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辛丑年，公元221年）
春天正月，曹丕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让他负责祭祀孔子。三月，给辽东太守公孙恭加官为车骑将军。同时，重新开始使用五铢钱。
蜀汉那边传言说汉献帝已经遇害，于是汉中王刘备就为汉献帝发丧，穿上丧服，追谥他为孝愍皇帝。这之后，刘备手下的人纷纷说出现了各种祥瑞之兆，都劝刘备称帝。前部司马费诗上奏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皇帝篡位，所以才辗转万里，召集人马，打算讨伐逆贼。现在大敌还没打败，您就先自己称帝，恐怕会让人心生疑虑。以前汉高祖和楚王约定，先打败秦朝的就封王。等汉高祖打下咸阳，抓到秦王子婴，还心怀谦让。何况现在殿下您还没怎么出兵，就想自己称帝，我实在觉得殿下不该这么做。”刘备听了很不高兴，就把费诗降职为永昌从事。
到了夏天四月丙午日，刘备在武担山南边称帝，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司马光说：上天生育了百姓，因为百姓自己没办法管理好自己，所以大家就拥戴君主来治理。要是君主能禁止暴力、消除灾害，让百姓能好好活着，奖励好人、惩罚坏人，不让社会乱套，那就能称得上是君主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天下的诸侯，何止上万个，只要有百姓、有土地祭祀社稷的，都能称为君主。能统一万国，制定法律制度，发布号令，天下没人敢违抗的，就称为王。等到王道衰落，强大的国家能带领诸侯尊崇天子的，就称为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大乱的时候，诸侯们争来斗去，有时候很长时间都没有王，这种情况多了去了。秦朝搞焚书坑儒，汉朝兴起后，学者们开始推算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认为秦朝的统治如同闰年一样，处于木德和火德之间，只能算称霸，够不上称王，于是就有了正统和非正统的争论。等到汉朝灭亡，三国鼎立。晋朝失去统治后，五胡纷纷起来扰乱。宋、魏以后，南北分裂，各自都有国史，还互相贬低，南方说北方是索虏，北方说南方是岛夷。朱氏取代唐朝后，天下四分五裂，沙陀族的朱邪氏进入汴京，有人把他们比作篡汉的王莽和西汉末年的更始帝，对于他们的统治时间，都弃之不算，这些都是出于一己私心的片面说法，不是公正的观点。
我实在没本事搞清楚前代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但我觉得如果不能让天下统一，就算有天子的名号，也没有天子的实际权力。虽然中原和外族在仁义、残暴程度上，以及国家大小、强弱等方面，有时候会不一样，但总体来说都和古代的各个诸侯国没什么区别，怎么能只尊崇一个国家为正统，而把其他的都当成非法篡位的呢！要是认为从上到下传承皇位的就是正统，那南朝陈接受谁的传承？北魏拓跋氏又接受谁的传承？要是以占据中原地区为正统的标准，那刘渊、石勒、慕容氏、苻坚、姚苌、赫连勃勃他们占据的土地，可都是五帝、三王时期的旧都啊。要是以君主有道德为正统标准，那再小的国家，也肯定有好君主，夏商周三代末年，难道就没有品行不端的君主吗！所以关于正统和非正统的争论，从古到今，都没人能说清楚其中的道理，让人完全信服。我现在写这些，只是想讲述国家的兴衰，记录百姓的苦乐，让看的人自己去分辨善恶得失，起到劝诫的作用，不像《春秋》那样制定褒贬的标准，去扭转乱世回归正道。关于正统和非正统的问题，我不敢妄下定论，只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功业来叙述。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经统一过天下，把皇位传给后代，子孙就算势力微弱、四处流亡，仍然继承着祖宗的基业，还有复兴的希望，和他们争夺天下的，都是他们以前的臣子，所以我就完全按照天子的规格来写他们。其他那些土地、实力差不多，谁也统一不了谁，名号上也没有君臣之分的国家，就都按照诸侯国的规格来处理，彼此平等对待，不抬高或贬低谁，这样差不多能不歪曲事实，做到尽量公正。然而天下分裂的时候，不能没有年、时、月、日来记录事情的先后顺序。根据历史传承，汉朝传给魏，魏传给晋，晋传给宋，一直到陈，然后隋取代陈，唐传给梁，一直到周，然后大宋承接周的天下，所以我不得不采用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来记录各个国家的事情，并不是尊崇这个贬低那个，也没有正统和非正统的区别。蜀汉的刘备，虽说自称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家族关系已经很疏远了，都没法说清楚世系和名位，就像宋高祖刘裕自称是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李昪自称是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真假很难分辨，所以不敢把刘备和光武帝刘秀、晋元帝司马睿相比，认为他能继承汉朝的正统。
孙权从公安迁都到鄂县，还把鄂县改名叫武昌。
五月辛巳日，蜀汉皇帝刘备封夫人吴氏为皇后。这位皇后是偏将军吴懿的妹妹，以前是刘璋哥哥刘瑁的妻子。同时，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还让太子娶了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做太子妃。
当年曹操进入邺城的时候，曹丕还是五官中郎将，他看到袁熙的妻子、中山人甄氏长得漂亮，很是喜欢，曹操就给他把甄氏聘为妻子，后来生下儿子曹叡。曹丕称帝后，安平的郭贵嫔很受宠，甄夫人留在邺城，见不到曹丕。甄夫人心里郁闷，难免有些怨言。郭贵嫔趁机在曹丕面前说甄夫人坏话，曹丕听后大怒。六月丁卯日，曹丕派人去赐甄夫人死。
曹丕因为祖宗的宗庙在邺城，就在洛阳的建始殿祭祀曹操，用的是家里祭祀祖先的礼仪。
戊辰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罢免太尉，曹丕下诏说：“出现灾异，这是上天谴责我这个君主，要是把过错归到大臣身上，这哪里符合大禹、商汤怪罪自己的大义呢！让百官各自好好履行职责。以后要是再出现天地间的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了。”
蜀汉皇帝刘备封他的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评论
黄初二年是三国历史上充满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不仅塑造了当时的权力格局，更埋下了后世关于“正统性”讨论的伏笔。透过这段史料，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中权力更迭的逻辑、人性的复杂以及历史叙事的深层密码。
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与冲突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建魏后，次年刘备集团便上演了一场完整的权力合法性构建大戏。从“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的舆论铺垫，到“群下竞言符瑞”的造势运动，再到刘备“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的最终登场，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仪式。这一过程中，前部司马费诗的谏言与被贬，成为权力逻辑的生动注脚。
费诗的谏言直指核心矛盾：刘备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讨贼兴汉”的旗帜下，若“大敌未克而先自立”，将动摇人心根基。他以刘邦“屠咸阳犹怀推让”的典故作比，试图以传统政治伦理约束权力扩张。但现实是，在汉献帝被废、曹魏政权已然建立的背景下，刘备若不称帝，其集团将失去“兴复汉室”的象征性依托。这种“政治现实”对“道德理想”的碾压，揭示了乱世中权力运作的残酷法则——合法性叙事必须为实际统治需求服务。
司马光的正统论：超越偏见的历史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论，展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智慧。他尖锐批判了自汉代以来兴起的“正闰之论”，认为这种将历史政权分为“正统”与“僭伪”的做法，本质上是“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这种观点在注重“天命所归”的传统史学中，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
司马光提出的判断标准简单而深刻：“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在他看来，无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只要未能实现大一统，本质上都与古代列国无异。这种视角打破了以“血统传承”“地理居中”“道德优劣”为标准的正统论迷思，将历史评价的重心转向“功业之实”。
尤为可贵的是，司马光明确反对史学叙事中的偏见：“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种互相贬低的做法违背了历史客观性。他主张在编纂历史时“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只“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让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这种注重事实、反对预设评判的态度，至今仍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制度变革与现实考量
这一年的其他事件同样值得关注。曹魏“初复五铢钱”，标志着在经历长期战乱后，社会经济开始向常态化回归。货币制度的恢复是政权稳定、经济复苏的重要信号，为曹魏后续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公孙恭被加授车骑将军，则反映了曹魏对边疆控制的策略。辽东地处偏远，公孙氏势力盘根错节，曹魏通过加官晋爵进行笼络，体现了对复杂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而孔羡被封为宗圣侯“奉孔子祀”，则是统治者借助儒家文化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常规操作，显示了传统文化在乱世中的象征价值。
历史叙事的多重面相
这段史料还揭示了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刘备称帝与曹丕代汉，本质上都是权力更迭的政治行为，但在不同叙事体系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曹魏强调“禅让”的合法性，蜀汉突出“兴复汉室”的正当性。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指出“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同时期发生的几件事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刘备立皇后、太子，构建皇室传承秩序；曹丕赐死甄夫人，暴露宫廷斗争的残酷；曹魏因日食而下诏“罪己”，延续传统政治仪式。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多重面相——既有庄严的政治仪式，也有赤裸的权力斗争；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现实的权变。
结语：历史评价的永恒难题
黄初二年的历史片段，以及司马光的评论，共同指向一个永恒的史学难题：如何客观评价不同政权的历史地位？在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中，司马光的“一统才是真天子”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面临着价值判断的困境——难道只有大一统政权才具有历史价值？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段历史揭示了政治合法性的动态本质：它既需要传统符号的支撑（如刘备的宗室身份、对孔子的祭祀），也需要现实功业的奠基（如曹魏的制度重建）；既需要舆论造势（如“符瑞”之说），也需要权力的强制执行（如费诗被贬）。而历史评价的意义，或许不在于简单判定“正统”与“僭伪”，而在于如司马光所言，通过“叙兴衰、着休戚”，为后人提供“劝戒”的镜鉴。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的历史观仍有其局限性，但其追求客观、反对偏见、注重实效的治史态度，为我们理解复杂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超越立场局限，在多元叙事中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