能在两千年前敢于反抗自身的命运、并质疑蓝血们（指贵族血统）的权利基础（指西方长期信奉的君权神授理念），这批勇者绝非未开化，反而是灵魂高尚的人，我收回刚才对中国劳动阶层的判断”。
左尔格伸手，“亨利（海因德曼的名字），这是你背叛自己阶级最远的一次（海因德曼出身于富裕的商人世家）”，海因德曼苦笑着伸出手来与左尔格相握。
王月生继续道，“这次起义推翻了中国第一个帝国政权，最终由底层自由民团体建立了新政府。但想必大家都可以理解，按照我们共同信仰的理论，在那个生产力的时代，无论是欧洲还是远东，都不可能产生新型的生产关系，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革命性的政权。
但是，农民阶级对于剥削阶级的压迫的反抗贯穿了中国历史至今，而且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萌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模糊的阶级斗争理念，并提炼出了起义的口号。
比如，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抵抗维京人，初步统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时，中国的起义者（指唐末黄巢起义）喊出的是“天补均平”；
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三世推行“帝国教会体制”的时期，中国的起义者（指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
而欧洲三十年战争时代的中期，中国的起义者（指明末李自成）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而刚刚在20年前结束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农民起义持续了14年，战争波及面积相当于英法德意四国的全部领土，因战争原因直接死亡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现如今英国加德国的总人口，甚至还要再加上西班牙（5500-7000万），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很理想主义的口号，但并不科学。而且他们最后失败了，不是吗？” 海因德曼已从最初的激情澎湃逐步恢复到英国老男人式的矜持。
“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本质和目标，但是他们正在试图触及所有制和财富分配这个社会运行的核心”，拉法格始终有着法国人对革命的热情。
“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目标与正确的理论之间的隔膜，虽然从隔膜这边看起来一捅就破，但是在隔膜的那边，还要无数次地探索，甚至他们还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捅”，李卜克内西似乎一直有德国人的思辨与理性。
“似乎这些起义者中有人看到了方向，不是吗？”，左尔格意味深长地看着王月生，其他几人也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这边。
“革命的人民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中国的革命不能再这样低水平重复进行了，尤其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这样的革命理论的情况下。不去主动学习革命的理论，并接受革命理论的指导，就是对革命的人民的犯罪，”，王月生道。
“革命不是进步的唯一选择，法国革命已经死了很多人，中国，像您说的那样，更是刚刚死了好几个法国的人口，你是那个太平天国的后代？”海因德曼问。
“或许我知道你的来历，在夏威夷有一个中国人也在鼓吹推翻现在的中国政府”，左尔格说。
“不妨我们直接问问这位朋友，你们来这里想要学什么，学习怎么革命？”拉法格问。
王月生，“首先，我不是太平天国的后代。其次，左尔格先生说的那位在美国活动的中国革命者，会是我的战友，但目前我们并不相识，并且各自努力的方向不同。最后，我们要来学习两样东西，第一，如何当好工人，第二，如何当好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