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一，从公元220年（庚子年）到公元222年（壬寅年），共三年。
黄初元年（庚子年，公元220年）
春天，正月，武王曹操到了洛阳。庚子这天，曹操去世。曹操这人特别会看人，也很善于洞察事情，很难被人用虚假的东西忽悠。他能发现并提拔那些有奇特才能的人，不管这人出身多么低微，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跟敌人对阵的时候，他看上去悠闲淡定，就好像不想打仗似的。但一旦抓住机会，决定出击，那气势瞬间就爆发出来。对于有功劳该奖赏的人，他出手大方，千金都不心疼；要是没功劳还指望得到赏赐，那他一丝一毫都不会给。他执行法律严格又急切，谁要是犯了法，一定杀头，有时候对着要杀的人还会流泪，但最终还是不会赦免。曹操本性节俭，不喜欢奢华。所以他能灭掉各路豪杰，几乎统一了天下。
这时候太子曹丕在邺城，军中因为曹操去世乱成一团。官员们有的想先隐瞒曹操去世的消息，谏议大夫贾逵觉得这事儿瞒不住，就公开了丧事。有人提议各城的守卫，都要用谯县和沛国的人。魏郡太守广陵人徐宣大声说：“现在天下统一，大家都想着为国家效力，为啥非得只用谯、沛两地的人，这不是寒了其他守卫将士的心嘛！”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青州兵擅自敲着鼓结伴离开，大家觉得应该阻止他们，不服从的就出兵征讨。贾逵说：“不行。”还写了一篇通告，让各地给青州兵提供粮食。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来奔丧，问贾逵曹操的玉玺印绶在哪里，贾逵严肃地说：“国家有太子，先王的玉玺印绶可不是你该问的。”曹操去世的消息传到邺城，太子曹丕哭得停不下来。中庶子司马孚劝他说：“君王去世，天下都指望殿下您呢。您对上要考虑祖宗宗庙，对下要为天下百姓负责，怎么能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道哭呢！”曹丕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说：“你说得对。”当时大臣们刚听说曹操去世，聚在一起大哭，完全没了秩序。司马孚在朝堂上大声说：“现在君王离世，天下震动，应该赶紧拥立继位的君主，好安抚天下，光哭有什么用！”于是让大臣们停止哭泣，安排好警卫，处理丧事。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大臣们觉得太子继位，得有皇帝的诏书才行。尚书陈矫说：“王在外面去世，天下人心惶惶。太子应该节哀，马上继位，好让各地的人安心。而且魏王的爱子曹彰就在旁边，要是出点什么变故，国家可就危险了。”于是马上准备好仪式和官员，一天之内就把事情都办好了。第二天一早，以王后的命令，宣布太子曹丕继承王位，还大赦天下。没多久，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华歆带着诏书，授予曹丕丞相印玺、绶带，魏王的玉玺、绶带，还让他兼任冀州牧。于是尊称王后为王太后。
同时把年号改成延康。
二月，丁未初一，发生了日食。
壬戌这天，任命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丁卯日，把武王曹操安葬在高陵。
曹丕的弟弟鄢陵侯曹彰等人都前往各自的封国。临菑国的谒者灌均，揣摩曹丕的心思上奏说：“临菑侯曹植喝醉酒后狂妄无礼，还威胁使者。”曹丕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把右刺奸掾沛国人丁仪和他弟弟黄门侍郎丁廙，还有他们家的男丁都杀了，这些人都是曹植的党羽。
鱼豢评论说：俗话说：“穷人不用学也知道节俭，地位低的人不用学也知道恭敬。”这不是人的本性有差别，是环境造成的。要是曹操以前就对曹植等人有所防范，这些人的心里，哪会有非分之想呢！曹彰就算心里有怨恨，也不至于做出什么大事；至于曹植，又怎么能掀起祸端呢！结果杨修因为被曹操猜疑而遇害，丁仪因为迎合曹植意图被灭族，真是悲哀啊！
这时候开始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规定宦官担任官职不能超过各署令。还写了金色的诏书，藏在石室里。当时要选侍中、常侍，曹丕身边的老部下暗示主管官员，想用他们自己人，不想选拔其他人。司马孚说：“现在新王刚继位，应该任用天下的英才，怎么能借着这个机会，自己推荐自己人呢！要是官职用人不当，就算得到这个职位也没什么可骄傲的。”于是就另外选拔人才。
尚书陈群觉得朝廷选拔人才不够全面，就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在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负责选拔人才，挑选州郡里那些贤能又有识人之明的人担任，把人才区分开来，评定出高低等级。
夏天，五月，戊寅日，汉献帝追尊曹丕的祖父太尉曹嵩为太王，曹嵩的夫人丁氏为太王后。
曹丕任命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人麹演联合附近的郡发动叛乱，抗拒邹岐。张掖的张进抓住太守杜通，酒泉的黄华不接受太守辛机的领导，两人都自称太守来响应麹演。武威的三个胡人部落也再次反叛。武威太守毋丘兴向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人苏则求救，苏则打算去救援，郡里的人都觉得敌人势力正强大，应该等大军到来。当时将军郝昭、魏平先驻扎在金城，接到诏令不能向西进发。苏则就召集郡里的大官以及郝昭等人商量说：“现在敌人虽然势力大，但他们都是刚凑到一起的，有的可能是被迫跟随，不一定齐心。趁着他们有矛盾的时候攻击，好坏的人肯定会分开，那些想变好的人就会归附我们，我们实力增强，他们实力就削弱了。既能得到更多的人，又能士气倍增，带着这些力量去征讨，一定能打败他们。要是等大军来，时间拖得太久，好人没地方去，就只能跟坏人合流，好坏人合在一起，到时候就很难分开了。虽然有诏令，但为了大局违反一下，灵活处理也是可以的。”郝昭等人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发兵救援武威，使三个胡人部落投降，然后和毋丘兴一起在张掖攻打张进。麹演听说后，带着三千步兵和骑兵来迎接苏则，说是来帮忙，实际上想搞事情，苏则把他诱骗过来杀了，还把他的头拿出来给士兵们看，麹演的党羽都吓得四散逃走。苏则就和各路军队包围张掖，打败了张进并将其斩首。黄华害怕了，请求投降，河西地区就此平定。当初，敦煌太守马艾在任上去世，郡里的人推举功曹张恭代理长史的事务。张恭派他儿子张就去朝廷请求派新太守。正好赶上黄华、张进叛乱，想拉敦煌一起，就抓住张就，用刀威胁他。张就始终不屈服，还偷偷给张恭写信说：“父亲大人带领敦煌军民，忠义之心明显，怎么能因为我身处困境就改变呢！现在大军马上就到，您只管催促进兵牵制敌人就行。希望您别因为心疼我，让我到死都有遗憾。”张恭马上带兵攻打酒泉，另外派二百铁骑和官员，沿着酒泉北面的边塞，向东迎接太守尹奉。黄华想救张进，但又担心西边张恭的军队攻击他后方，所以没办法去救援，只能投降。张就最终平安无事，尹奉也顺利到了郡里，朝廷下诏赐给张恭关内侯的爵位。
评论
公元220年，即黄初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一代枭雄曹操离世，曹丕继承王位，东汉王朝的根基摇摇欲坠，三国时代的大幕正式拉开。这段史料生动地勾勒出权力交替的复杂图景，也展现了乱世中制度变革、人性博弈与历史走向的深层关联。
曹操的遗产：雄主特质与统治逻辑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的核心人物，其个人特质深刻影响了时代走向。史料中对他的评价精准勾勒出一位乱世雄主的形象：“知人善察，难眩以伪”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这使他能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识破伪装，做出正确判断；“识拔奇才，不拘微贱”展现了他打破门阀桎梏的用人魄力，这种唯才是举的理念让郭嘉、典韦等出身不高却才华横溢的人才得以施展，为其霸业奠定基础。
在军事指挥上，曹操“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决机乘胜气势盈溢”的反差，揭示了他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与把握战机的卓越能力。而“赏罚分明、用法峻急、雅性节俭”的治理风格，则体现了法家思想与个人操守的结合——既以严苛律法维持秩序，又以自身节俭树立标杆，这种统治逻辑使他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但曹操的统治也暗藏危机：军事集团中谯沛老乡的地域纽带、权力继承的潜在矛盾、对士族阶层的压制与利用，都为他身后的权力动荡埋下伏笔。
权力真空期的危机应对：制度与人性的博弈
曹操猝然离世引发的权力真空，瞬间激化了潜藏的矛盾。面对“军中骚动”的危局，不同人物的应对方式展现了制度惯性与个体智慧的碰撞：
贾逵坚持“事不可秘”公开发丧，避免了信息封锁导致的更大恐慌，体现了危机中的透明度原则；
徐宣驳斥“专任谯沛人”的提议，防止地域派系垄断权力引发的离心，维护了统治集团的包容性；
司马孚在朝野混乱中厉声整顿秩序，强调“早拜嗣君以镇万国”，凸显了权力交接的核心在于稳定大局；
陈矫力主太子“割哀即位”，以“爱子在侧恐生变”点破潜在风险，用效率优先的原则避免了权力真空期的动荡。
这些应对共同构成了一套危机处理机制：信息公开→打破派系→稳定秩序→快速交接，这套机制在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古代，成为权力平稳过渡的关键保障。
制度创新与时代变革：从建安到黄初的转型
公元220年不仅是权力交接之年，更是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陈群创立的“九品官人之法”是对汉代察举制的重大调整，通过“州郡置中正定其选”，试图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荐举之间找到平衡。这一制度初期确实解决了“选用不尽人才”的问题，但也为后来士族垄断官场埋下隐患，反映了制度设计中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的永恒矛盾。
河西平叛事件则展现了边疆治理中的灵活性原则。苏则面对“诏命不得西度”与叛乱蔓延的矛盾，提出“违而合权，专之可也”的务实策略，通过精准判断“贼虽盛然皆新合”的局势，果断出击平定叛乱。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治理智慧，在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的古代边疆治理中尤为重要。
人性光辉与历史选择
在乱世的权力博弈中，史料也记录了闪耀的人性光辉：张就被叛军劫持却“终不回”，私劝父亲张恭“勿以下流之爱使就有恨于黄壤”，展现了忠孝两难中的价值坚守；张恭则“率厉敦煌”“引兵攻酒泉”，用实际行动呼应儿子的忠义，最终促成河西平定。这种父子同心的忠义精神，成为乱世中维系秩序的道德纽带。
而曹植被贬、丁仪兄弟被诛的事件，则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植醉酒悖慢”或许只是借口，深层原因是王位继承中的派系清算。鱼豢评论“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既惋惜人才凋零，也暗示了曹操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模糊态度带来的后遗症。
历史启示：转型期的治理密码
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多重启示：权力交接的核心在于速度与共识，越是动荡时期，越需要高效的决策机制；制度创新必须兼顾现实需求与长远影响，九品中正制的得失便是明证；危机处理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苏则的“专之可也”与贾逵的公开透明，共同构成了有效的危机应对范式。
公元220年的这些事件，看似是帝王将相的权力游戏，实则是一个时代从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缩影。曹操的遗产、曹丕的继位、制度的变革、边疆的治理，共同推动着历史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逐步走向三国鼎立的新格局。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中的生存与发展，既需要雄主的魄力与智慧，也需要制度的韧性与人性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