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熙元年（甲申，公元264年 ）
春天，正月壬辰日，朝廷下诏书，要用囚车把邓艾押回来。晋公司马昭担心邓艾不乖乖听话，就命令钟会带兵往成都进发，同时又派贾充领兵进入斜谷。司马昭自己则带着大军，陪着皇帝前往长安。因为各个王公都在邺城，所以就任命山涛当行军司马，镇守邺城。
一开始，钟会因为有才能得到重用。司马昭的夫人王氏就跟司马昭说：“钟会这人见钱眼开，忘恩负义，还爱挑事儿，给他太多宠信肯定得出乱子，可不能给他太大权力。”等到钟会要去讨伐蜀汉的时候，西曹属邵悌也对晋公司马昭说：“现在派钟会率领十多万人去攻打蜀国，我觉得他这人没什么家庭负担，又野心勃勃，不如派别人去。”晋公笑着说：“我能不知道这点吗！蜀国老是在边境捣乱，搞得我们军队疲惫，百姓也累得够呛。我现在去打它，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可大家都觉得蜀国不好打。要是人心一开始就害怕，那智谋和勇气都会没了，非让这种人去，那不就等于把他们往敌人手里送嘛。只有钟会跟我想法一样，现在派他去打蜀国，肯定能灭掉。等蜀国灭了之后，就算真像你担心的那样，又有啥好怕他搞不定的呢？蜀国已经灭亡，那些留下来的老百姓都吓破胆了，不可能跟他一起搞事儿；咱们这边的将士都想着回家，也不会跟他同流合污。钟会要是敢乱来，那就是自取灭亡，灭他自己全族。你不用操心这个，千万别让别人听到啊！”等到晋公要去长安的时候，邵悌又说：“钟会统领的兵力比邓艾多五六倍，您只要让钟会去抓邓艾就行了，不用亲自去。”晋公说：“你咋忘了之前说的话啦，还说不用我去？不过，你说的这些可别传出去。我向来都是诚心待人，只要别人别辜负我就行，我咋能先对别人起疑心呢！最近贾护军问我：‘您是不是有点怀疑钟会啊？’我回答说：‘现在我派你去做事，难道还能怀疑你吗？’贾护军也没法反驳我的话。我到了长安，这事儿就能解决了。”
钟会先派卫瓘去成都抓邓艾，他觉得卫瓘兵少，想让邓艾把卫瓘杀了，这样就能给邓艾安个罪名。卫瓘知道钟会的心思，但又没办法拒绝，于是就连夜赶到成都，给邓艾手下的将领们发檄文，说：“我奉了诏书来抓邓艾，其他人一概不追究；要是你们来投靠朝廷的军队，该有的奖赏一样不少；谁敢不来，就别怪我诛你三族！”等到鸡叫的时候，那些将领都来投靠卫瓘了，就邓艾营帐里的人还在。天亮后，卫瓘打开营门，坐着使者的车，直接就到了邓艾住的地方。邓艾还在床上没起来呢，就这么被抓住了，他和他儿子都被关进了囚车。邓艾的那些将领们想把邓艾救出来，就全副武装冲向卫瓘的营地。卫瓘不慌不忙地出去迎接，假装在写奏章，说要给邓艾伸冤，那些将领信以为真，就停下了。
丙子日，钟会到了成都，把邓艾押送回京城。钟会唯一忌惮的就是邓艾，现在邓艾父子已经被抓，钟会独自统领大军，在西部那是威风八面，于是就决定造反。钟会打算让姜维带五万人从斜谷当先锋，自己则率领大军跟在后面。到了长安后，让骑兵走陆路，步兵走水路，顺着渭水进入黄河，觉得五天就能到孟津，然后和骑兵在洛阳会合，这样一下子就能平定天下了。这时候，钟会收到晋公的信，信上说：“我担心邓艾可能不接受征召，现在派中护军贾充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直接进入斜谷，驻扎在乐城，我自己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安，咱们很快就能见面了。”钟会看完信，心里一惊，赶紧把亲信叫来，跟他们说：“本来抓邓艾，相国知道我一个人就能搞定；现在派这么多人来，肯定是察觉到我有别的想法了，得赶紧动手。要是事情办成了，就能得到天下；就算不成，退守蜀地，也能像刘备一样当个割据一方的霸主！”
丁丑日，钟会把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的官员，还有蜀国以前的官员都召集起来，在蜀国的朝堂上给太后发丧，还假传太后的遗诏，说让钟会起兵废掉司马昭，把这些都给在座的人看了，让大家讨论，然后写在木板上，安排官职，还让自己的亲信去统领各路军队。那些被召集来的官员，都被分批关在益州各个官署的屋子里，城门和宫门都关上了，派兵严密把守。卫瓘假装病得很重，跑到外面的官舍去了。钟会相信了，就没再提防他。
姜维想让钟会把从北方来的将领都杀了，然后自己再杀掉钟会，把魏国的士兵全活埋了，重新拥立蜀汉的皇帝。他还偷偷给刘禅写信说：“希望陛下能再忍几天屈辱，我要让国家转危为安，就像让被乌云遮住的日月重新大放光明。”钟会有点想按姜维说的把将领们都杀了，但又犹豫不决。
钟会帐下督丘建本来是胡烈的部下，钟会很信任他。丘建可怜胡烈一个人被关着，就跟钟会说，让胡烈的一个亲兵进去送点吃的，其他牙门也都跟着照做，各自派一个人进去。胡烈就骗这个亲兵，还写了封信给他儿子胡渊，说：“丘建偷偷传消息出来，钟会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了几千根白色大棒，想把外面的士兵都叫进去，每人给一顶白帽子，封个散将的官，然后一个个用棒子打死，扔到坑里。”那些牙门的亲兵也都在传这个消息，一晚上的工夫，大家都知道了。己卯日中午，胡渊带着他父亲的士兵，敲着鼓就冲出门了，其他各路军队也都不约而同地鼓噪着冲了出来，根本没人去督促，大家都争着往城里冲。这时候钟会正给姜维发铠甲兵器呢，有人报告说外面吵吵嚷嚷的，好像着火了，不一会儿，又有人说士兵往城里冲过来了。钟会大惊失色，问姜维：“这些兵冲过来好像要闹事，怎么办？”姜维说：“只能跟他们干了！”钟会赶紧派兵去杀那些被关着的牙门郡守，屋里的人一起举起桌子顶住门，士兵砍门也砍不开。没过一会儿，城外的人靠着梯子爬上了城，有的还烧房子，像蚂蚁一样乱哄哄地往城里涌，箭像雨一样射下来，牙门郡守们各自顺着屋子爬出来，和自己的士兵会合。姜维带着钟会身边的人抵抗，亲手杀了五六个人，最后众人一起把姜维砍死了，又争着去杀钟会。钟会的将士死了好几百人，蜀汉太子刘璿和姜维的妻子儿女也都被杀了，士兵们到处抢劫，死伤一片，乱七八糟。卫瓘出来指挥各路将领，过了好几天才平定下来。
邓艾原来营帐里的将士们把邓艾从囚车里追了回来。卫瓘想到自己和钟会一起陷害了邓艾，怕邓艾回来报复，就派护军田续等人带兵去袭击邓艾，在绵竹西边碰到了邓艾父子，把他们给杀了。邓艾当初进入江油的时候，田续不听命令，邓艾想杀了他，后来又饶了他。这次卫瓘派田续去，还说：“你可以报江油那次的仇了。”镇西长史杜预对大家说：“卫瓘恐怕要倒霉了吧？他身为名士，地位和声望都很高，既没有什么好的品德声誉，又不能公正地管理下属，怎么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呢！”卫瓘听说了，不等车马准备好就赶紧去跟杜预道歉。杜预是杜恕的儿子。邓艾留在洛阳的其他儿子都被处死了，他的妻子和孙子被流放到西城。
钟会的哥哥钟毓曾经私下跟晋公说：“钟会这人耍心眼儿，不靠谱，不能让他独揽大权。”等到钟会造反的时候，钟毓已经去世了。晋公想到钟繇的功劳和钟毓的贤能，就特别赦免了钟毓的儿子钟峻、钟迪，让他们的官爵照旧。钟会的功曹向雄把钟会的尸体收殓埋葬了，晋公把向雄叫来责备他说：“以前王经死的时候，你在东市哭他，我没管；现在钟会亲自造反，你还敢去收葬他，如果再宽容你，那国法怎么办！”向雄说：“以前先王掩埋暴露的尸骨，仁德惠及朽骨，当时难道是先占卜他们的功过，然后才去收葬的吗！现在大王已经对钟会进行了诛杀，从法律上来说已经完备了；我感念道义去收葬他，教化方面也没什么缺失。上面有法律规定，下面有教化弘扬，用这个来教育世人，不也可以吗？何必非要让我违背生死大义，才能在世上立足呢！明公您如果对死去的钟会心怀怨恨，把他的尸体扔在荒野，这哪里是仁人贤士的度量呢！”晋公听了很高兴，跟向雄一起吃饭聊天，然后放他走了。
二月丙辰日，皇帝的车驾回到洛阳。
庚申日，安葬明元皇后。
【内核解读】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的这段历史，聚焦于三国末期曹魏灭蜀后的权力清算与政治风波，围绕邓艾被擒、钟会谋反、姜维复国计划破产等关键事件展开，生动展现了魏晋交替之际权力场中的阴谋算计、人性挣扎与历史必然。
权力布局中的风险预判与操控
司马昭作为曹魏实际掌权者，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与风险把控能力。面对钟会伐蜀的争议，他既洞察钟会“见利忘义”的本性，又精准判断局势：伐蜀需统一内部意志，而钟会是少数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将领；同时算定灭蜀后蜀军无力反抗、魏军思乡心切的客观条件，足以制约钟会的野心。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策，本质是对权力平衡的精准操控——用钟会的能力灭蜀，再用局势天然压制其风险。
邵悌的两次劝谏与司马昭的回应，更凸显权力游戏的微妙。司马昭表面强调“以信意待人”，实则早有后手：派贾充入斜谷、亲赴长安，形成军事威慑。这种“表面信任+暗中防备”的策略，既维持了将领的积极性，又为后续清算埋下伏笔，尽显政治博弈的复杂性。
阴谋链条中的人性弱点与博弈困境
钟会设计陷害邓艾的操作，暴露了权力斗争的阴狠逻辑。他试图借卫瓘之手激怒邓艾，却被卫瓘以智慧化解——卫瓘连夜召集邓艾部将，以“只罪邓艾、不问他人”的分化策略瓦解其势力，轻松擒获邓艾。这一过程中，信息差与利益诱惑成为关键变量：卫瓘利用诏书权威与赏罚分明的承诺，精准击中将领们的自保心理，展现出比军事力量更有效的政治控制力。
钟会谋反的失败，则源于多重人性弱点的叠加：
野心膨胀后的误判：他高估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低估魏军思乡的情感力量；
犹豫迟疑的代价：在姜维“尽杀北来诸将”的建议上摇摆不定，错失先机；
信任错付的致命伤：对帐下督丘建的过度信任，导致阴谋泄露。
而胡烈通过亲兵传递的“挖坑杀将”谣言，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军，本质是利用了军队在异乡的恐惧心理。谣言成为压垮钟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印证了“人心向背是权力根基”的永恒规律。
历史悲剧中的个体命运与伦理困境
邓艾的结局是典型的功高震主悲剧。他以奇兵灭蜀，却因“专擅”罪名被擒，最终死于卫瓘的追杀。卫瓘的行为更具伦理争议：他既参与构陷邓艾，又在钟会死后担心邓艾报复而斩草除根，展现出乱世中“自保优先”的生存逻辑。司马昭对邓艾的清算与对钟会兄长钟毓后代的宽恕形成对比，揭示出权力场的冷酷法则——功绩不敌威胁，亲情让位于政治利益。
姜维的复国计划则充满悲壮色彩。他作为蜀汉遗臣，试图利用钟会谋反实现“社稷危而复安”，却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密信中“忍数日之辱”的期盼，道尽亡国臣子的无奈。但他煽动钟会诛杀魏将的策略，也将自身推向道德争议地带：以大规模杀戮为代价的复国，是否值得？历史最终给出否定答案，其家族与蜀汉太子的惨死，成为三国乱世终结前的最后一抹血色。
历史启示：权力游戏的永恒规律
咸熙元年的这场风波，本质是三国末期权力再分配的必然冲突。从司马昭的布局到钟会的覆灭，揭示出权力斗争的核心法则：
实力是根基，但人心是关键：钟会手握重兵却众叛亲离，印证“失人心者失天下”；
信任是双刃剑：司马昭的“表面信任”是策略，钟会的“轻信谣言”是致命伤；
时机与节奏决定成败：卫瓘擒邓艾的果断、钟会谋反的迟疑，直接导致不同结局。
这段历史也留下深刻反思：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体的才能（如邓艾的军事天赋、钟会的谋略）若缺乏对人性的敬畏与对局势的清醒认知，终将沦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而司马昭虽以权谋成功巩固权力，但其手段中的阴狠与算计，也为西晋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伦理隐患——当权力完全凌驾于道义之上，王朝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咸熙元年的成都之乱，不仅是三国时代的落幕序曲，更是一部浓缩的权力教科书，让后人在千年之后仍能窥见历史深处的人性微光与权力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