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勇、郑芝龙、刘香、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五方围绕大员（台湾）上演五方角逐大戏时，日本在幕府高压下的稳定局面，在大东亚公司汤正（小七）的恶意挑动下，开始出现了一丝松动。
德川家康终结战国乱世后，开启了一场重塑日本权力结构的政治实验。这位新任征夷大将军以\"大名再编\"为手术刀，将全国诸侯切割重组，构建起以幕府为核心的金字塔统治体系。
在德川的棋盘上，大名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亲藩大名如同皇族近卫，其中御三家更是嫡系中的嫡系——尾张、纪伊、水户三地传承着家康的直系血脉，其子孙世世代代扮演着\"将军预备队\"的角色。更精妙的是，家康还埋下御三卿与御连枝两枚暗子，这些由亲藩分支衍生出的家族，如同血管般为幕府输送着新鲜血液。
真正的权力中枢藏在第二梯队——谱代大名。这些来自三河国的老班底，既是家康征战四方的马前卒，也是维系幕府统治的基石。\"德川四天王\"的故事至今仍在日本流传：井伊直政手持武田家传军法，率领赤备队冲锋陷阵；本多忠胜被丰臣秀吉赞为\"日本第一勇士\"；酒井忠次坐镇中枢调度全军；榊原康政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立下头功。他们获封的冈崎、姬路等藩地虽不算辽阔，却个个扼守要冲，成为拱卫江户的锁链。
最耐人寻味的是外样大名的处境。这些昔日对手虽获封肥沃领地，却被集体流放至远离江户的边陲。萨摩的岛津、长州的毛利、仙台的伊达等家族，看似坐拥千里江山，实则如同被软禁的猛虎——他们与江户的政治中心相隔千山万水，还要承受频繁的\"参勤交代\"制度消耗国力。这种\"分而治之\"的智慧，让德川幕府得以在太平盛世中高枕无忧。
地缘政治在这场分封游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亲藩大名集中分布在关东平原与东海道沿线，形成拱卫江户的铁壁；谱代大名则像棋子般镶嵌在各战略要地；外样大名被迫散落九州、中国、东北等地。这种布局既保证了军事威慑力，又实现了经济资源的有效控制。
当夕阳为江户城镀上金边时，德川家康的布局仍在悄然运转。亲藩、谱代、外样构成的权力三角，配合着参勤交代、军役制度等精密齿轮，将整个日本纳入幕府的掌控之中。这场持续两百余年的统治奇迹，正是始于那个重新丈量土地、划分等级的午后。
位于社会底层的外样大名，在幕末时期崛起，打破了幕藩制度，成为明治新时代的主要推动力。若非在幕藩体系中处于外样这一较低的地位，他们起义的动力可能不会如此强烈。对于德川家族而言，这些在丰臣秀吉去世后才归顺的领主，甚至那些在关原之战中作为西军与之对抗的大名，尽管战败后不得不臣服，但其忠诚度明显不足。
此外，外样大名还肩负着繁重的“普请”劳役，他们不仅出资还出力，为幕府修建城池、道路，疏浚河流等。简而言之，他们既受到监视又遭受剥削。尽管内心愤懑，但考虑到祖上在最鼎盛时期都未能取胜，作为后代又能怎样呢？据传，在毛利家长州藩每年的新年仪式上，家臣们都会象征性地向藩主提出：“今年是否可以倒幕？”而藩主则按照惯例回答：“时机尚未成熟。”这种对德川幕府的不满情绪，即便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繁荣时期后，仍在那些待遇最差的外样藩中代代相传。
德川家康设计的\"幕藩体制\"堪称封建时代的政治工程学杰作。这位老谋深算的将军将日本变成精密运转的机器，用三重锁链捆缚住诸侯的野心。
经济命脉始终攥在幕府手中。江户、大阪两大经济中心与全国矿山、港口构成\"黄金三角\"，8万直属武士组成的旗本集团则是握紧刀柄的手。当70%的土地被分配给大名时，家康早已布下杀招：亲藩与谱代占据交通要冲，外样大名被扔进九州、东北的苦寒之地。更绝的是\"参勤交代\"制度，要求大名带着家眷往返江户，既耗尽藩库又让人质化。
法律成为无形的镣铐。《武家诸法度》像紧身衣般束缚着大名的行为，从军事部署到婚姻选择皆受管控。\"一国一城令\"将军事据点压缩到最低限度，禁止私战与结盟的条款让诸侯们沦为\"高级囚徒\"。土地评估标准的统一化，则让税收如涓涓细流汇入幕府金库，初期700万石的年收入撑起了整个统治机器。
社会阶层的固化更是神来之笔。士农工商的四民制度如同混凝土般凝固了社会流动，天皇被供奉在京都的深宫中成为活体图腾，《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则确保朝廷永远只是幕府的提线木偶。
总之，历史上通过分封制衡、法律约束、经济控制三管齐下，确保德川家族绝对权威，实现日本近260年稳定。然而，这种统治的前提是日本必须保持封闭状态。不幸的是，今天萨摩藩在琉球战役中遭遇惨败，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现在是“穷凶极恶”。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幕府统治这个脆弱的鸡蛋壳上出现了一丝裂缝。
宽永四年（1627年），萨摩藩与饫肥藩之间就牛之峠的领地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端。双方均坚持自己的领土主张，互不相让，导致争执持续多年。最终，在幕府巡检使的裁决下，由于萨摩藩曾是倒幕西军的一部，牛之峠被判定归于饫肥藩所有。萨摩藩因此不得不放弃对牛之峠周边地区的领土要求。然而，在牛之峠东北部的北河内地区领地归属问题上，萨摩藩依然持有异议。
自镰仓时代起，伊东氏便掌握了日向国的饫肥地区。进入战国时代，面对岛津氏的侵袭，伊东氏战败并被迫离开故土。随着丰臣秀吉发起的九州征伐，伊东佑兵作为向导加入丰臣军，并在战役中建立了功勋。天正十六年（1588年），他赢得了丰臣秀吉的青睐，被允许回归旧领地饫肥，并获得了3万6000石的封地，从而实现了家族的长久愿望。庆长五年（1600年），关原之战爆发，伊东佑庆带领军队加入了东军。战后，伊东氏的领地得到了确认，从而建立了饫肥藩。但在萨摩藩岛津家眼中，饫肥藩无疑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
崇祯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勇与郑芝龙在海上忙着分地盘的时候，这天在牛之峠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当地饫肥藩上千的居民一夜之间神奇的都不见了，人都没了，萨摩藩也就自然而然的夺回这块争执了三年的土地。
面对如此奇异的事件，作为藩主的伊东佑庆无疑将矛头指向了萨摩藩，迅速集结了500名士兵，对萨摩藩的势力进行了驱逐。当这500名武士踏入北河内地区时，他们遭遇了伏击，岛津贵俦则率领着1000名武士严阵以待，殖民军太湖营藏匿于山间。伊东佑庆踏入伏击圈，岛津贵俦一声令下，日本铁炮与金山火铳的齐射声震耳欲聋，伊东佑庆的部队损失惨重，百余人倒下。岛津家的武士随即发起冲锋，仅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便使伊东佑庆的军队溃不成军。伊东佑庆仅带着不足200人逃回了饫肥城。太湖营虽发挥“打酱油”作用，但其存在对岛津家而言意义重大，这是与大明天朝共同作战。有了金山军队，岛津家便有了精神支柱，日本人的特性之一，凡是被打服的，特别是暴打，就会绝对无条件“顺从”。
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追溯到崇祯三年四月初九。当时，为了落地李勇想发日本“国难财”的设想，就必须让日本打起来，只有内战中，金山可以扇阴风捣鬼火，上下其手，大赚军火生意的钱。汤克严指派汤正（小七）全权负责此事，新佑卫门全力协助执行这一计划。四月底，两人开始分别展开行动：新佑卫门接触肥前藩的锅岛胜茂家主和长州藩的毛利秀就，以期销售军火并暗中煽动倒幕运动。与此同时，汤正则手持欠条，前往岛津忠恒处“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