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四十四，从公元134年（甲戌年）到公元145年（乙酉年），一共十二年。
阳嘉三年（公元134年，甲戌年）
夏天四月，车师后部的司马带着后王加特奴等人，在阊吾陆谷对北匈奴来了个突然袭击，把北匈奴打得那叫一个惨，还抓住了单于的老妈。
五月戊戌日，因为春夏连着干旱，皇帝下诏大赦天下。皇帝自己跑到德阳殿东厢，露天坐着求雨。他觉得尚书周举学问特别好，就专门问他应对办法。周举回答说：“我听说要是阴阳隔绝了，那两种气就不通畅啦。陛下您现在没照着汉文帝、光武帝的方法干，反而学起了秦朝那种奢侈放纵的做派，皇宫里宫女一堆，都憋出怨气了，外面又有好多单身汉娶不上媳妇。干旱都这么多年了，也没见陛下您改正错误有啥实际行动，您光自己在这风吹日晒求雨，根本没用啊。陛下您就爱搞些花架子，不抓实际，这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找鱼，倒退着走还想往前进。您真该讲诚信、改革政事，推崇正道、改变错误想法，把后宫里皇上没宠幸过的宫女放出去，把太官那些奢侈吃喝的花费也省省。《易传》里说：‘要是阳气被迷惑，上天很快就会有反应。’陛下您可长点心，好好琢磨琢磨吧！”皇帝又把周举叫来，当面问他朝政的得失，周举说“得小心选官，除掉那些贪污的，离谄媚奸邪的人远点。”皇帝问：“哪些官员贪污、奸邪啊？”周举回答：“我从下面的州一下子被调到朝廷管机密，还不太能分清大臣们谁好谁坏。不过，经常直言进谏的公卿大臣，那就是忠诚的；只会阿谀奉承、迎合别人的，就是奸邪的。”
太史令张衡也给皇帝上奏章说：“前年京城地震，地都裂了。地裂，说明权威分散了；地震，那是老百姓被惊扰了。我就怕陛下您处理国事处理烦了，做决策不能自己说了算，舍不得割舍恩情，和别人一起分享权威。权威可不能分，德政也不能和别人一起管。希望陛下您想想怎么按照古代的规矩来，别让刑罚和赏赐这些大权不从您手里出，这样才能让老天爷满意，灾祸也就不会来了。”张衡还觉得东汉中兴以后，儒生们都争着学《图纬》这东西，就又上奏章说：“《春秋元命包》里提到公输班和墨翟，那都是战国时候的事儿了；还说另外有益州，可益州是汉朝才设置的。而且刘向父子负责整理宫廷藏书，审定九流学说，那时候也没有《谶录》这本书。所以能看出来《图谶》是在汉哀帝、汉平帝的时候编造出来的，都是些虚伪的家伙为了在世上捞好处、骗世人的，骗术太明显了，可居然没人去纠正禁止。再说律历、卦候、九宫、风角这些学问，经常能验证有效，可大家都不愿意学，反而争着宣扬那些没法验证的书，这就好比画工不喜欢画狗画马，就爱画鬼怪，因为真实的东西不好画，虚假的东西能随便编啊！应该把《图谶》都收起来，彻底禁止，这样就能分清好坏，典籍也不会被弄脏了！”
秋天七月，钟羌的良封等人又来侵犯陇西、汉阳。皇帝下诏任命以前的校尉马贤为谒者，去安抚各个部族。冬天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派兵攻打良封，把他打败了。
十一月壬寅日，司徒刘崎、司空孔扶被免职，这是听了周举的建议。乙巳日，任命大司农黄尚当司徒，光禄勋河东人王卓当司空。
耿贵人老是为耿氏家族求情，皇帝就封耿宝的儿子耿箕为牟平侯。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亥年）
春天，北匈奴的呼衍王来侵犯车师后部。皇帝让敦煌太守派兵去救，结果没打赢。
二月丙子日，开始允许宦官可以让养子继承爵位。当初，皇帝能重新登基，宦官出了不少力，所以宦官很受宠，还能掺和政事。御史张纲就上书说：“我看汉文帝、汉明帝那时候，道德教化搞得特别好，宫里的常侍也就俩人，给亲近宠幸的人的赏赐，也就几金，他们节省开支、重视百姓，所以老百姓生活都挺富足。可最近这些年，一些没功劳的小屁孩都有官爵，这可不是爱护百姓、重视国家权力、顺应天道的做法啊。”奏章交上去，皇帝根本不理会。张纲是张皓的儿子。
这一年又赶上旱灾。
谒者马贤去攻打钟羌，把钟羌打得大败。
夏天四月甲子日，太尉施延被免职。戊寅日，任命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以前的太尉庞参又当上了太尉。梁商称病在家快一年了，皇帝派太常桓焉拿着任命书到他家去任命，梁商这才到朝廷接受任命。梁商年轻的时候就精通经传，为人谦虚，喜欢结交有本事的人，他招来汉阳的巨览、上党陈龟做自己的属官，李固当从事中郎，杨伦当长史。李固觉得梁商这人性格太软，就知道自保，不能好好整顿裁决事务，就给梁商写了封信说：“这几年，老是出现灾异现象。孔子说：‘聪明的人看到变化就琢磨本质，愚蠢的人看到怪异就避讳不谈。’老天爷可不会偏袒谁，真得敬畏啊。要是能把国家纲纪整顿好，推行正道，树立忠诚，您就能像伯成一样牛，留下不朽的好名声，这哪是那些只知道贪图荣华富贵的外戚能比的呢！”梁商没听他的。
秋天闰八月丁亥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十月，乌桓来侵犯云中，度辽将军耿晔去追击，没打过。十一月，乌桓把耿晔围困在兰池城；朝廷派兵几千人去救，乌桓才退走。
十二月甲寅日，京城又地震了。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己巳日，改年号，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丁亥日，承福殿着火了。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庞参被罢免。
十二月，象林的蛮夷造反了。
乙巳日，任命以前的司空王龚为太尉。
王龚特别痛恨宦官专权，就上书跟皇帝详细说了宦官的那些事儿。那些宦官就指使门客诬陷王龚有罪；皇帝让王龚赶紧自己说清楚。李固给梁商写信说：“王公坚守忠贞的节操，却被那些说坏话的小人陷害，大家听说这事儿，没有不叹息害怕的。三公地位那么尊贵，哪有到公堂去申诉冤屈的道理，稍微有点感慨，可能就选择自杀了，所以按照以前的规矩，没有大罪，不会被严厉审问。要是王公真出了意外，那朝廷就会背上迫害贤能的名声，大臣们也显得没有救护的情义了！俗话说：‘好人有难，救人急得顾不上吃饭。’现在就是这种时候啊！”梁商马上把这话告诉了皇帝，这事儿才算了。
这一年，任命执金吾梁冀当河南尹。梁冀这人特爱喝酒，整天游手好闲、肆意放纵，当官后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他爹梁商亲近的门客洛阳令吕放把这事告诉了梁商，梁商就责备梁冀。梁冀派人在路上把吕放给杀了，又怕梁商知道，就假装怀疑是吕放的仇人干的，请求让吕放的弟弟吕禹当洛阳令，让他去抓仇人；结果把吕放的宗族、亲戚、宾客一百多人全杀光了。
武陵太守上书，说蛮夷都归顺了，可以像对汉人一样，增加他们的租赋。讨论这事儿的人都觉得行。尚书令虞诩说：“自古以来的圣王，都不把风俗不一样的人当成普通臣民对待。先帝定下的旧规矩，蛮夷贡税该交多少，那是由来已久的；现在突然增加，他们肯定会怨恨反叛。算一算增加税收得到的，还抵不上因此产生的麻烦，以后肯定得后悔。”皇帝不听他的。澧中、漊中的蛮夷果然因为贡布和以前约定的不一样而闹事，然后杀了乡吏，整个部族都造反了。
评论
阳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出逐渐失控的舞台剧，皇权的摇摆、权贵的跋扈、士大夫的挣扎与边疆的动荡交织上演，清晰地勾勒出东汉王朝由衰转颓的轨迹。这段时间里，制度的裂缝不断扩大，而试图填补裂缝的努力，最终都在既得利益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天灾背后的政治隐喻：从“请雨”到“讳疾”的治理迷失
这三年间，旱情、地震、火灾等灾异频发，在“天人感应”思想主导的时代，这被视为上天对朝政的警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停留在“表演式救灾”的层面。
阳嘉三年春夏连旱，汉顺帝“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看似姿态虔诚，却被尚书周举直指“徒劳”。周举尖锐指出，旱灾的根源是皇帝背离文帝、光武的节俭传统，沉迷“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后宫充盈却让百姓嫁娶失时，国库耗费于“太官重膳”却忽视民生。他痛斥这种“务其华而不寻其实”的行为如同“缘木求鱼”，呼吁皇帝“出后宫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费”，以实际改革回应天谴。然而，皇帝的反应仅是“复召举面问得失”，却无实质行动，暴露了其对“改政”的敷衍。
太史令张衡则从权力结构解读灾异：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象征“威分”（皇权被外戚、宦官分割），“震者民扰”暗示百姓因权力失控而不安。他警告“威不可分，德不可共”，直指皇帝因“恩不忍割”让渡权柄，才引来天怒。更可贵的是，他戳破了当时盛行的“图谶”迷信——这类预言书多成于哀、平之际，是“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的工具（如《春秋元命包》记载战国的公输班、墨翟，却提及汉代才设置的益州，漏洞百出）。张衡呼吁“收藏《图谶》，一禁绝之”，试图以理性对抗荒诞，却同样石沉大海。
灾异本是推动改革的契机，但东汉朝廷的应对始终是“避实就虚”：宁愿露坐请雨、祭祀祷告，也不愿触碰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的核心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让天灾从“警示”变成了“嘲讽”，加速了民心的流失。
权贵专权的合法化：宦官与外戚的“双恶垄断”
这段时间最致命的变化，是宦官与外戚的权力突破了最后的制度约束，形成对朝政的“双恶垄断”。
宦官势力的世袭化：阳嘉四年，朝廷“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这一政策彻底打破了“非有功不侯”的祖制。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却通过“养子袭爵”实现权力传承，等于为其势力扩张发放了“合法通行证”。御史张纲上书痛斥：“文、明二帝时，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赏赐仅数金，故家给人足；今无功小人皆有官爵，违天逆道！”但谏言“不省”，足见宦官集团已牢牢掌控话语权——他们是顺帝复位的“功臣”，皇帝对其“有宠”甚至“参与政事”，形成了“宦官专权合法化”的恶性循环。
外戚的残暴预演：永和元年，梁商之子梁冀任河南尹，其跋扈已显露无遗。梁冀“嗜酒，逸游自恣”，任职期间“纵暴非法”，洛阳令吕放因向梁商告发其恶行，竟被梁冀派人刺杀。更令人发指的是，梁冀为掩盖罪行，故意嫁祸吕放的“怨仇”，让吕放之弟吕禹任洛阳令，借机“尽灭其宗、亲、宾客百馀人”。这种“杀告密者、灭其全族”的暴行，竟未受任何惩处，预示着外戚权力已凌驾于法律之上。梁商虽以“谦恭好士”闻名，却对儿子的暴行纵容默许，其“柔和自守”的本质，不过是对权贵特权的妥协。
宦官与外戚看似分属不同阵营，实则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宦官通过“养子袭爵”巩固内部传承，外戚通过家族网络掌控要害部门，二者共同压制士大夫的反抗，瓜分朝廷资源。这种“双恶垄断”，让东汉的权力结构彻底失去平衡，制度沦为权贵牟利的工具。
士大夫的抗争困局：清醒者的无力与妥协
面对制度崩坏，士大夫群体的抗争充满悲壮色彩，却始终难以撼动既得利益集团。
周举虽一针见血指出“宜慎官人，去贪污，远佞邪”，却在皇帝追问“贪污、佞邪者为谁”时，只能含糊其辞：“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为忠贞，阿谀苟容者为佞邪”——他不敢直指具体权贵，暴露了士大夫在高压下的无奈。
李固多次试图推动改革：他劝谏梁商“整王纲”以应对灾异，却被无视；他力保被宦官诬陷的太尉王龚，使其免于获罪，却只能依赖梁商的“一言之力”，无法改变宦官诬告的制度性漏洞。
虞诩反对增加武陵蛮租赋，警告“增税必致怨叛”，却因“帝不从”而眼睁睁看着蛮夷反叛，印证了其预言。他的清醒，最终只沦为“事后诸葛亮”。
张衡不仅批判图谶迷信，更发明浑天仪、着《灵宪》，以科学理性对抗荒诞，却因“不慕当世”而“积年不徙”，才华被政治黑暗埋没。
这些士大夫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却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推动变革。东汉的选官制度已被权贵操控，士大夫要么妥协依附，要么被边缘化，个别清醒者的呐喊，最终只能消散在权力的漩涡中。
边疆动荡：内部溃烂的“外溢效应”
边疆的持续动荡，是东汉内部治理失效的直接反映。
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救援“不利”；乌桓寇云中、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城，朝廷发兵数千才勉强解围，显示北方部族的威胁已从“骚扰”升级为“军事对抗”，而东汉的边防体系因资源被内耗（如外戚、宦官的奢靡）而日益虚弱。
钟羌良封等反复寇掠陇西、汉阳，虽被马贤、马续暂时击退，但“屡平屡反”的背后，是东汉对羌政策的短视——只靠军事镇压而缺乏安抚，导致“叛-平-再叛”的恶性循环。
武陵蛮因“增租赋”而反叛，更是典型的“政策失误引发的叛乱”。尚书令虞诩“计其所得，不偿所费”的警告，道破了边疆治理的核心问题：朝廷只算经济账，却忽视了“蛮夷率服”的基础是“恩威并施”，而非单纯的剥削。
边疆的烽火，本质上是中央权威衰落的镜像：当朝廷无力约束内部权贵，自然无法制定稳定的边疆政策，只能在“被动应对”中消耗有限的国力，形成“内耗-边弱-再内耗”的恶性循环。
结语：衰亡加速度的起点
阳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三年，是东汉王朝“雪崩式衰落”的开端。这一时期，天灾不再推动改革，反而成了权力表演的背景；宦官与外戚的权力突破了最后的制度约束，开始“合法”地吞噬王朝肌体；士大夫的抗争沦为徒劳，只能在个案中寻求有限的正义；边疆的动荡则从“外部威胁”演变为“内部溃烂的并发症”。
梁冀刺杀吕放后的嚣张、宦官“养子袭爵”的合法化、武陵蛮因增税而反的必然性，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东汉的制度已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权力的逻辑彻底取代了治理的逻辑。当“恶”可以明目张胆地横行，而“善”只能在夹缝中喘息时，这个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永和元年梁冀的残暴，不过是未来更大灾难的预演——东汉的衰亡，已进入不可逆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