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元年（公元15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初一，大臣们都去给皇帝朝贺，大将军梁冀竟然带着剑就进了朝堂。尚书、蜀郡人张陵大声呵斥，让他出去，还命令羽林军和虎贲军把梁冀的剑夺了。梁冀吓得赶紧跪地谢罪，张陵根本不搭理他，马上就上奏弹劾梁冀，请求廷尉治他的罪。皇帝下诏，让梁冀用一年的俸禄来赎罪，这下百官都被震慑住了。河南尹梁不疑曾经举荐张陵为孝廉，他就对张陵说：“以前举荐你，现在看来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啊！”张陵说：“大人您不嫌弃我没本事，错爱提拔我，现在我是通过伸张国家法律来报答您的私人恩情呢！”梁不疑听了，一脸羞愧。
正月癸酉日，皇帝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梁不疑这人喜欢研究经书，也乐意结交士人，梁冀看他不顺眼，就把梁不疑调去当光禄勋，然后让自己十六岁的儿子梁胤做河南尹。梁胤长得那叫一个难看，连帽子和腰带都撑不起来，路上的人看见他没有不嘲笑的。梁不疑觉得兄弟之间有矛盾挺丢人的，就干脆让位回家，和弟弟梁蒙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梁冀不想让梁不疑和宾客们来往，就偷偷派人乔装打扮到梁不疑家门口，记录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刚上任，就去拜见梁不疑。梁冀就暗示有关部门上奏，说马融在郡里贪污腐败，又找了些别的事儿陷害田明，结果两人都被剃光头发、鞭打一顿，然后流放到朔方去了。马融自杀没成功，田明就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夏天四月己丑日，皇帝偷偷出宫，跑到河南尹梁胤的府上去了。当天，大风把树都拔起来了，大白天的天却黑得像晚上。尚书杨秉上奏章说：“我听说上天会通过灾异现象来警告世人。皇帝您身份尊贵，出入都应该有固定的规矩，出行要清道警戒，休息要在安静的地方。要是没有祭祀天地宗庙的大事，就不该轻易动用车驾。就连诸侯到大臣家里去，《春秋》都要记录下来以示警戒，更何况您穿着先王规定的礼服私自出宫游玩，扰乱了尊卑秩序，威严等级都乱套了，让侍卫守着空荡荡的皇宫，把玉玺交给宫女。要是突然发生什么意外变故，像任章那样的阴谋出现，那对上对不起先帝，对下后悔都来不及啊！”但皇帝根本不听他的。杨秉是杨震的儿子。
这时候，京城发生旱灾，任城和梁国闹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司徒张歆被免职，朝廷任命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北匈奴的呼衔王进犯伊吾，打败了伊吾司马毛恺，还攻打伊吾的屯城。皇帝下诏让敦煌太守马达带兵去救援，等马达的军队到了蒲类海，呼衔王就带兵撤走了。
秋天七月，武陵的蛮人反叛。
冬天十月，司空胡广退休。
十一月辛巳日，京城发生地震。皇帝下诏让百官举荐品行独特的人。涿郡举荐了崔寔，崔寔到了公车署，却称病不参加对策，而是回去写了篇讨论世事的文章，叫《政论》。文章里说：“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通常是因为君主在位太平日子过久了，风俗逐渐败坏却没察觉，政治慢慢衰败也不改正，习惯了混乱和危险，却浑然不知。有的君主沉迷于欲望，不操心国家大事；有的听不进劝谏，厌恶真话，轻信假话；有的在岔路口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被信任的大臣，只为保住俸禄，闭口不言；有的被疏远的大臣，因为地位低，说的话没人听。所以上面国家的法纪松弛，下面有智慧的人郁闷不得志。可悲啊！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经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松弛，上下懈怠，老百姓怨声载道，都盼着能有中兴的办法来拯救国家。拯救时世的办法，就在于修补漏洞、支撑倾斜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世道安稳下来。所以圣人掌权，会根据时代制定合适的制度，步骤方法各有不同，不会强迫人做他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顾眼前紧急的情况，只追求听闻中的理想状态。就像孔子回答叶公时说要让远方的人来归附，回答鲁哀公时说要治理好百姓，回答齐景公时说要注重礼节，不是孔子的说法不一样，而是针对的问题和当时的紧急事务不同。一般人拘泥于旧的条文和过去的经验，不懂得变通，觉得听到的那些神奇伟大的办法才好，却忽视眼前实际情况，这种人怎么能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那些谈论政事的人，就算说的符合圣德，也常常被反驳否定。为什么呢？那些顽固的人不了解时代形势，只习惯自己看到的，不懂得成就大事的道理，更别说考虑事情的开端了，只会说一切照旧就行。那些所谓通达的人，有的爱慕虚名、嫉妒有才能的人，觉得计策不是自己出的很丢脸，就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来破坏别人的观点。少数人敌不过多数人，就被排挤抛弃了，就算稷、契这样的贤能之人还在世，也会被困住。这就是贤能智慧之人的言论常常郁闷不能伸张的原因啊。
“治理国家，如果君主不是品德极高的人，那政策严就能治理好，政策宽就会出乱子。怎么证明呢？就说最近的孝宣皇帝，他明白做君主的道理，清楚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采用严刑峻法，吓破了奸人的胆子，让天下清平，国家治理得很安稳，成效比汉文帝还好。到了元帝即位，实行了很多宽松的政策，最终导致国家衰败，权力开始被夺走，他也成了给汉朝埋下祸根的君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政策的得失。以前孔子写《春秋》，称赞齐桓公、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难道他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吗？其实是因为他明白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来挽救弊病的道理。所以圣人能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而一般人却不懂得变通，以为远古结绳记事的办法，还能用来治理混乱的秦朝；以为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就能解除平城之围。像熊攀援、鸟伸展那样的养生方法，虽然能延年益寿，但治不了伤寒病；呼吸吐纳的方法，虽然能养生，但不是接骨的药膏。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像调养身体，身体好的时候就保养，生病了就得治疗。刑罚就是治理乱世的药石，德教就是使国家兴盛太平的美食。用德教去除残暴，就好比用美食治病；用刑罚治理太平的国家，就好比用药石当饭吃。现在我们继承了百代帝王留下的弊病，又赶上了厄运，好几代以来，政策大多是宽容赦免，就像驾车的人松开了缰绳，马嚼子也没勒紧，四匹马横冲直撞，国家的道路危险倾斜，现在正要赶紧拉紧缰绳、固定车辕来挽救，哪还有时间讲究车上铃铛的节奏呢！以前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该斩右脚趾的人改为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这说明汉文帝是用严厉的政策实现了国家太平，而不是靠宽松的政策。”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人仲长统曾经看过这本书，感叹说：“凡是做君主的，都应该抄录一份，放在座位旁边。”
臣司马光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够严厉了，可崔寔还觉得宽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衰败时代的君主，大多软弱怯懦，那些平庸愚蠢的辅佐大臣，只知道无原则地宽容，所以有权有势又受宠的大臣犯了罪不被治罪，强横狡猾的百姓犯了法也不被惩罚；施加的仁爱恩惠，只看眼前；奸邪之人得志，国家的法纪却立不起来。所以崔寔的言论，是为了纠正一时的偏差，不是适用于百世的普遍道理。孔子说：“政策宽松，百姓就会懈怠，懈怠了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政策严厉，百姓就会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了就用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节严厉，用严厉来调节宽松，这样政治就能和谐。”这才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啊。
闰月庚午日，任城节王刘崇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就此废除。
朝廷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
皇帝想褒奖尊崇梁冀，就让中朝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给梁冀的礼遇。特进胡广、太常羊浦、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勋和品德可以和周公相比，应该赐给他山川、土地、附庸。只有黄琼说：“梁冀之前因为迎亲的功劳，封邑增加到三千户，他儿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赏。现在诸侯是以封邑户数为标准，不是以土地面积为限，梁冀可以和邓禹相比，总共享有四个县的食邑。”朝廷采纳了黄琼的建议。于是有关部门上奏：“梁冀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带着剑穿着鞋上殿，朝拜时司仪不用直呼他的名字，礼仪规格和萧何一样；把定陶、阳成剩下的户数都封给梁冀，凑成四个县，和邓禹一样；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上等住宅，和霍光一样，以此来突出他的特殊功勋。每次朝会，梁冀和三公座位分开。他十天进宫一次，处理尚书事务。把这些规定向天下宣布，作为万世的法则。”可梁冀还是觉得这些礼遇不够优厚，心里不高兴。
评论
元嘉元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中后期权力结构的畸形与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挣扎，梁冀的跋扈、皇权的孱弱与士人对时局的反思，共同构成了王朝衰落期的典型图景：
权力博弈的荒诞：跋扈者的嚣张与孤勇者的微光
梁冀带剑入朝堂的细节，堪称权力失控的缩影：作为辅政大臣，他竟突破“君臣仪轨”携带兵器入省，而尚书张陵的呵斥与弹劾，成为黑暗中的一丝亮色。这场冲突的结果极具讽刺性——梁冀仅“以一岁俸赎”，却让“百僚肃然”，既暴露了权贵特权的稳固，也反衬出张陵“申公宪报私恩”的难得。
梁冀对其弟梁不疑的打压，则揭示了权力集团的内耗本质：因不疑“好经书、喜待士”便夺其权，用十六岁“容貌甚陋”的儿子梁胤接任河南尹，甚至因马融、田明拜访不疑就将二人迫害至流放或死亡。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让权力彻底沦为排除异己的工具，连家族内部的基本理性都荡然无存。
而桓帝“微行幸梁胤府舍”的行为，更凸显了皇权的堕落：皇帝不顾“先王法服”的尊严，私访外戚府邸，面对杨秉“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的警告仍“不纳”，说明此时的皇权已完全依附于外戚，连表面的“尊卑秩序”都懒得维持。
社会危机的深化：天灾人祸下的制度失灵
这一年的“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绝非单纯的自然灾荒，而是政治腐败的直接恶果：梁冀集团“拓林苑、掠财富”导致民力枯竭，地方官“贪聚无厌”加剧底层破产，当朝廷既无赈灾之力、又无体恤之心时，“人相食”便成了体制崩溃的残酷注脚。
北匈奴寇边、武陵蛮反的边患，则暴露了国防体系的废弛。敦煌太守马达救援伊吾的被动，侧面反映出中央资源被外戚挥霍后，边防力量的空虚——当权贵的“兔苑”与“第宅”耗费无数时，军队的粮饷、边疆的防御自然被搁置，内外危机的叠加，让王朝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思想的碰撞：崔寔《政论》与“宽严之辩”的时代回响
崔寔在《政论》中直击时弊的批判，成为东汉士人对“衰世”的深刻反思：
他指出“天下不治”的根源在于帝王“承平日久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官吏“括囊守禄”，士人“言以贱废”，精准勾勒出官僚体系的僵化与统治阶层的麻木。
其“严之则治，宽之则乱”的主张，看似与儒家“德治”传统相悖，实则是对现实的无奈回应：当“政多恩贷”导致“权幸有罪不坐，豪猾犯法不诛”时，强调“刑罚如药石”的严刑，本质是对制度公平的渴求。
司马光虽批评崔寔“矫一时之枉”，主张“宽猛相济”，但二者的分歧实则反映了衰世的困境——当“宽”已沦为纵容腐败的借口，“严”便成了士人眼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崔寔的思想共鸣者众多（如仲长统“宜写一通置之坐侧”的评价），说明“制度失效”已成为士大夫的共识，而这种共识的无法落地，更凸显了改革的绝望。
封赏闹剧：权力合法性的自我解构
朝廷商议梁冀礼遇时，胡广等人主张“比周公”，黄琼坚持“比邓禹”，最终梁冀因“所奏礼簿”而“不悦”，这场闹剧极具象征意义：
周公、邓禹的封赏基于开国或中兴之功，而梁冀的“勋德”不过是外戚专权的产物，用“比古圣贤”的方式粉饰，实则暴露了统治阶层对“合法性”的焦虑。
梁冀的“不悦”，则揭示了权力的贪婪无度——即便已获“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同萧何、霍光的待遇，仍不满足，这种永无止境的索取，最终只会加速其自身的崩塌。
从更深层看，这场争论中无人质疑“外戚专权”的合理性，仅纠结于“封赏规格”，说明士大夫群体已部分丧失了批判的根本立场，只能在既有框架内做有限抗争，这正是东汉衰落的核心病灶。
元嘉元年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梁冀的嚣张、皇帝的昏聩、士人的挣扎，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当权力失去约束、制度沦为空壳、道德让位于私欲，即便有张陵、黄琼这样的孤勇者，有崔寔这样的清醒者，也难以挽救王朝的颓势。崔寔笔下“四牡横奔，皇路险倾”的比喻，不仅是对当时政局的描述，更预言了东汉最终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