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灵皇帝下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己巳年）
春天，二月，王国的部队疲惫不堪，就解除对陈仓的包围离开了，皇甫嵩见状就进兵攻打他们。董卓说：“不行啊。兵法上说，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逼迫，对急于回家的敌军不要追击。”皇甫嵩说：“不是这样。之前我不进攻，是为了避开他们的锐气；现在进攻，是等他们士气衰落。我们要打的是疲惫之师，又不是急于回家的队伍；王国的人马都在逃跑，毫无斗志，我们以严整之师攻打混乱之军，他们算不上陷入绝境的敌人。”于是皇甫嵩独自率兵追击，让董卓在后面掩护。连续作战后，把王国的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了一万多人。董卓又惭愧又恼恨，从此和皇甫嵩结下了仇怨。韩遂等人一起废掉了王国，劫持了前信都令汉阳人阎忠，让他统领各部。阎忠后来病死了，韩遂等人开始逐渐争夺权力利益，还互相残杀，势力因此慢慢衰落。
幽州牧刘虞到任后，派使者到鲜卑部落，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要求他们送上张举、张纯的首级，还承诺给予丰厚的奖赏。丘力居等人听说刘虞来了，很高兴，各自派翻译来表示愿意归附。张举、张纯逃出塞外，其余的人都投降或散去了。刘虞上奏请求撤掉各屯兵，只留下降虏校尉公孙瓒，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驻扎在右北平。三月，张纯的门客王政杀了张纯，把首级送给刘虞。公孙瓒一心想彻底消灭乌桓，而刘虞想用恩德和信义来招降他们，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
夏天，四月丙子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马日磾被免职；朝廷派使者到幽州就地任命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
蹇硕忌惮大将军何进，就和各位常侍一起劝说皇帝，派何进往西去攻打韩遂，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何进暗中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就上奏请求派袁绍去召集徐州、兖州的兵力，等袁绍回来后再往西进军，借此拖延出发的日期。
当初，皇帝好几个皇子都夭折了，何皇后生的儿子刘辩，被送到道士史子眇家抚养，称为“史侯”。王美人生的儿子刘协，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为“董侯”。大臣们请求立太子，皇帝觉得刘辩为人轻佻，没有威严的仪态，想立刘协为太子，但一直犹豫不决。恰好皇帝病重，就把刘协托付给蹇硕。丙辰日，皇帝在嘉德殿驾崩。蹇硕当时在皇宫内，想先杀掉何进，然后拥立刘协为帝，就派人去请何进进宫，说要一起商议事情，何进接到消息就乘车前往。蹇硕的司马潘隐和何进早就相识，他迎接何进时，用眼神向何进示意有危险。何进大惊，急忙从小路骑马赶回军营，带兵进驻百郡邸，然后称病不进宫。戊午日，皇子刘辩即皇帝位，年仅十四岁。尊称何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处理政事。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熹。封皇弟刘协为渤海王，刘协当时九岁。任命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一起参录尚书事。
何进掌握朝政大权后，对蹇硕之前算计自己的事怀恨在心，暗中谋划着要杀掉蹇硕。袁绍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津，劝说何进把所有宦官都杀掉。何进因为袁氏家族世代尊贵受宠，而且袁绍和他的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都被天下豪杰所归附，所以很信任他们，并且重用他们。何进又广泛征召有智谋的人士，像何颙、荀攸以及河南人郑泰等二十多人，任命何颙为北军中候，荀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心腹。荀攸是荀爽的侄孙。蹇硕心里疑虑不安，就给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写信说：“大将军兄弟把持国家政权，如今他们和天下的党人谋划着要诛杀先帝身边的人，消灭我们这些宦官，只是因为我掌管着禁军，所以他们才暂时犹豫不决。现在我们应该一起关闭宫门，赶紧把何进抓起来杀掉。”中常侍郭胜，是何进的同郡人，何太后和何进能得到尊贵和宠幸，郭胜出过力，所以他亲近何家。郭胜和赵忠等人商议后，没有听从蹇硕的计策，反而把蹇硕的信拿给何进看。庚午日，何进让黄门令去逮捕蹇硕，并把他杀了，然后就统领了蹇硕的禁军。
骠骑将军董重，和何进在权势上互相倾轧，宦官们扶持董重作为党援。董太后每次想要干预政事，何太后总是加以阻拦。董太后生气地骂道：“你现在这么张狂，不就是仗着你哥哥吗！我要是让骠骑将军砍了何进的头，就跟翻个手掌一样容易！”何太后听说后，就把这话告诉了何进。五月，何进和三公一起上奏说：“孝仁皇后（董太后）派前中常侍夏恽等人与州郡勾结，聚敛财物，所得都放进了西省。按照旧例，藩王的王后不能留在京城，请把她迁回本国的宫中。”奏章被批准了。辛巳日，何进派兵包围了骠骑将军府，逮捕董重，免去他的官职，董重自杀。六月辛亥日，董太后又忧虑又恐惧，突然去世。从此民间百姓不再归附何氏。
辛酉日，把孝灵皇帝安葬在文陵。何进为了防备蹇硕的同党阴谋报复，称病不进宫参加丧礼，也不去送葬。
发生大水灾。
秋天，七月，把渤海王刘协改封为陈留王。
司徒丁宫被免职。
袁绍又劝何进说：“以前窦武想诛杀皇帝身边受宠的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只因为他说话泄露了机密。五营的兵士都畏惧服从宦官，而窦氏却反而任用他们，结果给自己招来灾祸灭亡。如今将军兄弟都统领着强劲的军队，部下的将领官吏都是杰出的名士，他们都愿意为您尽力效命，事情完全在您的掌控之中，这是上天赐给您的好时机啊。将军您应该为天下除去这个祸患，从而名垂后世，千万不能错过！”何进就去跟太后说，请求把中常侍以下的宦官全部罢免，用三署郎来填补他们的位置。太后不同意，说：“宦官统领宫廷禁省事务，从古到今，这是汉朝的惯例，不能废除。况且先帝刚刚去世，我怎么能孤零零地和这些士人一起处理政事呢！”何进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就想先杀掉那些放纵不法的宦官。袁绍认为宦官亲近皇帝，负责传达诏令，现在如果不全部废除，以后肯定会成为祸患。而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和何苗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何进想诛杀宦官，就多次在太后面前为宦官们说情，替他们遮掩，还说：“大将军擅自诛杀皇帝身边的人，这是专权，会削弱国家的根基。”太后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产生了疑虑。何进刚刚显贵，向来敬畏宦官，虽然表面上追求除去宦官的好名声，但内心却犹豫不决，所以这件事拖了很久也没决定下来。袁绍等人又给何进出主意，让他多召各地的猛将和豪杰，让他们带兵到京城来，以此威胁太后，何进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主簿广陵人陈琳劝谏说：“俗话说‘捂着眼睛捉麻雀’，连微小的东西都不可能靠欺骗得手，何况是国家大事，难道主要靠欺诈来办成吗！如今将军您总揽皇家的威严，掌握着军事大权，威风凛凛，做什么都能随心所欲，要处理宦官就如同在大火炉里烧毛发一样容易。您只需要果断行动，像雷霆一样迅速，行使权力，当机立断，那么上至天神下至百姓都会顺从您。可您却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反而去征召外面的援兵，众多大兵聚集在一起，势力强的人就会称雄，这就是所谓的倒拿着武器，把把柄交给别人，事情肯定办不成，只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不听他的。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着说：“宦官这种官职，从古到今都应该有，只是君主不应该给他们太大的权力和宠幸，让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既然要治他们的罪，杀掉首恶就行了，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要大张旗鼓地召集外面的军队呢！想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事情肯定会泄露出去，我看这事要失败。”
评论
中平六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的“致命转折点”。这一年，皇权更迭、外戚与宦官火并、地方势力窥伺中央，种种矛盾集中爆发，最终将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堪称“权力失控的典型样本”：
皇权交接的致命漏洞
灵帝临终前将皇子协托付给宦官蹇硕，却未明确太子之位，这种“模糊操作”直接引爆了权力真空。何进凭借外戚身份拥立外甥刘辩（少帝），蹇硕则试图借兵权立刘协，双方的对峙暴露了一个致命问题：当皇权失去绝对权威，储位继承不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武力与阴谋。
更荒诞的是，灵帝生前设置的西园八校尉（以蹇硕为核心），本是为了掌控军权，此刻却成了内斗的工具。蹇硕与何进的冲突，本质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对“皇权代理权”的争夺，而14岁的少帝和9岁的陈留王，不过是双方博弈的棋子。这种“幼主+权臣”的模式，为后续的军阀介入埋下伏笔。
外戚与宦官的自杀式火并
何进与袁绍策划诛杀宦官，本是终结宦官专权的机会，却演变成一场彻底的灾难，根源在于决策的致命缺陷：
优柔寡断与战略短视：何进既想铲除宦官，又受制于何太后的反对（“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不可废”），更被舞阳君（太后母）、何苗（其弟）的受贿说情动摇。他明知“窦武之败”源于泄密，却迟迟不敢行动，甚至采纳袁绍“召外兵胁太后”的馊主意——将解决内部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外部武力，等于引狼入室。
士大夫集团的激进与盲目：袁绍只知强调“尽诛宦官”，却忽视了宦官集团与皇权的深度绑定（“中官亲近至尊，出纳号令”），更未考虑“外兵入京”的风险。陈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警告、曹操“一狱吏足矣”的嘲讽，都点出了问题关键：对付宦官无需兴师动众，关键是速断速决，而不是扩大危机。
最终，何进被宦官诱杀，袁绍、袁术随即带兵入宫“悉诛宦官”（甚至杀及无须者），这场血腥清洗看似终结了宦官专权，却彻底摧毁了中央权力结构——宦官集团虽恶，却是维系皇权与官僚体系的纽带之一，其骤然覆灭让朝廷失去了最后的缓冲，为军阀董卓的登场扫清了障碍。
三、地方势力的窥伺与介入
皇甫嵩与董卓的矛盾（因追击王国产生嫌隙），公孙瓒与刘虞的冲突（对乌桓“剿”与“抚”的分歧），预示着地方将领已不再绝对服从中央。而何进“召四方猛将”的决策，更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 董卓接到诏书后“即时就道”，并上书胁迫太后诛杀宦官，暴露其“借勤王之名行夺权之实”的野心；
- 丁原、桥瑁等地方官率军入京，名义上是支持何进，实则是觊觎中央权力，形成“大兵聚会，强者为雄”的局面。
这些举动印证了陈琳的预言：当地方军阀拥有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清君侧”必然变成“挟天子”。何进试图用外部压力解决内部问题，却忘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的凉州兵一旦进入洛阳，就再也不会离开了。
四、道德崩塌与秩序解体的前兆
董太后的暴崩（“忧怖而死”）与何进“不陪丧、不送山陵”的傲慢，标志着传统伦理的崩塌：外戚为夺权可以逼死皇太后来自，连基本的礼仪都弃之不顾，民间“不附何氏”的反应，说明民心已对统治集团彻底失望。
而袁绍“悉诛宦官”时的滥杀（“死者二千馀人”），则展现了乱世中“暴力无底线”的开端——当解决问题的方式只剩下杀戮，当权力斗争突破最后的道德约束，社会将迅速滑向丛林法则。
结语：从“内斗”到“分裂”的不可逆
中平六年的核心教训在于：权力结构的崩溃往往始于内部的非理性博弈。灵帝的模糊遗命、何进的优柔寡断、袁绍的激进短视、宦官的困兽犹斗，共同将东汉推向了“军阀割据”的深渊。诛杀宦官本可成为革新的契机，却因决策失误变成了秩序解体的起点。
当董卓的军队在洛阳城外待命，当袁绍、曹操等士大夫开始逃离京城，一个延续四百年的王朝已实质死亡。接下来的“董卓废立”“群雄讨董”，不过是这场崩溃的自然延续——权力一旦失控，重建秩序的代价将是数十年的战乱与分裂。这段历史深刻证明：维系一个国家的，从来不是武力或权谋，而是制度的稳定、决策的理性，以及对“底线”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