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涓一听，觉得这是个捡漏的好机会，直接抛弃步兵，带着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掐指一算，估摸着庞涓傍晚就能到马陵。马陵这地儿路窄，两边全是险要地形，特别适合打伏击。孙膑让人把大树砍了，削去树皮，在上面写大字：“庞涓死这儿！”然后安排一万多射箭高手在道路两边埋伏好，约定等天黑看到火光就一起放箭。庞涓连夜追到树下，看见树上有字，就点上火把凑近看。字还没读完，万箭齐发，魏军瞬间乱成一锅粥，士兵们四处逃窜。庞涓这下知道自己彻底玩完了，拔剑自刎，还吐槽：“这下成全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乘胜追击，把魏军打得屁滚尿流，还俘虏了太子申。
这边齐国又出事了。成侯邹忌看田忌不顺眼，找人揣着十金去集市上算命，说：“我是田忌的手下，我们将军打了三场胜仗，现在想干票大的（谋反），你给算算行不行？”算命的刚出门，邹忌就派人把他抓了。田忌有嘴也说不清，一怒之下带着手下攻打临淄，想找邹忌算账，结果没打下来，只好逃到楚国。
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辛巳年，商鞅跟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就像人肚子里的定时炸弹，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灭掉魏国。为啥这么说？魏国在山岭险要的西边，都城安邑，和秦国隔着黄河，独占崤山以东的地利。形势好就往西打咱们，不行就向东扩张地盘。现在您这么牛，国家越来越强，而且魏国去年刚被齐国暴打，诸侯都不跟他玩了，正是咱们动手的好时机！要是魏国扛不住，肯定得往东迁都。到时候秦国占据险要地势，向东就能拿捏其他诸侯，帝王霸业不就成了？”孝公觉得有道理，派商鞅带兵伐魏。魏国派公子卬领兵迎战。
两军对峙，商鞅给公子卬写了封信，说：“咱俩以前关系那么铁，现在各为其主，我实在不忍心打你。要不咱俩见个面，签个盟约，喝顿酒，各自收兵，让秦魏百姓过点安稳日子？”公子卬还真信了，就去赴约。刚喝完酒，商鞅埋伏的士兵突然冲出来，把公子卬抓了，接着攻打魏军，把魏军打得稀里哗啦。
魏惠王慌得一批，赶紧派人把河西之地献给秦国求和，还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一边迁都一边后悔：“我真该听公叔痤的话啊！”秦国把商於十五个邑封给商鞅，从此大家都叫他商君。这一年，齐国和赵国也来凑热闹，一起攻打魏国。楚国这边，楚宣王去世，儿子威王商继位。
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癸未年，秦孝公去世，儿子惠文王即位。公子虔那帮人趁机举报商鞅谋反，朝廷派人抓捕。商鞅逃到魏国，魏国人不收留他，又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只好带着手下逃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国。秦军追上来，把商鞅杀了，还五马分尸示众，灭了他全家。
说起来，商鞅当秦国丞相的时候，执法那叫一个狠，有次在渭水边处决囚犯，血都把渭水染红了。他掌权十年，得罪了不少人。赵良来见商鞅，商鞅问：“你觉得我治理秦国，和五羖大夫比谁更牛？”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人敢说真话。我今天想说点实话，你可别杀我。五羖大夫百里奚，原本就是楚国的乡巴佬，秦穆公把他从喂牛的地方提拔起来，地位比谁都高，秦国人都服他。他当丞相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三次扶立晋国国君，还帮楚国解决过危机。他出门从不摆架子，大热天不打伞，在国内巡视也不带大批随从。他去世的时候，秦国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小孩都不唱歌了，舂米的人都没了劲头。再看看你，靠宠臣景监才得到重用；执政期间，得罪贵族，欺压百姓。公子虔都八年不敢出门了，你还杀了祝懽，给公孙贾脸上刺字。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你这做法可太不得人心了。你出门，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甲士，大力士当保镖，拿长矛扛大戟的围着车跑，少一样你都不出门。《尚书》说‘靠德行才能昌盛，靠武力注定灭亡’，你这也不是靠德行啊。你现在的处境就像早上的露水，随时可能玩完，还贪图商於的富贵，独揽秦国大权，把百姓都得罪光了。哪天秦王一去世，想收拾你的人还少吗？”商鞅根本没当回事，结果五个月后就大祸临头。
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甲申年，韩国的申不害去世。
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乙酉年，宋国太丘的神社消失了。
邹国人孟子去见魏惠王，惠王问：“老先生，您大老远跑来，有啥能让我国变强的好办法不？”孟子说：“您别总想着‘利’，讲讲仁义就行了！国君想着怎么让国家获利，大夫想着怎么让家族获利，百姓想着怎么让自己获利，上上下下都只看重利益，国家就危险了。讲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亲人，讲道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惠王说：“说得在理。”
早年，孟子拜子思为师，问过治理百姓最该先做什么。子思说：“先让他们获利。”孟子反驳：“君子教育百姓，讲仁义就够了，提什么利？”子思解释：“仁义本身就是最大的利。上位者不仁，百姓就没法安居乐业；上位者不义，百姓就爱耍诈。这才是最大的不利。《易经》里说‘利，就是义的和谐’，还说‘利用它来安身立命，从而提高品德’，这些都是大利啊。”
司马光评论说：子思和孟子的话，本质是一样的。只有讲仁义的人，才明白仁义带来的长远利益，不仁不义的人根本不懂。所以孟子跟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谈利益，是因为对话对象不同。
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335年，丙戌年，秦国攻打韩国，拿下宜阳。
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丁亥年，齐王和魏王在徐州会面，互相承认对方为王。
韩昭侯要修个超豪华的大门，屈宜臼泼冷水：“您肯定走不上这门！为啥？不合时宜啊！我说的时宜，不是指日子，而是说人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以前您日子好过，都没想着修高门。前年秦国刚占了宜阳，今年又大旱，您不趁这时候救济百姓，还搞奢侈工程，这就是‘形势不好还瞎折腾’，能有好果子吃？”
越王无疆准备攻打齐国，齐王派人忽悠他：“打齐国哪有打楚国划算？”越王信了，转头去打楚国。结果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楚国趁机把原来吴国的地盘全占了，东边一直扩张到浙江。越国从此四分五裂，王室子弟争着当王、当君，在海边苟延残喘，还得向楚国称臣。
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戊子年，楚王攻打齐国，包围徐州。韩国这边，豪华大门修好了，韩昭侯却去世了，儿子宣惠王继位。
这时候，洛阳人苏秦闪亮登场。他一开始跑去跟秦王推销统一天下的策略，秦王根本不搭理他。苏秦只好换个目标，跑去游说燕文公：“燕国为啥没被人攻打？还不是因为南边有赵国当挡箭牌！秦国要打燕国，得跑一千里；赵国打燕国，一百里就到。不担心眼前的威胁，却防备八竿子打不着的敌人，这算盘打得也太离谱了。您不如和赵国结盟，天下诸侯联合起来，燕国保准太平！”
燕文公被说动了，资助苏秦车马，让他去游说赵肃侯。苏秦见到赵肃侯，开启“嘴炮”模式：“现在崤山以东的国家，就属赵国最强，秦国最忌惮的也是赵国。但秦国为啥不敢打赵国？还不是怕韩、魏在背后捅刀子。秦国打韩、魏，一路畅通无阻，慢慢就能打到人家都城。韩、魏扛不住，肯定得向秦国低头。没了韩、魏当屏障，赵国就危险了！我看天下地图，诸侯地盘是秦国的五倍，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六国联合起来向西攻秦，秦国必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就想着割诸侯的地讨好秦国，秦国强大了，他们自己荣华富贵，才不管国家的安危，天天拿秦国吓唬诸侯，好割地求荣。我替您想了个招，不如联合韩、魏、齐、楚、燕，搞个‘合纵联盟’对抗秦国。让各国将领在洹水会盟，交换人质，签盟约：‘秦国敢打一国，其他五国就出兵，要么骚扰秦军，要么救援。谁违约，五国一起揍他！’六国结盟，秦国绝对不敢出函谷关半步！”赵肃侯听得两眼放光，好吃好喝招待苏秦，还送了一堆赏赐，让他去联络其他诸侯。
评论
战国中期变革与博弈的历史镜像：从马陵之战到合纵雏形
军事谋略与权力倾轧的交织
马陵之战中，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计，在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自刎、太子申被俘，此役不仅是战国军事史上“兵不厌诈”的经典战例，更标志着魏国霸权的彻底衰落。齐国虽获大胜，却因邹忌构陷田忌引发内乱，展现出新兴强国在权力结构上的脆弱性——军事奇才与政治阴谋的冲突，揭示出战国朝堂“功高震主”的普遍困境，也为齐国后续霸业埋下隐患。
商鞅在河西之战中，以“盟会”为名诱俘魏公子卬，这种突破战争伦理的权谋手段，虽助秦国收复失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却也暴露了法家“唯利是图”的政治逻辑。魏惠王“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的哀叹，道尽人才流失与决策失误的双重悲剧，而秦国封商鞅于商於十五邑，既彰显变法成效，也为其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变法余晖与制度困境
秦孝公薨逝后，商鞅因公子虔等人诬告“谋反”而遭车裂，其变法成果却得以延续。赵良对商鞅“恃力亡德”的批判，揭示出法家治国的深层矛盾：严刑峻法虽能速效强国，却因忽视道德凝聚而激化社会矛盾。商鞅死后“秦人攻商君，杀之”的场景，既反映民众对酷法的积怨，也印证了制度变革中“法”与“情”的永恒张力。相比之下，韩国申不害“术治”虽使国家短期强盛，却因过度依赖君主权谋，在其死后迅速衰落，反衬出秦国“法治”的制度优势与路径依赖。
思想交锋与战略转向
孟子见魏惠王时“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论断，与子思“仁义固所以利之”的辩证观点，展现了儒家对治国理念的不同阐释。司马光认为两者“一也”，实则揭示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互补关系——孟子面对急功近利的君主，强调道德根基的重要性；子思则从功利角度论证仁义的长远价值，这种思想张力为后世“儒表法里”的治国模式提供了理论雏形。
合纵萌芽与地缘重构
苏秦以“六国从亲以畔秦”的战略游说诸侯，其核心在于利用山东六国的地理优势与兵力优势，构建对抗秦国的军事同盟。他对“秦攻一国，五国救之”的盟约设计，虽因各国利益分歧未能立即实现，却标志着“合纵”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与此同时，越王无疆受齐国蛊惑伐楚失败，导致越国分裂，反映出战国中期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被动地位——地缘政治的残酷性在于，任何战略误判都可能招致灭国之祸。
文明转型的多重启示
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共同勾勒出战国文明转型的复杂图景：
- 军事层面：战争形态从春秋时期的“堂堂之阵”转向诡道权谋，马陵之战的伏击战术与河西之战的诈术，预示着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 政治层面：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与申不害的“术治”，分别代表着制度革新与权术统治的两种路径，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实践样本；
- 思想层面：儒家仁义观与法家功利主义的碰撞，以及纵横家实用主义的崛起，共同构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光谱；
- 外交层面：从齐魏“徐州相王”的僭越礼制，到苏秦合纵的联盟尝试，反映出周王室权威彻底崩塌后，诸侯重新定义国际秩序的努力。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商鞅以诈术破魏却死于诈术，苏秦以合纵抗秦却开启连横之争。战国中期的风云变幻证明：在秩序重构的大时代，任何单纯依赖武力、权术或道德的策略都难以持久，唯有将制度创新、民心凝聚与战略远见相结合，才能在乱世中赢得主动——这既是秦国最终统一的密钥，也是留给后世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