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缴获
战争缴获，既是当时红军装备的主要来源，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国民党派遣4个师的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根据地军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组织大、小战斗近百次，几乎百战百胜。每次胜利都使红军增加了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和财政收入。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攻克彭水县城，消灭川军鲜少华1个营，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余发和大量物资。当时的《川报》载：彭城于庚午被陷，……鲜营长及连排士兵、队员、民丁，多数阵亡，并拉去副委员长宁相如及绅商数十人，公、私损失数十万元以上。116日，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杨和顺、杨和亭的庄园，缴获步枪、手枪30余支，军用骡马8匹，谷子1000余担，肥猪2头。之后，红三军又攻下黔江县城，毙敌50余人，俘敌14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3门。同年8月，又攻取国民党松桃县永安区公所盘据的一个山洞，缴获3挑铜板，2挑大烟。数日后，红军又取得洪滩大捷，歼敌1个营，缴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二战沿河，红军全歼杨畅时部，缴枪300余支，骡马6匹，夺回药材20余担，盐巴4000多斤，还缴获大批物资。8月14日，一战木黄，败黎刚团，缴枪150余支。8月30日，破杨卓之在倒马坎构筑的“40里防线”，俘敌70多人，缴枪30多支，获库粮多厅。每次缴获，除武器、粮食外，还有金银、元宝、鸦片、食盐和布匹。除武器、鸦片以外的其他物品，部分发给了当地百姓，部分留着军用。总之，红三军在黔东的战争缴获，累计折算成银元在百万以上，约占当时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
（二）没收
没收，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征收的特殊手段，同时又是财政的重要来源。20世纪30年代的黔东，落后、单一的农业经济决定财政来源的单一和困难。为了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接受广大劳动人民和开明士绅捐助之外，临时使用“没收”这种特殊手段。
所谓没收，就是用强制手段将土豪劣绅多年来靠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敛聚起来的财物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没收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粮食、食盐、布匹、金银珠宝、枪支弹药、土地等等。
没收成果显着，据调查统计：在酉阳县南腰界，没收团防头子冉瑞廷、区长张云梯、地主土豪杨少光等10余家谷子余担，其他财物堆几大屋子；在德江泉口司，没收联保主任田维贤步枪20余支，谷子100余担；黔东独立师攻打邑梅时，将土豪劣绅吴二毛盐号全部没收，仅食盐就有近万斤；在印江县，打土豪145户，没收粮食余斤，银元2000多块，土布100多匹；在松桃县，打土豪52户，没收地主土豪稻谷10万余斤，银元、铜板20余挑；在秀山县，打土豪57户，没收食盐近万斤，粮食5万多斤；在沿河县，打土豪171户，没收粮食10多万斤，银元、铜板近30挑；在德江县，打土豪59户，没收粮食8万余斤，银元1000多块；在石阡县，打土豪100余户，没收粮食20余万斤，银元多块；在江口县，打土豪76户，没收许多粮、油、盐、布。
没收的财物，当场拿出部分救济贫苦百姓，剩余部分，统一造册，上交财政。
（三）征发
征发，是财政征收的一种临时措施。征发的对象是根据区域内没有血债的富户。实行征发政策的目的，是为补充群众基本生活和革命战争需要，抑制富农发展。这项工作是从1934年夏开始的，但实行的时间不长。征发数额限制在征发户经济实力一定比例之内，总是留有余地。征发后还发给被征发证，不允许重复征发。征发工作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进行，所得钱粮全部列入财政收入。征发对象印江县南克富户张华宣回忆：“苏维埃政府来通知，征发我家大洋30块，我们如数交纳后发给我‘征发证’，此后再没有被征发过。”苏维埃政府在酉阳县南腰界，一次征发几十家富户，获稻谷上千担，一下子缓解了红军粮食困难问题。
（四）打给养和捉“肥羊”
打给养，是苏维埃筹集财政的主要手段之一。打击的对象是苏区以外的土豪劣绅。一般步骤为：没收委员会派人到苏区以外百里之内的白区侦察，然后确定打击目标和时间，由地方苏维埃组织搬运队，部队派出小分队护送，由给养副官带队前往。在打给养中执行的纪律是“四不准”和“一必须”，即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私分或隐瞒，不准私自出卖打给养所得物资，不准牵耕牛；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行动。“四不准”和“一必须”是打给养中铁的纪律，违者军法从事。如在德江县毛岭的一次打给养中，一战士隐瞒床单一床，悄悄出售后被处以极刑。打给养所得财物全部造册登记，贵重物品上交军部，其余作收入账后分配给附近部队、苏维埃政府和穷苦百姓。当时打给养很普遍，从敌方资料也可看出，《沿河县志·前事·红三军》中记载：“红三军因神匪（神兵）之请求，乃移驻沿属之枫香溪及谯家铺一带，二十六日至沿三十里之淇滩及天宫井一带征收粮食。……自红军移驻谯家铺后，时派出游击队四出征收拉肥。”可见当时打给养影响之大。
捉“肥羊”，是根据地创建初期一种财政征收特殊手段。其作法是派遣小分队到苏区以外地区将土豪劣绅当家人或国民政府重要官员捉来，令其家人用钱来赎回。如在酉阳境内抓了一名叫莫二老爷的大土豪，带到沿河后，由他写信给家中，送来50支枪和5箱子弹赎回；在印江，抓来一名地主，他自己写信回家，送来300块光洋赎回；在石梁抓了一个前清秀才，家人送来200块光洋赎回。这种筹款方式，虽然不规范，不稳定，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也的确行之有效，一定程度解决了财政上的一些困难。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这种手段即行终止。
（五）工业收入
工业收入，在黔东苏区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创建的根据地，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前方战事，必须积极发展工业。黔东苏区工业有三类：一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自己创办的工厂；二是扶持农民创办的工厂；三是地方原有的作坊。在这三类中，第一类产品未进入市场销售，不是直接创收，而是从节省开支上间接增收。红军在枫香溪、沙子坡、香树坪、南腰界、汤山镇等地先后建立了军械修理厂，制造马刀、梭镖、修理枪支、改装子弹、制造火药、炸药、手雷和缝制军服等等。红军在沙子坡大路曹建有一个较大的兵工厂，这一带的铁匠全部集中在这里，既炼铁、铸铁，又打造刀、戟。谈起这个厂的规模时，当地的老百姓说：“每到晚上，工厂的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第二类，主要是在苏维埃政府支持下开办的煤厂、水银厂、石灰厂、榨油厂，它直接为红军修械厂服务，为苏维埃政府提供储备品和供给品。1934年8月到10月间，红军在南腰界雇了近百人专门开采冶炼汞。产出水银全部交由监护队封存。第三类则是分散在民间的诸如造纸、纺织、染布等作坊。这第二、三类虽可直接提供税收，但为了鼓励和推动工业发展，苏维埃对这些工厂采取免税和少征的政策，所以实际财政收入甚微。
（六）农业收入
农业税是苏区当年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后，广大贫雇农都分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农业的较快发展。农村经济有了较稳固的基础，因而，苏维埃政府也就有了固定的农业税收入。农业税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苏维埃公田收入；二是红军公田收入；三是土地税；四是统一的累进税。
苏维埃公田收入，指土地革命中，按《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乡苏维埃须酌留十挑谷的公田，以其收入为乡苏维埃办事之用。”土地革命中所留公田的政策得到了落实。在17个区和7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中，共留公田900余挑，按每挑收谷100斤计算，可收入稻谷近10万斤。这是根据地的一大财源，也是较稳定的收入。
红军公田收入，指按土地革命政策“每乡须酌留红军公田十挑至二十挑”给黔东以外地区的红军战士，“每乡分给十个人的土地。”这一政策，大多数区乡落到了实处。照此计算，根据地内留红军公田约有3500挑，可提供30来万斤稻谷的农业税，这也是根据地内的一大财源。
土地税，在当时虽然列为一个税目，但实际征收很少。苏维埃规定，土地税“主要向富农征收，中农少收，贫农免收，”“红军家属一律免除。”征收标准，每挑谷子征1 - 2碗谷税，据统计，根据地内土地税总额折谷约斤。
统一的累进税，是黔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实行的一种基本税收制度。它的内容是：把经营者的财产税、副业工商税和土地税合并在一起按一定比例交纳。其基本税则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以各阶层公平、合理负担为原则。农业收益与土地财产均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税本，凡拥有土地者，均须负担土地财产税，凡经营农业者，均须负担农业收益税，两种税本分计合征。自耕农的税本中应扣除生产耗费，佃农的税本中则扣除生产耗费和地租。红军和红属免征；二是税本以常年产量和收益计算；三是为减轻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征税时以公斗为计税单位；四是一般副业按其收益作税本计征，苏维埃为鼓励副业发展，征税很少；五是累进税实施前做好土地丈量、产量评估、产权明确。统一的累进税只在土地革命运动进行最早且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区、乡开展，没有全面实施。但作为一种崭新的税制在黔东提出并初步实施，对调动根据地人民革命积极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七）商业收入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对商业贸易征税采取区别征缴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商业流通和市场繁荣，活跃了根据地经济。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厉行保护贸易，对于奢侈品经营和消费，征税极重，以限制奢侈之风流行；对苏区内急需品，则免征进口税，对苏区的特产则免其出口税，以保证苏区经济发展为目的。具体政策：一是吸食鸦片收重税；二是屠宰税，按屠宰量征缴；三是营业税，凡进口食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耕牛、仔猪、煤油及军需品都免征税，小商小贩一律不纳税，固定商店按月包干缴税。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办起了自己的商店，把战争缴获和罚没中的部分民用物品放到商店直接出售。通过办商店，既促进了流通，方便了群众，还筹集了资金。沿河、印江、酉阳分别开设了苏维埃商店，秀山办了一个“川黔旅社”。这些商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
苏维埃政府在商业界采取的这些优惠政策，虽然税收少了一些，但以少量的税收换取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培植了较大的潜在经济效益。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沿河县邮局向省局呈报中说：红军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下倾。”
（八）劳动组织收入
割谷队收入。割谷队的任务是保卫秋收，保证把粮食收回家，部分补充红军的粮食供应。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二号》指出：“我们要抢夺秋收，保卫秋收，将我们分得地主田地内的粮食，我们自己的田地的谷子都抢回来，我们把粮食运到山上岩洞子里收藏起来，不要让敌人割去。我们组织大批的割谷队，把自卫队、游击队来武装掩护。”按照这一通告，区、乡苏维埃迅速组织了割谷队，做到了庄稼成熟一块，抢收一块。苏区抢收任务完成后，还到敌占区收割土豪劣绅的谷子。割谷队既为老百姓抢收了粮食，也补充了红军的粮食供给，这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开荒队收入。为能多种多收粮食，一些有条件的乡苏维埃组织了开荒队，这些开荒队，砍出一片片荆棘丛生坡地，种上了荞麦、小米，使苏区增收了部分粮食。
（九）筹款
为着巩固、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内进行了统一的筹款。为使筹款能规范有序地进行，红三军印发了《筹款须知》。
《筹款须知》指出：“在未夺取政权以前，正当斗争过程中，红军无论哪项经费都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能离开阶级立场，增加劳苦群众或小资产阶级的负担以致脱离群众。恰恰相反，历来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的筹款阶级斗争工作都不单是解决了红军的本身的经济问题，更是摧毁了豪绅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指出，“现在斗争日益开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地准备将来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费，因此，目前我们丝毫不能妈（马）糊（虎），而要用最大力量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还指出：“中国现时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建筑在帝国主义支配和封建剥削穷人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铲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共产国际在苏维埃的经济政策里，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列（律）不要忘记这一项。”
《筹款须知》规定：“1.筹款的主要目标是地主与大商，其次是中商、富农。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均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要确定在封建基础的地主身上。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拥有极丰腴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的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属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封建阶级，捐款应比中商还要重。2.对地主叫罚，财产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叫捐，财产不没收。”
依照这样的筹款原则，黔东革命根据地内筹款主要有三种途径：统战筹集、内部筹集和捐助。
1、统战筹集
统战筹集，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一个特色。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地方上的开明绅士采取团结的政策，通过他们筹集钱、粮、物。红军在酉阳召开开明士绅和“伙老二”1人员会议，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支持红军和苏维埃，一次就筹集到银元上千块。秀山的开明绅士陈老广，先后向苏维埃提供粮食3万斤。二是贺龙利用旧时关系，在国统区和地方军阀间做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一些进步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例如：根据地缺盐，贺龙就请开明商人傅怀忠持自己的亲笔信去彭水找有名的“袍哥大爷”2龚渭清帮忙。龚渭清见信，二话不说，即出资买4000斤盐巴和一些药品交傅怀忠运到南腰界送给贺龙。不久，龚渭清得知贺龙的兵水土不服，腹泻、头昏，主动找社会好友帮忙，并典当了自己的家私，筹集800多块银元，买了28担药品和一些盐亲自送往黔东，不幸被敌人在半路拦截并杀害。贺龙得知后，派出精锐部队，为龚渭清报了仇，并收回这批货物。又如：川军师长杨其昌3，是贺龙北伐时的拜把兄弟，其时受派驻黔东“围剿”红军，贺龙派侦察员送去一封信，请他支持一点枪支弹药。不几天，红军一部即与杨其昌的一个团“接上了火”，冲杀声、枪声不断，说也怪，真刀真枪的，双方却没有伤亡。原来，双方枪都是朝天打，杨其昌部巧妙地为红军送来了一批武器弹药。
2、内部筹集
内部筹集，是苏维埃政府在苏区范围内组织的军用物资筹集活动，主要筹集钢铁、军鞋和药品。苏区军民积极响应苏维埃的号召，将自己家中废钢、废铁捐献出去，由军械所制造出一件件武器，铁匠高师张宗森在红三军军械所服务半年之久；许多百姓主动上山采药，无偿地送到红军驻地；裁缝师傅王永清专为红三军制作党旗、军旗，俞佐芳率许多妇女专为红军缝制、缝补衣服；许多村组织了妇女制鞋队，专为红军制做布鞋；红军内部，发动官兵自打草鞋，在迎接红六军团到来时，红三军各师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送给六军团战友作见面礼。红三军在黔东时期，自己所打的草鞋和群众捐献的草鞋，累计在10万双左右。以上各项若折算成币，也是一笔大数。
人力筹集也是内部筹集的一项内容。在战事频繁的时候，为了保证军粮供给，苏维埃组织了大批人力义务给红军加工军粮。例如1934年10月，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为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在松桃县石梁组织200多人的军粮加工队，每天加工大米多斤，连续加工5天，除供红二、六军团会师后8000多人食用外，还保证了两军团战士随身携带的10万多斤粮食。枫香溪苏维埃组织裁缝为红军加工军旗、军服；南腰界银匠刘兴阳用自己的银子加工300多只口哨送红军，许多百姓主动上前线救伤员……若付这些费用，其数目也不小，从财政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笔收入。
（十）增收节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红军和各级苏维埃都采取了增收节支、开源节流的措施，以保证将每个铜板用在最需要的事业上。苏维埃政府号召，为革命战争节约每一个铜板。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不拿工资，不吃公饭。下班后，除了紧急情况和另有公事，都回家吃饭。区、乡苏维埃政府机关有1000多名干部，从财政的角度讲，这支队伍不领工资，不吃公饭，实质是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也可列为收入计算。红军各部队和区、乡苏维埃自卫队所需钱粮，则实行定额配给制，不得超标，不准浪费。为了节约，记录本两面写，字迹密密麻麻的；召开会议，油灯只在记录员面前放一盏；红军医院，相当数量的药品都是组织人员从梵净山上采集制作的；轻伤员被当地土医师接走，既治伤、护理，还管饭。凡是不花钱，自己能办的事尽量自己办，例如：红三军在南腰界时，贺龙带头，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等体育设施。由于节支，黔东革命根据地省下大笔经费，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