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刘琨任命陈留太守焦求当兖州刺史，荀籓却又任命李述做兖州刺史。李述一心想攻打焦求，刘琨没办法，只好把焦求召了回来。等邺城失守后，刘琨又让刘演当兖州刺史，驻守廪丘。之前的中书侍郎郗鉴，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品行高洁出了名，他带着高平一千多家百姓跑到峄山躲避战乱，琅邪王司马睿顺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让他镇守邹山。这三个人各自占据一个郡，兖州的官员和百姓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好。
琅邪王司马睿任命前庐江内史华谭当军咨祭酒。华谭曾经在寿春投靠过周馥。司马睿就问华谭：“周祖宣为啥要造反呢？”华谭说：“周馥虽然死了，但天下还是有敢说真话的人。周馥看到贼寇越来越多，想迁都来缓解国家的危难，结果掌权的人不高兴了，起兵去讨伐他。周馥死了还没多久，洛阳就沦陷了。要是说他造反，这不是冤枉人嘛！”司马睿又说：“周馥身为征镇大员，手握重兵，召他他不来，国家危难时也不出手相助，这不也是天下的罪人嘛。”华谭回应：“话是这么说，国家危难时不作为，这责任天下人都有份儿，又不只是周馥一个人的错。”
司马睿的手下很多人都喜欢逃避事儿，自己图清闲。录事参军陈頵就跟司马睿说：“以前洛阳太平的时候，朝廷官员都觉得小心谨慎、恭恭敬敬是俗气，傲慢放纵才是高雅，这种风气互相传染，最后导致国家衰败。现在咱们的下属还延续着西晋官场的坏毛病，都想着抬高自己的名声，这不是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又要跟着走老路嘛。我建议从今往后，那些接到任务就称病不干的人，统统免官。”司马睿没听他的。当初，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一起诛杀赵王司马伦的时候，制定了《己亥格》用来奖赏有功之人，从那以后就一直沿用这个规定。陈頵又上书说：“以前赵王篡位，晋惠帝失去皇位，三王起兵讨伐他，所以用丰厚的奖赏来激励人心，让大家都向往正义。可现在不管功劳大小，都按《己亥格》来判定，结果连普通士兵都能佩戴金印紫绶，符节策书都给了那些仆役之辈，这根本没法重视朝廷的名号和制度，整顿不了纲纪啊，我请求把这规定全停了！”陈頵出身贫寒，却经常说些正直的话，府里很多人都讨厌他，后来就把他打发去当谯郡太守了。
吴兴太守周玘，家族势力强大，琅邪王司马睿心里对他挺猜忌忌惮的。司马睿身边掌权办事的，大多是从中原逃过来丢了官职的人，他们管理吴地的百姓，吴地人心里很不满。周玘觉得自己没得到应有的职位，又被刁协轻视，心里那个气啊，越来越憋屈，就偷偷和他的党羽谋划着杀掉掌权的人，然后让南方本地的士人来代替。结果这事儿泄露了，周玘又气又急，就这么死了。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说：“害死我的，都是那些北方佬。你要是能替我报仇，那才是我的好儿子！”
石勒在上白攻打李恽，把他给杀了。王浚又任命薄盛为青州刺史。
王浚派枣嵩率领各路军队驻扎在易水，还召段疾陆眷过来，想和他一起攻打石勒。可段疾陆眷压根儿就没来，王浚这可气坏了，花大价钱贿赂拓跋猗卢，还发檄文给慕容廆等人，叫他们一起去讨伐段疾陆眷。拓跋猗卢派右贤王六修带兵来会合，结果被段疾陆眷打得大败。慕容廆派慕容翰去攻打段氏，拿下了徒河、新城，一直打到阳乐，后来听说六修战败了，就撤了回来，慕容翰就留在徒河镇守，在青山安营扎寨。
一开始，中原地区的士人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很多都往北去投靠王浚。但王浚这人既不能安抚收留他们，又没什么靠谱的政策法规，所以这些人常常待不久又走了。段氏兄弟呢，只知道崇尚武力勇猛，对士大夫一点儿都不尊重。只有慕容廆把政事治理得井井有条，还特别爱惜重视人才，所以士人百姓大多都去投奔他了。慕容廆选拔出其中的优秀人才，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职位。让河东的裴嶷、北平的阳耽、庐江的黄泓、代郡的鲁昌当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广平的游邃、北海的逄羡、北平的西方虔、西河的宋奭，以及封抽、裴开这些人成为得力助手；平原的宋该、安定的皇甫岌、皇甫岌的弟弟皇甫真、兰陵的缪恺、昌黎的刘斌，还有封弈、封裕掌管重要事务。封裕是封抽的儿子。
裴嶷这人清正有谋略，本来是昌黎太守，他哥哥裴武是玄菟太守。裴武去世后，裴嶷和裴武的儿子裴开带着灵柩回老家，路过慕容廆那里，慕容廆对他们很恭敬，以礼相待。等他们要走的时候，还送了很多财物。走到辽西的时候，路走不通了，裴嶷就想回去投靠慕容廆。裴开就说：“咱老家在南边，为啥要往北走啊！再说了，咱们都是在外漂泊的人，段氏势力强大，慕容氏势力弱小，为啥要离开段氏去投奔慕容氏呢！”裴嶷说：“中原现在大乱，咱们要是回去，那不是往虎口里钻嘛！而且路途遥远，怎么能到得了呢！要是等中原太平、道路通畅，那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现在咱们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可不得慎重选对人嘛。你看看段氏这些人，哪有什么长远的谋略，能礼待杰出人才吗？慕容公这个人，施行仁义，有称霸称王的志向，而且他那里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咱们现在去投奔他，往好了说可以建功立业，往差了说也能庇护宗族，你还有啥好犹豫的！”裴开这才听了他的。到了慕容廆那里，慕容廆可高兴了。阳耽这个人清正耿直，沉稳机敏，原本是辽西太守。慕容翰在阳乐打败段氏的时候，把他俘虏了，慕容廆以礼相待，还任用了他。游邃、逄羡、宋奭都当过昌黎太守，他们和黄泓一起到蓟地避难，后来又归附了慕容廆。王浚多次亲笔写信召游邃的哥哥游畅过去，游畅想去。游邃就说：“王浚这家伙，刑罚政令都治理不好，汉人、胡人都背叛他。依我看，他肯定长久不了，哥哥你先别急，再观望观望。”游畅说：“王浚这人残忍又多疑，前段时间流民往北来，他下令让各地追杀。现在他信写得这么诚恳，我要是一直拖着不去，恐怕会连累你。而且乱世之中，宗族的人应该分开，这样也好留条后路。”于是游畅就去了，结果最后和王浚一起完蛋了。宋该和平原的杜群、刘翔一开始投靠王浚，后来又投靠段氏，觉得这俩都不靠谱，就带着一群流亡的人一起归附了慕容廆。东夷校尉崔毖请皇甫岌当长史，话说得特别客气，可皇甫岌就是不来。慕容廆一招呼，皇甫岌和他弟弟皇甫真马上就来了。辽东的张统占据着乐浪、带方两个郡，和高句丽王乙弗利打得不可开交，连年都不停。乐浪的王遵劝张统带着一千多家百姓归附慕容廆，慕容廆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乐浪郡，任命张统当太守，王遵参与军事事务。
王如的残余党羽涪陵的李运、巴西的王建等人，从襄阳带着三千多家进入汉中。梁州刺史张光派参军晋邈带兵去阻拦。晋邈收了李运、王建的贿赂，就劝张光接受他们投降，张光听了，让他们住在成固。没过多久，晋邈看到李运、王建他们这帮人有好多珍宝，就想全部据为己有，又跑去劝张光说：“李运、王建这帮人，不务正业，不搞农业生产，整天就知道制造兵器，他们心思难测，不如把他们全杀了。不然的话，肯定会出乱子。”张光又听了他的。五月，晋邈带兵攻打李运、王建，把他们杀了。王建的女婿杨虎收拢剩下的人攻打张光，驻扎在厄水。张光派他儿子张孟苌去讨伐，没成功。
五月十五日，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管陕东的各项军事；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管陕西的各项军事。皇帝还下诏说：“现在要消灭那些乱臣贼子，把先帝的灵柩迎回来。命令幽州、并州两州整军三十万，直接杀到平阳；右丞相应该率领秦州、凉州、梁州、雍州的军队三十万，直奔长安；左丞相率领自己的二十万精兵，直接打到洛阳。大家一起按约定的时间行动，成就大功。”
汉中山王刘曜驻扎在蒲坂。
石勒派孔苌攻打定陵，杀了田徽。薄盛带着自己的部下投降了石勒，崤山以东的郡县，一个接一个地被石勒占领。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乌桓也背叛了王浚，偷偷归附了石勒。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西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的混乱图景，政权更迭、军阀割据、族群博弈与士民迁徙相互交织，展现出乱世之中权力运作的残酷逻辑与人心向背的历史必然。透过字里行间，可从多个维度剖析这段动荡历史的深层肌理。
权力真空下的地盘争夺：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兖州刺史职位的“一官多授”现象，堪称当时政权分裂的缩影。刘琨、荀籓、琅邪王睿各自委派刺史，形成“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从”的荒诞局面。这背后是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实力派“谁兵强马壮谁就有理”的丛林法则。这种无序争夺不仅消耗了有限的抗乱力量，更让百姓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凸显出西晋末年行政体系的彻底瓦解。
而王浚与段疾陆眷的反目，则揭示了军阀联盟的脆弱性。王浚试图通过拉拢拓跋猗卢、慕容廆讨伐段氏，却因段部实力强劲而失败。这种“以夷制夷”策略的破产，说明在乱世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石勒趁机攻灭李恽、收纳薄盛，山东郡县“相继为勒所取”，则展现了强者吞并弱者的必然趋势，为后赵政权的崛起埋下伏笔。
治理能力的优劣分野：慕容氏崛起的关键密码
在北方诸多势力中，慕容廆的脱颖而出绝非偶然。史料明确指出：“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与王浚“不能存抚，政法不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形成鲜明对比，慕容廆“举其英俊，随才授任”，构建起由裴嶷、阳耽、黄泓等中原名士组成的智囊团。这种人才政策的差异，直接导致“中国士民避乱者”在经历王浚、段氏的失望后，纷纷投奔慕容氏。
裴嶷选择慕容氏的理由极具代表性：“慕容公修仁行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这段对话揭示了乱世中民众的核心诉求——安全保障与发展空间。慕容廆通过“修明政事”“爱重人物”，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王浚虽有地理优势却“刑政不修”，最终导致“士民往往复去之”，其败亡是治理能力缺失的必然结果。
南北士族的矛盾激化：东晋政权的潜在危机
琅邪王睿（即后来的晋元帝）阵营内部的矛盾，预示着东晋政权先天存在的结构性危机。“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驾御吴人，吴人颇怨”，这种外来士族对本地士族的压制，引发了吴兴周氏的强烈不满。周玘“阴与其党谋诛执政”事泄后忧愤而死，临终遗言“杀我者，诸伧子也；能复之，乃吾子也”，将南北士族的仇恨推向顶点。
陈頵的遭遇则暴露了南迁士族的积弊。他尖锐指出僚属“养望自高”是“前车已覆而后车又将寻之”，建议严惩“临使称疾者”却遭拒绝；反对滥用《己亥格》封赏，认为“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仆隶之门”有损名器，结果因“数为正论”被排挤出府。这种对积弊的纵容和对直言之士的打压，显示出南迁统治集团未能吸取西晋灭亡的教训，为东晋后来的“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埋下隐患。
人物抉择中的历史启示：乱世生存的智慧与无奈
华谭为周馥辩冤的对话，展现了乱世中难得的公道之心。面对睿“周祖宣何故反”的质问，华谭直言周馥“欲移都以纾国难”却遭执政讨伐，反问“若谓之反，不亦诬乎”，更指出“危而不持，当与天下共受其责，非但馥也”，将批判矛头指向整个统治阶层。这种不畏权贵的直言精神，在当时尤为可贵。
裴嶷、游邃等人的迁徙选择，则反映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他们在王浚、段氏、慕容氏之间反复比较，最终选择“政事修明”的慕容氏，体现了“良禽择木而栖”的理性判断。而游畅“乱世宗族宜分，以冀遗种”的选择，则充满了乱世生存的无奈——在无法把握全局的情况下，通过分散风险延续宗族血脉，成为许多士民的现实选择。
结语：乱世中的历史逻辑
这段史料所呈现的，不仅是西晋末年的权力混战，更是一套完整的乱世生存法则：治理能力决定政权寿命，人才流向预示势力兴衰，阶级矛盾制约统治根基，而个体选择则在宏大叙事中留下人性的温度。慕容氏的崛起与王浚的败亡形成的鲜明对比，南迁士族的内耗与北方士民的理性抉择相互映照，共同勾勒出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的历史底色——在秩序崩塌之后，重建秩序者终将赢得人心，而固守旧弊者必然被历史淘汰。这段历史给予后人的最大启示，或许就是：无论乱世多么黑暗，人心向背始终是最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