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在位前期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丁未年）
春天，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蜀郡边界外的羌人归附了咱们这边。
二月丁卯日，从清河国划分出一块地方，封皇帝的弟弟常保为广川王。
庚午日，司徒梁鲔去世了。
三月癸酉日，出现了日食。
己卯日，永昌边界外僬侥族的夷人陆类等整个种族都来归附咱们。
甲申日，把清河孝王葬在广丘，由司空、宗正负责操办丧事，葬礼规格比照东海恭王。
自从和帝丧事结束之后，邓骘兄弟时常住在宫中，邓骘不想长时间住下去，一再请求回到自己的府邸，太后就允许了。在夏天的四月，朝廷大动作，封了太傅张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车骑将军邓骘，还有城门校尉邓悝、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阊，个个都成了列侯，每人还都有一万户食邑。邓骘因为有定策的大功，额外再增加三千户。不过呢，邓骘和他的几个弟弟，不想接受这些赏赐，坚决推辞。朝廷不同意，他们干脆躲着来传达旨意的使者，千难万险地跑到皇宫，一次又一次地上奏疏，陈述自己的想法，来来回回有五六次，朝廷这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五月，甲戌日，朝廷任命长乐卫尉鲁恭当司徒。鲁恭向皇帝进言说：“过去的制度规定，立秋的时候才执行轻微刑罚。但从永元十五年开始，改成在孟夏时节执行。结果呢，刺史、太守就在盛夏时节征召农民，把人拘起来审问查验，没完没了地拖着。这对上违背了时令节气，对下又耽误了农业生产。其实《月令》里说‘孟夏断薄刑’，是指那些轻罪已经判定，只是不想让犯人长时间关押，所以才及时判决。我觉得现在孟夏的这个制度，应该按照《月令》里的规定来。以后判决案件、审查犯人，都以立秋为界限。”鲁恭又上奏说：“孝章皇帝为了辅助天地人三正的微意，制定法律明确规定，所有案件都要在冬至之前判决。但有些跟国家不是一条心的小官吏，一到十一月，只要抓到犯死罪的人，也不管是非曲直，马上就杀掉，就算有可疑的地方，也不再重新审理。应该规定，犯了死罪的，要到冬月过完才判决。”朝廷对鲁恭这些建议都采纳了。
丁丑日，皇帝下诏，封北海王刘睦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
九真境外以及夜郎的蛮夷部落，整个地区都主动归附汉朝。
西域都护段禧等人虽然守住了龟兹，但道路被阻断，文书无法传递。朝廷里讨论这事的公卿大臣们觉得“西域又远又难到达，还多次发生背叛事件，派官吏和士兵去屯田，花费没完没了”。六月，壬戌日，朝廷决定撤销西域都护，派骑都尉王弘征调关中的部队，去迎接段禧以及梁慬、赵博，还有伊吾卢、柳中屯田的官吏和士兵回来。
当初，烧当羌部落的首领东号的儿子麻奴，跟着他爸来投降汉朝，住在安定郡。当时那些投降的羌人分布在各个郡县，都被当地官吏、百姓中的豪门大族当苦力使唤，心里积攒了一堆愁怨。等到王弘往西去迎接段禧，征调金城、陇西、汉阳的羌人好几百上千骑兵一起去，郡县催得又急。这些羌人害怕去远方屯守回不来，走到酒泉的时候，就有不少人逃跑叛乱了。各郡又纷纷派兵阻拦，有的还把羌人的营帐给捣毁了。这下，勒姐、当煎部落的大首领东岸等人更加惊恐，一下子全都崩溃反叛。麻奴兄弟也跟着族人一起往西逃出塞外。先零部落的分支滇零，以及锺羌等部落，开始大肆抢劫，还切断了陇道。当时羌人归附汉朝已经很久了，早就没有武器盔甲，有的人就拿着竹竿树枝当戈矛，有的人背着案板当盾牌，还有人举着铜镜假装是兵器，郡县的官员胆小怕事，根本管不了。丁卯日，朝廷赦免了那些联合起来谋划叛逆的羌人的罪行。
秋天，九月，壬午日，太尉徐防因为出现灾异现象，还有盗贼作乱，被皇帝下诏书免职。三公因为灾异被免职，就是从徐防开始的。辛未日，司空尹勤因为大雨成灾、洪水泛滥，也被免职。
仲长统在《昌言》里说：光武皇帝对过去几代皇帝失去权力这事很生气，对那些权臣窃取国家命运也很愤怒，结果矫枉过正，权力不交给下面的官员。虽然设置了三公，但政务都归尚书台管。从那以后，三公的职位就跟充个数差不多。然而一旦国家治理得不好，还是要谴责三公。权力转移到外戚手里，宠信身边的宦官。他们亲近自己的党羽，任用自己人，在京城到处安插，在各个郡县也布满势力。把贤能和愚蠢的人颠倒过来，在选拔人才上做手脚。让没本事的人守着边境，让贪婪残暴的人治理百姓，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还惹得四方的少数民族愤怒，导致叛乱，天下大乱，百姓怨气冲天，阴阳失调，日月星辰都出问题，怪异现象频繁出现，害虫吃庄稼，水灾旱灾不断。这些都是外戚和宦官造成的，结果却把责任推给三公，甚至让三公被处死、免职，这真的让人想仰天大喊，哭到吐血啊！而且，中期选三公的时候，就挑那种清正老实、循规蹈矩的人，这就是些像妇女一样守规矩，在乡里还算常见的普通人罢了，哪有资格处在三公的位置上啊！形势已经那样了，选人又这样，却还指望三公能为国家立下大功，给百姓带来好处，这差距也太大了吧！以前汉文帝对邓通那是相当宠爱，但还是能让申徒嘉实现自己的志向。要是能像这样任用三公，还怕身边的那些小臣干什么呢！可到了近代，外戚和宦官，要是请托他们的事办不成，或者他们心里不爽了，马上就能让人陷入意想不到的灾祸，怎么可能弹劾纠正他们呢！以前是给三公的权力大，但对他们的要求轻；现在是给三公的权力小，对他们的要求却重。光武帝削弱三公的权力，到现在变得更严重了；不把权力交给外戚，几代之后就不行了。这就是亲近和疏远的形势不一样造成的啊！现在的皇帝要是真能把权力都交给三公，明确分工、要求他们完成职责，如果官员们坑害百姓，选拔任用的人不贤能，百姓不得安宁，打官司的不断，天地经常出现异常变化，人和事物都有怪异现象，到那时候再让三公分担这些罪责也不迟啊！
壬午日，皇帝下诏书说：太仆、少府把黄门鼓吹的人员削减一些，去补充羽林士；那些马厩里的马，只要不是皇帝日常乘坐车辆所用的，喂养的食物都减少一半；各种正在进行的建造工程，只要不是用来供奉宗庙、陵园的，都先暂停。
庚寅日，太傅张禹当了太尉，太常周章做了司空。
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这些人，那可都是手握大权，掺和朝政。周章多次耿直发言，可太后压根不听他的。一开始呢，太后觉得平原王刘胜身体一直有病，就贪图殇帝还是个小娃娃，抱过来当自己儿子养着，然后就立殇帝为帝。结果殇帝挂了之后，大臣们觉得刘胜的病也不是啥好不了的绝症，都想立刘胜当皇帝。太后呢，因为之前没立刘胜，怕之后刘胜记恨报复，就把现在这位皇帝迎过来立了。周章一看，大家心里都不咋服这新皇帝啊，就偷偷计划着关闭宫门，把邓骘兄弟还有郑众、蔡伦都给干掉，再劫持尚书，把太后赶到南宫去，把现在这位皇帝封为偏远地方的王，然后拥立平原王刘胜当皇帝。计谋被发现后，冬季十一月丁亥日周章自杀。
戊子这天，皇帝下令给司隶校尉以及冀州、并州的刺史，说：“老百姓被谣言吓到啦，都抛弃了老房子，拖家带口的，老的小的一起，在大路上狼狈不堪，穷困潦倒。你们各自赶紧督促手下的官员，亲自去给百姓讲明白：要是想回自己老家的，当地就给开个通行文书；要是不想回去，也别强求。”
十二月乙卯日，朝廷让颍川太守张敏当上了司空。
还下诏命令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带着五营以及各郡总共五万人的军队，驻扎在汉阳，防备羌人。
这一年，有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四十一个地方发大水，二十八个地方刮大风、下冰雹。
鲜卑的老大燕荔阳跑到京城来朝贺。太后赐给燕荔阳王的印绶，还有红色的车子，三匹马驾的车，让他住在乌桓校尉所在的宁城之下，开通了和胡人的贸易市场，还顺便建了南、北两座用来安置人质的馆舍。鲜卑一百二十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派人来当人质。
评论
永初元年，是东汉孝安皇帝在位的起始之年，这一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东汉中期政治体制的深层矛盾与边疆治理的严峻挑战。从朝廷中枢的权力博弈到边疆民族的冲突再起，从制度调整的尝试到天灾人祸的交织，这一年的诸多事件共同构成了东汉由盛转衰的历史注脚。
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邓氏外戚集团的崛起与谦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景观。邓骘兄弟因定策拥立之功获封列侯，却通过五六次的坚决辞让展现出政治智慧。这种 “辞封” 行为既符合儒家 “谦德” 的伦理要求，又巧妙地规避了外戚专权的舆论风险，实则巩固了邓氏家族在朝堂的核心地位。然而，权力格局的失衡已初现端倪。太傅张禹、太尉徐防等三公虽获高位，却在实际政务中被边缘化，正如仲长统在《昌言》中所批判的 “光武矫枉过正，权力归尚书台，三公形同虚设”。这种权力架构的扭曲，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周章谋反事件更是暴露了皇位继承背后的深刻裂痕，太后为维护自身权威而立幼主的决策，引发了朝堂内部的合法性危机，最终以周章自杀收场，凸显了外戚专权与官僚集团的尖锐矛盾。
边疆治理的溃败是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危机。西域都护的撤销标志着东汉对西域经营的重大退缩，公卿大臣以 “花费没完没了” 为由放弃西域，反映出帝国财政的窘迫与战略视野的短视。这一决策不仅使东汉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更直接引发了羌人叛乱的连锁反应。烧当羌首领麻奴的反叛并非偶然，羌人被郡县官吏当作苦力使唤的遭遇，以及朝廷征调羌骑时的急促逼迫，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民族矛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叛乱羌人 “持竹竿树枝为戈矛，背案板为盾牌” 的细节，既展现了羌人的困窘，更暴露了东汉地方军备的废弛。朝廷最终派遣邓骘、任尚率领五万大军屯守汉阳，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压迫的结构性问题，羌患自此成为困扰东汉数十年的边患。
制度调整与天灾应对则体现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与弹性。司徒鲁恭关于刑罚时令的建议被采纳，反映出儒家 “天人感应” 思想对司法制度的深刻影响，将刑罚执行与自然节律相协调的尝试，体现了古代治理的生态智慧。但在实际执行中，基层官吏 “十一月辄杀死罪” 的现象，暴露了制度条文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面对十八郡国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风雹的严重天灾，朝廷采取削减黄门鼓吹、减少马匹饲料、暂停非急需工程等措施，展现了应急治理的初步应对能力。但这些措施多为权宜之计，未能触及灾荒频发背后的水利失修、土地兼并等根本问题。
民族关系的另一面，是鲜卑部落的主动归附。燕荔阳朝贺获封、宁城互市开设，以及一百二十个鲜卑部落遣子为质，反映出东汉边疆政策中 “以夷制夷” 策略的局部成功。这种通过册封、贸易、质子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北部边疆，与西部羌人的叛乱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边疆治理中 “差异化策略” 的重要性。
纵观永初元年的历史图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汉中期的三大核心矛盾：外戚专权与官僚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央集权与边疆民族的治理困境、传统制度与现实危机的调适难题。这一年的诸多决策与事件，如多米诺骨牌般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西域失控导致丝绸之路中断，羌人叛乱加剧财政危机，外戚干政破坏政治平衡，天灾频发激化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交织累积，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了衰落的深渊。永初元年的历史启示我们，一个王朝的兴衰不仅取决于重大决策的得失，更在于能否构建起兼顾各方利益、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体系，能否在权力平衡、边疆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实现动态协调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