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七，从公元246年（丙寅年）到公元252年（壬申年），共七年。
正始七年（公元246 年，丙寅年）
春天二月，吴国车骑将军朱然跑去柤中那地儿搞事儿，杀了不少人，抢了一堆东西，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
咱这边幽州刺史毋丘俭，因为高句骊的国王位宫老是犯浑，搞侵犯背叛的事儿，就带着各路大军去收拾他。位宫被打得屁滚尿流，撒丫子跑了。毋丘俭直接把丸都给屠了，杀的、抓的有好几千。高句骊有个大臣叫来，老劝位宫别瞎搞，位宫根本不听。得来就叹气说：“这地儿马上就得长满野草啦。”然后绝食死了。毋丘俭知道后，就让军队别去动得来的墓，也别砍他家树，抓到位宫的老婆孩子，都给放了。位宫就带着老婆孩子灰溜溜地逃命去了，毋丘俭也带兵回去了。
可没过多久，毋丘俭又去揍位宫，位宫直接跑到买沟。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去追，追了一千多里地，一直到肃慎氏南边边界，还刻了个石碑记录自己的功劳，这才回来。这一趟下来，杀的、抓的加起来有八千多人。最后大家论功行赏，封侯的有一百多人呢。
到了秋天九月，吴国这边大搞人事变动。吴王让骠骑将军步骘当丞相，车骑将军朱然做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当右大司马。还把荆州分成两部分：让镇南将军吕岱当上大将军，管右边这摊儿，从武昌西边到蒲圻；让威北将军诸葛恪当大将军，管左边那片儿，代替陆逊镇守武昌。
蜀汉这边搞了个大赦，结果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当着大伙的面就怼费祎，说：“大赦这玩意儿，就像瘸腿儿的，太平盛世可不兴这个。只有国家实在没辙，穷途末路了，不得已才能偶尔用一下。现在咱皇上又仁又贤，大臣们也都挺靠谱，哪有啥火烧眉毛的急事儿，老搞这种特殊照顾，这不就是惯着那些坏蛋嘛！”费祎只能尴尬赔笑，一脸不自在。
想当初，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跟他说要珍惜大赦机会，诸葛亮就回：“治理国家得靠大德行，不是靠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吴汉都不赞成大赦。先帝也说过：‘我跟陈元方、郑康成他们交流，他们把治乱的道理说得透透的，可从来没提过大赦这事儿。像刘景升、季玉父子，年年搞大赦，对治理国家有啥用！’”所以蜀国人都觉得诸葛亮牛掰，也知道费祎比不上他。
陈寿也评价说：诸葛亮治理国家，老打仗但不乱搞大赦，这多厉害呀！
吴国那边，大家觉得大钱用着不顺手，就不用了。
蜀汉这边，皇上让凉州刺史姜维当卫将军，和大将军费祎一起管尚书台的事儿。汶山平康的少数民族造反，姜维出兵给平定了。
蜀汉皇上还老喜欢出去溜达，看看风景，听听歌，享受享受。太子家令巴西人谯周就上疏劝他说：“以前王莽挂了之后，各路豪杰都起来抢皇位。那些有本事的人，选跟谁混，可不是看谁地盘大，而是看谁德行好。那时候更始、公孙述他们地盘都挺大，但都只知道自己享受，懒得做好事。世祖刚到河北的时候，冯异就劝他：‘得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于是世祖就专心处理冤案，提倡节俭，河北的老百姓都夸他，名声传得老远。这时候邓禹从南阳跑来追随他，吴汉、寇恂之前都不认识世祖，也起兵来帮忙。其他那些人一听世祖这么牛，都像邳肜、耿纯、刘植他们一样，有的带着病，有的抬着棺材，拖家带口地来投奔，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世祖才能从弱变强，成就帝业。后来在洛阳，世祖有次想出去溜达溜达，铫期一劝，马上就回宫了。颍川有人造反，寇恂请世祖亲自去平叛，世祖一听，马上就出发。所以说，不是啥急事儿，想出去溜达都不敢；遇到急事儿，想图安逸都不行。当皇帝的就得这么积极做好事！所以《传》里说：‘老百姓不会无缘无故跟着你’，得先有德行啊。现在咱蜀汉正倒霉呢，天下三分，正是那些厉害的人盼着出明主的时候。我希望皇上能再干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别让大家失望。而且祭祀宗庙，是为了带着老百姓尊敬皇上，现在四季祭祀有时候皇上都不去，却老往园林跑。我这人笨，但我自己都觉得不安心。身上担着责任的人，哪有心思整天乐呵。先帝的志向还没实现呢，房子都还没盖好，可不是乐呵的时候啊。希望皇上能少养点乐官，精简后宫，那些新盖的玩意儿，就别弄了，就好好维护先帝留下的东西，给子孙做个节俭的榜样。”但皇上根本不听。
评论
正始七年（公元 246 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幅浓缩的三国中后期画卷，在军事冲突、政治架构调整与治国理念碰撞中，清晰展现了魏、蜀、吴三方势力的发展轨迹与深层矛盾。这一年的诸多事件，不仅是权力博弈的具象化呈现，更暗藏着决定三国走向的历史密码。
军事行动始终是三国时代的主旋律，而这一年的战事尤为凸显战略纵深的拓展与人性光辉的闪现。吴国车骑将军朱然对柤中的突袭，虽斩获数千人，却更像是一场缺乏战略目标的骚扰战，暴露了东吴在荆州方向的战略迷茫。相比之下，魏国幽州刺史毋丘俭对高句骊的讨伐，则展现出成熟的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毋丘俭两度出征，不仅大破高句骊王位居，更遣将追击至肃慎氏南界，创下 \"过沃沮千有馀里\" 的远征纪录，刻石纪功的举措既彰显了中原王朝的威慑力，也成为东亚古代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尤为可贵的是，毋丘俭在残酷的战争中保留了对忠义者的尊重 —— 对劝谏君主不成而死的高句骊大臣得来，下令 \"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这种将军事打击与道德感召相结合的策略，比单纯的武力征服更具长远影响。
政治架构的调整往往折射出权力格局的深层变化。吴国在这一年进行了重大的军政改组：任命步骘为丞相，朱然、全琮分任左右大司马，更将荆州划分为东西两部，由吕岱与诸葛恪分别统领。这一系列安排看似常规，实则暗藏孙权对荆州控制权的重新布局 —— 用吕岱镇守西部、诸葛恪坐镇武昌，既延续了对荆州的重视，也试图通过分权制衡防止出现陆逊式的权臣。这种精心设计的权力结构，虽暂时维持了稳定，却也埋下了日后派系斗争的隐患。
治国理念的碰撞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尤以蜀汉内部的争论最为引人深思。当蜀汉宣布大赦时，大司农孟光当众斥责大将军费祎的场景，成为展现两种治国思想交锋的经典画面。孟光尖锐指出 \"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直击大赦制度的本质缺陷 —— 这种看似仁慈的政策，实则是对奸恶的纵容，对良民的不公。这一观点并非孟光独创，而是延续了诸葛亮的治国理念。史料明确记载，诸葛亮执政时便坚持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对频繁大赦，认为刘景升父子 \"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的教训极为深刻。费祎面对指责 \"但顾谢，踧踖而已\" 的反应，不仅暴露了其执政能力的不足，更标志着蜀汉治国理念从 \"严刑峻法、以德辅之\" 向 \"宽纵姑息\" 的转变，这一转变对蜀汉后期的政治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寿 \"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的评语，既是对诸葛亮的肯定，也是对费祎执政的隐晦批评。
蜀汉的问题不止于治国理念的偏差，后主刘禅的个人行为也逐渐偏离正轨。谯周的上疏尖锐指出了刘禅 \"数出游观，增广声乐\" 的荒怠行为，更以光武帝刘秀 \"当行人所不能为者\" 的创业精神进行对比，劝谏刘禅 \"省减乐官、后宫\"，专注于完成 \"先帝之志\"。谯周的谏言不仅是对君主失德的警示，更揭示了蜀汉面临的深层危机 —— 在外部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内部却滋生了安逸享乐的风气。刘禅 \"不听\" 的态度，预示着这个由刘备诸葛亮苦心建立的政权，正在偏离其最初的理想与方向。
将三方动态联系观察，正始七年恰似三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曹魏通过对边疆的开拓增强了国力与威望；东吴在权力重组中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蜀汉则在理念迷失与君主失德中逐渐走向衰落。诸葛亮时期确立的 \"治世以大德\" 的清明政治，在费祎执政后逐渐褪色；而孙权精心设计的权力架构，也难以掩盖东吴人才凋零的现实；唯有曹魏通过军事胜利与内部稳定，为日后的统一积累着优势。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许多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相互关联形成因果链条。毋丘俭对东北边疆的经营，扩大了曹魏的战略纵深；诸葛恪在荆州的任职，为其日后的北伐埋下伏笔；费祎对大赦的纵容，则加速了蜀汉吏治的败坏。这些发生在正始七年的事件，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其涟漪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扩散，最终影响三国归晋的历史结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事件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政治规律：国家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与权力架构，更取决于治国理念的清明与统治者的自我约束。诸葛亮 \"不妄下赦\" 的坚持，孟光敢于直谏的勇气，毋丘俭对战死者的尊重，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与政治智慧的瞬间，比单纯的军事胜利更值得后人铭记。而那些背离正道的选择 —— 频繁大赦的短视，君主游乐的荒怠，权力制衡的算计 —— 最终都成为了王朝兴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