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这人生活简朴，没啥欲望，还特别会借势把事情办成。虽然短期内好像看不到什么明显好处，但从长远来看收获不少。他辅佐了三代皇帝，家里仓库都没存粮，穿衣服也不追求高档丝绸。当初，王导和庾亮一起向皇帝推荐丹杨尹何充，请求让何充做自己的副手，还说：“我死的那天，希望能让何充入朝辅佐陛下，这样国家就没啥可担心的了。”因此何充被加封为吏部尚书。王导去世后，朝廷征召庾亮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坚决推辞。辛酉日，朝廷任命何充为护军将军，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与录尚书事。
庾冰挑起这重任后，日夜操心处理政务，对朝中贤能之士以礼相待，还提拔年轻后辈，所以朝廷内外都一致称赞他，觉得他是个贤能的丞相。当初王导辅佐朝政，常常采取宽容的做法；庾冰则比较倾向用严厉的刑罚，丹杨尹殷融就劝他。庾冰说：“以前的丞相那么贤能，都觉得过于宽容不好把控，何况像我这样的呢！”范汪对庾冰说：“最近天象错乱，您应该想办法消除灾祸。”庾冰说：“天象哪是我能揣测的，我就做好人事方面的努力就行。”庾冰还仔细核查户口，查出一万多没有登记的人，把他们编入军队。庾冰喜欢监督审查，做事有点繁琐细致，后来又变得过于宽松，松紧全凭自己决定，法律条令都没啥用了。
八月壬午日，朝廷又把丞相这个官职改回司徒。
南昌文成公郗鉴病重，把府里的事务交给长史刘遐，还上疏请求退休，并且说：“我统领的人员比较复杂，大多是北方人，有的是被迫迁徙过来，有的是刚归附的。老百姓都怀念故土，都有回老家的想法。我向他们宣扬国家的恩情，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给他们田地和住宅，这才慢慢安定下来。听说我病重，大家人心惶惶，如果他们这时候北渡回去，肯定会让敌人有机可乘。太常蔡谟，为人平和正直，向来很有声望，大家都信服他，我觉得他可以担任都督、徐州刺史。”朝廷下诏任命蔡谟为太尉军司，加授侍中。辛酉日，郗鉴去世，朝廷就任命蔡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授予假节之权。
当时左卫将军陈光请求讨伐赵国，朝廷下诏派陈光攻打寿阳。蔡谟上疏说：“寿阳城虽小但很坚固。从寿阳到琅邪，城墙相连，一座城被攻击，其他城肯定会来救援。而且，我们的军队在路上要走五十多天，前锋还没到，消息早就传开了。敌人传递消息的速度很快，河北的骑兵，完全来得及赶来救援。像白起、韩信、项羽那么勇猛的人，打仗时都要拆桥烧船，背水列阵。现在要是把船停在水岸边，带兵去攻城，前面是强敌，回头又要顾虑退路，这可是兵法里忌讳的。要是进攻没拿下城，敌人的骑兵突然到了，恐怕就会像当年晋军在船上，士兵们惊慌失措，手指都能被折断。现在陈光带领的都是宫里的精兵，应该让他们出征后能不战而胜。要是把他们困在坚固的城下，用国家的精锐去攻打敌人的小城，就算打下来好处也不大，还伤不了敌人元气；要是失败了，危害可就大了，反而帮了敌人，这可不是好计策啊。”于是朝廷就取消了这次行动。
当初，陶侃在武昌的时候，有人提议说江北的邾城应该分兵驻守。陶侃每次都不回应，但提建议的人一直说个不停。有一次陶侃渡江去打猎，把将领们叫过来对他们说：“我们设置险要防线抵御敌人，靠的就是长江。邾城在江北，内无依靠，外面和各少数民族相邻。少数民族地区利益丰厚，晋人贪图利益，逼得少数民族受不了，肯定会引来外敌入侵。这是招祸的源头，不是御敌的办法。而且吴国时驻守这个城，要用三万人，现在就算派兵守，对江南也没什么好处；要是羯虏有可乘之机，这城也守不住。”
等到庾亮镇守武昌，还是派毛宝、樊峻去驻守邾城。赵王石虎很不爽，任命夔安为大都督，率领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等五位将军，带着五万人攻打荆州、扬州北部边境，派两万骑兵攻打邾城。毛宝向庾亮求救，庾亮觉得城很坚固，没及时派兵。
九月，石闵在沔阴打败晋军，杀了将军蔡怀；夔安、李农攻下沔南；朱保在白石打败晋军，杀了郑豹等五位将军；张貉攻下邾城，晋军死了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逃跑，结果跳进江里淹死了。夔安接着占领胡亭，进犯江夏；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都向赵国投降。夔安又去围攻石城，竟陵太守李阳奋力抵抗，打败了夔安，斩杀五千多人，夔安这才退兵。之后他在汉东抢掠一番，裹挟七千多户百姓迁到幽州、冀州。
这时候，庾亮还上疏想把驻地迁到石城，听说邾城被攻陷，才打消念头。他上表向朝廷谢罪，主动把自己降了三级，担任安西将军；朝廷下诏让他恢复原职。任命辅国将军庾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授予假节之权，镇守芜湖。
赵王石虎头疼那些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族肆意妄为，就提拔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别亲近信任他，这下朝廷内外都老实了。石虎说：“我听说好的大臣就像猛虎，在旷野中大步走，豺狼都得让路，真没错啊！”
石虎任命抚军将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守令支。李农率领三万人和征北大将军张举去攻打燕国的凡城。燕王慕容皝任命榼卢城的悦绾为御难将军，给他一千士兵，让他守凡城。赵兵来了之后，城里的将领和官吏都很害怕，想弃城逃跑。悦绾说：“我接受命令抵御敌人，生死都不管了。而且靠着城墙坚守，一个人能抵得上一百个敌人，谁敢乱说话扰乱军心就斩首！”大家这才安定下来。悦绾身先士卒，亲自冒着箭石作战；张举等人攻打了十几天，都没能攻下，只好退兵。石虎觉得辽西离燕国太近，老是遭到攻击，就把那里的百姓全都迁到冀州南部。
汉主李寿生病，罗恒、解思明又提议尊奉晋朝，李寿不同意。李演又上书说这事，李寿生气了，把李演杀了。
李寿一直仰慕汉武帝、魏明帝的为人，觉得听父兄那时候的事很丢人，所以上书的人不许提先辈的政治教化，他觉得自己比先辈厉害。舍人杜袭写了十篇诗，假托是应璩写的来劝谏李寿。李寿回复说：“看了诗知道你的意思。要是现在人写的，那就是贤人的良言；要是古人写的，那就是死鬼的常谈罢了。”
燕王慕容皝觉得自己称王还没得到晋朝的正式任命，冬天的时候，派长史刘翔、参军鞠运去朝廷报捷、论功，顺便说说自己称王是权宜之计，并且请求朝廷定个日期，大家一起大举出兵，平定中原。慕容皝攻打高句丽，军队到了新城，高句丽王钊请求结盟，慕容皝就退兵了。他又派儿子慕容恪、慕容霸去攻打宇文部的一个分支。慕容霸才十三岁，勇猛在全军数第一。
张骏设立辟雍、明堂，用来举行礼仪活动。十一月，让世子张重华处理凉州事务。
十二月丁丑日，赵国太保桃豹去世。
丙戌日，任命骠骑将军琅邪王司马岳为侍中、司徒。
汉国的李弈进犯巴东，守将劳杨战败而死。
【内核解读】
这段东晋咸和、咸康年间的历史片段，浓缩了政权偏安、内外交困下的治理博弈、决策得失与人性百态，用现代视角看，其中的规律在组织管理、战略决策、个人格局等层面仍有强烈的现实映照。
执政风格的“宽与严”：没有完美模式，只有“适配性”考验
王导的“宽纵之政”与庾冰的“严刑倾向”，本质是两种应对士族社会的治理思路，却都暴露了“极端化”的弊端——
--王导的“简朴无欲”“借势成事”，是典型的“维稳型领导”：他不追求短期政绩，靠包容士族、平衡各方维系东晋根基（辅佐三代帝王即是证明），但“宽”到缺乏边界，反而可能纵容乱象（庾冰说“贤如王导尚难把控”，点出了这种模式的隐忧）。
--庾冰的“日夜操劳”“提拔贤才”，是“改革型执行者”的雏形：他想以“严”补“宽”的漏洞，甚至能说出“不问天象、只尽人事”的务实话，初期也赢得了口碑。但他最终陷入“时而繁琐、时而宽松”的摇摆，本质是缺乏制度性支撑的“个人严”，抵不过士族盘根错节的利益惯性——就像现代企业里，若只靠管理者个人“盯细节”，没有流程化的规则兜底，最终只会“松紧全凭心情”，沦为形式。
这告诉我们：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团队，“宽”与“严”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关键是与组织基础、利益结构匹配：王导的“宽”是东晋初年士族共治的“无奈最优解”，庾冰的“严”则过早触碰了既得利益，又没搭好制度框架，失败是必然。
决策的“理性vs自负”：两次关键失误，戳中“拍脑袋”的致命伤
这段历史里，“邾城之败”和“陈光伐赵之议”形成了鲜明对比，堪称“理性决策”与“自负冒进”的教科书案例——
--邾城之败：不听“专业预判”的代价
陶侃早就点透邾城的致命缺陷：“江北孤悬、无险可依，守需三万人却对江南无补，反会招引敌患”，这是基于地理、兵力、民族关系的“专业风险评估”。但庾亮偏要“逆势而为”，既派兵驻守，又在危机时“觉得城坚不救”，最终导致六千士兵阵亡、守将溺死。
放在今天看，这就像企业里的“战略盲动”：忽视资深员工的行业预判，仅凭“我觉得可行”就投入资源，既不做风险预案，又在执行中麻痹大意，最终必然“血本无归”。庾亮事后“自降三级”，但损失早已无法挽回——决策失误的代价，往往比“认错”沉重得多。
--蔡谟拒伐赵：“算清账”才是负责任的决策
面对陈光“讨伐赵国”的提议，蔡谟没有跟风，而是算清了“四笔账”：寿阳坚固难攻、敌军救援迅速（河北骑兵可快速驰援）、己方出兵暴露意图、精锐部队“攻坚小城”的投入产出比极低（赢了没好处，输了伤根本）。他甚至用“白起、韩信背水列阵”的典故提醒“留退路必致军心涣散”，最终说服朝廷取消行动。
这正是现代决策的核心逻辑：不看“愿望”看“现实”，不拼“勇气”拼“利弊”。无论是个人投资还是企业项目，“能不能做”的关键，永远是“成本、风险、收益”的理性权衡，而非“想不想做”的情绪冲动。
“识人用人”与“临终布局”：领导者的“遗产”比“政绩”更长远
郗鉴的临终安排，堪称“领导者交接”的典范，比庾亮的“冒进”更显格局——
--他不仅推荐了“平和正直、众望所归”的蔡谟接班，还提前预判了“部下因怀念故土可能北逃”的风险，叮嘱蔡谟稳定人心；甚至把“统领复杂人员”的治理经验一并传递，确保权力交接时“不翻船”。
这对应现代组织的“人才梯队建设”：优秀的领导者，从来不是“自己干到死”，而是“培养能接得住的人”，并为接班人扫清障碍。反观很多团队，领导者一旦离职就“树倒猢狲散”，本质就是缺乏郗鉴这种“长远布局”的意识。
而王导推荐何充时“我死之日，愿以何充辅政”的托付，更体现了“识人”的眼光——他知道何充能补自己“宽纵”的短板，也能平衡庾氏势力，最终何充果然在王导、庾亮之后成为重要支撑。这说明：用人的核心不是“用听话的人”，而是“用能补短板、扛责任的人”。
乱世中的“生存智慧”：小势力的“正统牌”与“务实路”
慕容皝、张骏等地方势力的选择，揭示了“弱势方”的生存逻辑——
--慕容皝明明已经称王，却主动派使者向晋朝“报捷请命”，甚至说称王是“权宜之计”，本质是借“东晋正统”的招牌巩固自身合法性：既避免被其他势力扣上“叛臣”帽子，又能以“尊晋”名义整合内部力量。这就像现代中小企业“挂靠行业协会、争取官方资质”，用“正统背书”降低发展阻力。
--张骏在凉州设立“辟雍、明堂”（古代礼制建筑），让世子处理政务，是“文化筑基+权力交接”的双重布局：用礼仪彰显“正统性”，同时培养接班人，在乱世中稳住了凉州的根基。这说明：哪怕身处边缘，“文化认同”和“人才培养”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反面教材：刚愎自用的“自负者”，终会被现实打脸
李寿的表现，是“听不进谏言”的典型，与蔡谟、郗鉴形成鲜明对比——
他仰慕汉武帝的“雄才”，却学不来“纳谏”的胸怀：罗恒、解思明劝他“尊奉晋朝”（务实的外交选择），他不听；李演上书劝谏，他直接杀掉；杜袭用古诗委婉劝诫，他还嘴硬“古人之言都是死鬼常谈”。这种“自负到闭目塞听”的心态，最终只会让政权陷入僵化——就像现代职场中，那些“只信自己、不信他人”的管理者，往往会在自己看不到的盲区里栽大跟头。
总结：这段历史的“现代启示录”
这段看似遥远的乱世片段，本质是“人性与规则”的碰撞：
--对领导者而言：格局比能力重要，理性比勇气重要，布局比政绩重要；
--对决策者而言：专业预判要听，利弊权衡要清，风险底线要守；
--对组织而言：制度比个人权威可靠，人才梯队比“明星领导”持久。
没有永远的“宽”与“严”，只有永远的“适配”与“理性”——这或许就是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朴素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