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郎，基于金本位约等于后世元人民币，基于历史购买力则约等于元人民币。一次性支付，对于王月生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他下一步准备去德国。一个是李卜克内西电报约他近期去具体谈一下派人学习普鲁士铁路计划，一个是近期欧洲日报连篇刊载了德国在山东挑起的第三次教案-沂州教案，王月生想去探听一下德国政府的打算。
所谓的沂州教案，是指德国天主教圣言会（Steyler mission）传教士在沂州府（今临沂地区）积极传教，并借助《胶澳租界条约》中的特权（如购置土地、建立教堂）扩大势力。传教士常介入地方诉讼，包庇教民，导致非教民与教会矛盾尖锐。1898年11月，沂州府一带遭遇旱灾和饥荒，民间流传“洋人修建教堂破坏风水”的谣言，进一步激化反教情绪。1898年，郯城杨清贤率众拆毁神山教堂，沂水、莒县等地相继爆发反教事件，民众焚烧教堂、驱逐传教士。
这些年列强在中国的寻衅滋事、借题发挥的事件很多。王月生之所以此次如此关心这样一个在后世中国近代史上不怎么显眼的历史事件，是因为他有个不那么成熟的想法，就是是否需要通过这次的沂州教案引爆一场中德之战，释放一下华北民间对外国势力的积怨，而这些积怨恰恰是引发年底义和团运动的诱因。
如果在这个阶段引爆，首先是当时与李鸿章、张之洞并为公认的三大疆臣的地方实力派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中央的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的荣禄都主张对德一战。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一个月后，刘坤一写信给荣禄，提出联合英、日、法共同对付德国的建议，认为一旦中国容忍德国侵占胶州湾，必会引起各国效尤，一步退让意味着步步退让，马上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将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荣禄曾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多次参加过对德国的胶州湾交涉，期间曾有带兵反击德国的设想，语云“胶州之事，恭邸所误。彼时曾请带兵赴战，不许。为今之计，与其不战而失地，不如战而失地”。
其次，前世义和团实际上是被慈禧和大阿哥派利用而造成扩大化。后世历史上，戊戌变法后，按照学者陈晓平的观点，“慈禧谋废光绪另立新君，遭到列强抵制，改为立“大阿哥”，朝野排外势力由此迅速壮大......德国在山东的野蛮侵略以及清政府的无原则退让，煽起华北地区炽烈的反帝之火，拥立“大阿哥”的满洲权贵由此与义和团携手。1900年初夏，京城神机营弁兵恩海枪杀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存在着强烈的“报复”意味，这一事件是联军入京的导火线，德国人瓦德西由此得以担任八国联军司令，成为侵华的急先锋。俄国汉学家高第认为：“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和西太后之所以给予支持，我们虽不能说胶州事件的处理是唯一原因，然而却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在这个阶段将华北民众斗争的矛头专指德国，在中央掌兵者、地方实力派和基层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以当时德国在华的实际军力，未必不能一战。且在列强私下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山东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未必干预。即便不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也最多是出面调停，拉偏架袒护德国人。
第三，在地方上专注德国，即便战败，也不会像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一样，让中国从精神上到物质上遭受如此大的损失。
待到达柏林，与李卜克内西见面后，对方向王月生表达了德国政府评估后的意见，即：
1、德国在华的战略重心已确定为山东。德方通过1897年「胶州湾事件」强占山东半岛，并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明确划为其势力范围。这一区域涵盖了铁路修筑权（如胶济铁路）、矿产开采权等核心经济利益，成为德国在东亚的战略支点。山东的煤炭资源（如坊子煤矿）和港口优势（青岛）对德国工业资本极具吸引力。德国在此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形成以青岛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不愿将资源分散至西南。
2、德国在东亚的海军力量主要用于维护胶州湾及山东利益，缺乏向云南纵深投射军力的能力。中国西南地形复杂（如云贵高原），交通闭塞，德国难以像法国那样通过越南（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后勤支持网络。
3、列强通过势力范围划分形成默契，如英国主导长江流域、日本控制福建、德国占据山东。德国若挑战法国在西南的地位，可能引发其他列强干涉，破坏其在山东的既得利益。
但是，德国政府不反对
4、参与国际银行团，通过与其他列强合作对华贷款，渗透全国性经济利益。
5、通过技术输出增强政治影响力。德国有意向清政府出售军火（如克虏伯大炮）和工业设备。
6、通过外交制衡，利用英法矛盾，在海外给法国添添堵，同时转移一下德法两国因阿尔萨斯-洛林问题长期对立引发的矛盾焦点。
其实王月生对于德国政府这种四平八稳、布局长远的对策早就有心理准备，毕竟被俾斯麦那种纵横捭阖、炉火纯青的外交手段熏陶了那么多年，政府的作风可想而知。他主要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位德皇威廉二世身上。这位怎么说呢，有点像后世的懂王。此人因出生时臀位生产导致左臂萎缩（厄尔布氏麻痹），这一生理缺陷促使他自幼接受严苛军事训练以证明能力。他常通过穿戴手套或摆拍姿势掩饰缺陷，形成争强好胜、注重权威的性格。
在母亲（自由派）与祖父（保守派）的双重影响下，威廉二世价值观充满矛盾：既向往英国的海洋自由精神，又崇尚普鲁士军国主义。母亲的严厉管教与祖父母的溺爱加剧了他的叛逆与权力欲望。他常被描述为“冲动”、“自负”，热衷扩张主义，提出“世界政策”挑战英国霸权，加速国际矛盾。继位后罢免首相俾斯麦，打破原有政府与军队分立的平衡机制。
他直接干预内阁事务，允许官员绕过首相与皇帝接触，导致普鲁士政府权力分散。偏好通过亲信或非正式渠道处理外交事务（如派密友巴林与英国私下谈判），破坏官僚系统的规范运作。这种随意性导致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例如海军扩张激化英德矛盾。
果然，李卜克内西又说道，“皇帝陛下本人对于你提出的设想非常感兴趣，即便对于直接在有印度支那支撑的云南方向与法国直接竞争不以为然，但皇帝说了，从昆明往北直到成都，并非天然是法国的地盘，英国在长江上的利益也应在重庆为止，甚至法国强租广州湾后，与英国在广东的利益都有可能爆发冲突。
皇帝陛下这段时间可是对你们的中国地理颇下了一番功夫呢，说出中国地名来，连外交部的高官都跟不上节奏”，李卜克内西笑着说，“现在我们不能给你确认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们愿意为你派人学习普鲁士的铁路技术与管理提供方便，并且愿意在你能影响到相关建设项目后，通过国际财团支持你的行动。嗯，皇帝陛下还为这个合作起了个名字，叫金色山口”。
行了，有皇帝这个态度就足够了。反正自己要求的也只是派人学习而已，并没有左右德国对华政策的能力和野心。
王月生又向李卜克内西了解了一下德国政府对于中国山东当前局势的看法，得知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怂恿德军到日照等地对老百姓进行“惩罚”。今年年初，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向日照派出军队。正如德国公使海靖夫人在其日记中说：“叶世克和安治泰敦促向骚乱地区——尤其是日照派出军队。外交部对此提出了不同寻常的问询，问我们是否会因此卷入到中国潜在的战争状态，对大沽和天津的进攻是否无论如何也必须事先做好准备。他们还是不了解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个民族会因为在山东的一些惩罚性军事行动而主动挑起战事！”。德国政府目前还是比较担心中国方面是否会在山东主动发起进攻。
李卜克内西还关心地询问王月生的意见，甚至暗示王月生意见的真实与否和立场，可能会影响德国方面对其此时和日后的支持态度。王月生思想斗争了半天，决定告诉对方后世历史上的慈禧等掌权者的真实态度，心中还有一丝希冀，就是如果真的德国人知道了清朝当权者的软弱态度，也许会变本加厉。那样真有可能反而将清廷从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拉到不得不应战的局面上来。而且这样一来，中国方面就是占据了自卫反击的名分大义，哪怕是战败，山东一地糜烂也便于善后。
不过，一想到李卜克内西此时对自己的逼迫，王月生还是心中憋气，暗道“后世听说过什么亲不亲，阶级分。你我明明都是劳动阶级政党的代表，按照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团结一致共同推翻资本家和压迫者的，怎么你可以此时就以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心态，去让另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劳动者的代表，去给你们的帝国政府和皇帝当带路党呢？”。
于是决定将后世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此刻尚未提出的意见和自己的威胁一起表达了出来，“如果自动将山东内地视为租界地的延伸范围，在山东境内轻易启用德国兵力，对势力范围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恐怕会有不利影响，甚至有军事上的危险，不可对中国人民抵抗力量估计过低。中国可能会在第三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选择战争的道路，目的在于把德国挤出长江流域。须知胶州湾危机、沙俄侵占旅顺，中国方面有可能彻底转向联合第三势力策略”。李卜克内西哪里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就是英国。闻听此言，也不禁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