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己卯年）
春天正月庚辰日，张逵等人被依法处死。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他俩也都被判了死刑。因为这案子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连在位的大臣都被波及。梁商担心有很多人被冤枉，就给皇帝上奏章说：“按照《春秋》的道理，功劳要归于主帅，治罪也只针对首恶。一旦大的案件开启，无辜受牵连的人太多，死囚长时间被关押，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麻烦，这不利于营造和谐气氛，也没法让政治平稳、教化施行啊。应该早点结案，别再没完没了地抓人了。”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只给确实有罪的人定了罪。二月，皇帝打算让梁商的小儿子虎贲中郎将梁不疑当步兵校尉。梁商赶紧上书推辞说：“不疑还是个孩子呢，一下子就处在成人担任的职位上不合适。以前晏平仲推辞鄁殿的封地来守住自己的财富，公仪休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希望能在圣明的时代稳固自家的福禄啊！”于是皇帝就改任梁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三月乙亥日，京城发生地震。
烧当羌的那离等人又造反了。夏天四月癸卯日，护羌校尉马贤去讨伐，把那离给杀了，还斩获了一千二百多个敌人的首级。
戊午日，皇帝大赦天下。
五月戊胡日，封已故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安为济北王。
秋天八月，太原发生旱灾。
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庚辰年）
春天二月戊申日，京城又地震了。
南匈奴的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造反，进攻西河，还拉拢右贤王一起合兵围攻美稷，把朔方、代郡的长官都杀了。夏天五月，度辽将军马续和中郎将梁并等人，调集边境的军队以及羌人、胡人，总共两万多人突然出击，把他们打败了。可吾斯等人又重新聚集起来，攻占了不少城邑。皇帝派人去责备单于，单于本来没参与谋反，就脱帽离开营帐，到梁并那儿去谢罪。后来梁并因为生病被召回，五原太守陈龟接替他当中郎将。陈龟觉得单于管不住手下，就逼单于和他弟弟左贤王自杀了。陈龟还想把单于的近亲迁到内地的郡，这让那些投降的人心里又开始犯嘀咕。结果陈龟因此事被关进监狱，还被免了职。
大将军梁商给皇帝上奏章说：“匈奴叛乱，他们自己也知道罪大恶极。走投无路的鸟和被困的野兽都知道求生，何况匈奴人丁兴旺，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干净。现在运输物资的耗费一天天增加，军队疲惫不堪，把国内的资源都拿去供应边境，这对咱们国家可没好处。度辽将军马续向来有谋略，而且管理边境事务很长时间了，深知用兵之道。每次收到马续的信，他的策略都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马续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用恩德和诚信去招降匈奴人，明确悬赏，讲好条件。这样的话，那些叛逆就能归服，国家也就太平无事了。”皇帝听了他的建议，下诏让马续去招降反叛的匈奴人。梁商又写信给马续等人说：“咱们国家安定太久了，都很久没打仗了。匈奴擅长在野外集结精锐骑兵，短兵相接，当机立断决胜，这是他们的长处，却是咱们的短处；咱们靠强弩守卫城池，坚守营垒，等待敌人衰弱，这是咱们的长处，却是匈奴的短处。咱们应该先发挥自己的长处，再观察局势变化，设置悬赏，表明只要他们反悔投降就既往不咎，可千万别贪图小功劳而坏了大局。”于是右贤王部的抑鞮等一万三千人都到马续那儿投降了。
己丑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当初，那离等人被平定后，朝廷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他们天性残暴苛刻，经常骚扰百姓、征调物资，结果且冻、傅难种的羌人就造反了，攻打金城，还联合其他杂种羌人、胡人，大肆侵犯三辅地区，杀害当地长官。来机和刘秉都因此被召回。于是朝廷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率领左右羽林军、五校士以及各州郡的士兵共十万人，驻扎在汉阳。
九月，朝廷下令让扶风、汉阳两地修筑三百座陇道坞堡，安排士兵驻守。
辛未日，太尉王龚因为年老多病被免职。
且冻羌人进攻武都，还烧毁了陇关。
壬午日，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尉。
匈奴句龙王吾斯等人拥立车纽为单于，东边联合乌桓，西边收纳羌人、胡人等几万人，攻破了京兆虎牙营，杀了上郡都尉和军司马，接着在并、凉、幽、冀四个州烧杀抢掠。朝廷只好把西河的治所迁到离石，上郡治所迁到夏阳，朔方治所迁到五原。十二月，派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各郡的营兵攻打车纽等人，在马邑交战，斩杀了三千敌人，还俘虏了很多人。车纽请求投降，但吾斯还是带着他的部下和乌桓人继续抢劫。
当初，皇帝命令马贤去讨伐西羌，大将军梁商觉得马贤年纪大了，不如太中大夫宋汉合适，可皇帝没听他的。宋汉是宋由的儿子。马贤到了军中，却一直拖延不进军。武都太守马融给皇帝上奏章说：“现在杂种羌人到处抢劫，应该趁他们还没完全联合起来，赶紧派兵深入，击破他们的党羽。可马贤他们却在各个地方停留不前。羌人、胡人老远就能看到尘土、听到声音，要是他们现在逃跑躲避，绕到咱们后面，肯定会侵犯三辅地区，给老百姓带来大灾难。我愿意带领马贤不愿意用的五千关东兵，只要给我个部队的名号就行，我会竭尽全力激励士兵，身先士卒，三十天内，肯定能打败羌人。我还听说吴起当将军的时候，天热不撑伞，天冷不穿皮衣。现在马贤在野外驻扎，帐篷里摆满了各种美食，还有儿子、侍妾伺候，这和古人的做法完全相反。我担心马贤他们只守着一座城，说要攻打西边，羌人却从东边出来了，而且他的将士们也会受不了这种待遇，肯定会出现像高克带领的军队那样溃败反叛的情况。”安定人皇甫规也看出马贤不操心军事，料定他肯定会失败，就给皇帝上书说明情况。但朝廷对他们的建议都没采纳。
评论
永和四年至五年的历史，如同东汉王朝的“病情诊断书”，边疆的全面失控、权斗的残酷升级与决策层的昏聩形成共振，清晰地显示出：这个王朝的“病灶”已从局部溃烂蔓延至全身，即便有零星的理性声音，也难以阻挡其滑向崩溃的惯性。
权斗的代价：从“首恶必究”到“滥捕牵连”的治理失能
永和四年正月，中常侍张逵等人因“矫诏收缚曹腾、孟贲”被诛，案件牵连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等，甚至“延及在位大臣”。这场清洗本是皇权对宦官内斗的处置，却险些演变为“大狱”。幸亏大将军梁商以《春秋》“罪止首恶”为由上疏，劝皇帝“早讫章，以止逮捕之烦”，才避免无辜者被株连。梁商的妥协（“功在元帅，罪止首恶”）虽有自保成分，却也暴露了东汉司法的致命缺陷——权斗一旦爆发，便容易突破“法治”底线，沦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清洗。
梁商随后辞让儿子梁不疑的“步兵校尉”之职，自比“晏平仲辞鄁殿”，看似“谦恭”，实则是外戚在权斗中的生存策略。这种“以退为进”无法改变本质：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已深植于权力结构，任何“缓和”都只是暂时的，而每一次权斗的余波，都会消耗朝廷处理实际政务的精力，让边疆、民生等问题被进一步搁置。
边疆全面失控：从“局部叛乱”到“多线溃败”
这两年的边疆局势，堪称东汉由“维稳”转向“溃败”的转折点，匈奴、羌人、乌桓的叛乱形成“多线联动”，彻底撕碎了边防体系。
南匈奴的反噬：永和五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反叛，招诱右贤王、乌桓、羌胡等，形成数万人的联军，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寇掠并、凉、幽、冀四州。朝廷被迫迁徙西河、上郡、朔方治所（如西河从平定迁离石），等于放弃了原有的边防据点。这场叛乱的扩大，与地方官的处置失当直接相关：中郎将陈龟逼迫南单于及其弟自杀，又欲迁徙其近亲，彻底激化了矛盾——本“不预谋”的单于被逼反，降者“更狐疑”，印证了“以暴制暴”只会“逼顺为逆”。
羌患的燎原之势：羌人的叛乱从“零星反抗”升级为“大规模寇掠”。且冻、傅难种羌因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天性虐刻”而反，攻破金城，寇掠三辅（关中），甚至“烧陇关”。朝廷派马贤率十万人屯汉阳，却因马贤“稽留不进”“珍肴杂遝，儿子侍妾随行”而错失战机。马融、皇甫规先后警告：马贤的拖延会让羌人“侵寇三辅”，其奢靡会导致“将士不堪命”，但朝廷“皆不从”，最终使羌患成为“心腹大害”。
梁商针对匈奴叛乱的策略（“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务先所长（守城）以观其变”）本是务实之举，也确实招降了右贤王部万余人，但这种局部成效被整体的军事无能抵消——马贤在西线的拖沓、陈龟在北线的激进，让“招降”的努力沦为“纸上谈兵”。边疆的全面失控，本质是“中央决策失误+地方官暴虐+将领无能”的叠加结果，而这三者的根源，都指向朝廷的腐败：来机、刘秉靠关系上位，马贤因资历被偏袒，陈龟虽有勇却无谋，真正有远见的马融、皇甫规反被忽视。
士大夫的预警与朝廷的迟钝：理性声音的边缘化
这一时期，士大夫的预警如同“末世警钟”，却始终无法穿透权贵的壁垒。
马融弹劾马贤：作为武都太守，他目睹羌人叛乱的蔓延，直言马贤“处处留滞”会让羌人“漏出其后，侵寇三辅”，甚至主动请缨“用关东兵五千，三旬必克”，展现出军事才能与担当。但朝廷对其建议“不从”，反而纵容马贤继续屯兵不前。
皇甫规预判溃败：安定人皇甫规仅为布衣，却能“审其必败”，上书揭发马贤“不恤军事”的弊端，却同样被无视。这种“草泽之见”胜过“庙堂之策”的反差，暴露了东汉选官制度的僵化——人才的升降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与外戚、宦官的关系。
梁商的有限清醒：作为大将军，梁商至少意识到“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主张对匈奴“以守为攻+招降”，反对盲目用兵。他写给马续的信（“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准确把握了汉与匈奴的优劣对比。但他的局限在于：既不敢触动马贤等旧将的利益（明知其老却无法更换），也无力约束来机、刘秉等酷吏，最终只能“以文书谋策”而无法左右战局。
士大夫的无力，本质是“制度性失语”：他们的谏言缺乏畅通的上传渠道，即便抵达皇帝案头，也会被外戚、宦官的意见淹没。马融、皇甫规的预警越精准，越反衬出朝廷的迟钝与腐朽。
灾异与应对：从“天人感应”到“麻木不仁”
永和四年三月、五年二月的两次京师地震，以及五年五月的日食，在“天人感应”的语境下本应引发深刻反思，但朝廷的应对仅有“赦天下”（四年四月）的形式主义动作，无任何实质改革。这种“灾异脱敏”现象，标志着东汉皇权的“合法性叙事”已趋于破产——当皇帝和权贵不再相信“天谴”的威慑，当士大夫的“借灾言政”失去效力，这个王朝便只剩下“得过且过”的苟延残喘。
结语：溃败的加速度与无可挽回的颓势
永和四至五年的两年，是东汉边疆体系全面崩溃的起点。匈奴、羌人、乌桓的多线叛乱，并非单纯的“外族入侵”，而是内部治理失败的“外部爆发”——地方官的暴虐逼反了顺民，将领的无能纵容了叛乱，朝廷的昏聩错失了平叛时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外戚与宦官对权力的垄断，是选官制度对人才的排斥。
梁商的“守成之策”、马融的“主动出击之请”、皇甫规的“溃败预警”，都证明东汉并非没有破局的智慧，却因制度的腐朽而无法施行。当“正确的策略”被“错误的人”否决，当“局部的清醒”无法对抗“整体的昏聩”，东汉的灭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永和五年的冬天，当羌人“烧陇关”、匈奴寇掠四州时，这个王朝的命运，早已写在了漫天烽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