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王司马道子生病了，还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他儿子司马元显看老爹在朝廷里越来越没威望，就暗示朝廷把道子的司徒、扬州刺史头衔给撸了。乙未这天，直接让元显当上了扬州刺史。道子酒醒了才知道这事儿，气得跳脚，可也没辙。元显把庐江太守张法顺当成头号智囊，拉了一堆自己人进朝廷，朝中大臣都得看他脸色办事。
燕国的散骑常侍馀超、左将军高和这帮人，因为谋反被咔嚓了。
后凉的太子吕绍、太原公吕纂带兵去打北凉，北凉王段业赶紧向武威王秃发乌孤求救，乌孤派骠骑大将军利鹿孤和杨轨去救场。段业本来想出兵干一架，沮渠蒙逊劝他：“杨轨仗着鲜卑人能打，心里早惦记着咱们了；吕绍、吕纂孤军深入，那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的，硬刚肯定扛不住。现在按兵不动稳如泰山，一动就可能玩完。”段业听了，就按兵没动。吕绍、吕纂只好撤兵回去了。
六月，乌孤让利鹿孤当凉州牧，镇守西平，把车骑大将军傉檀叫回来打理府里的事儿。
会稽世子元显觉得自己年纪轻轻，不想一下子扛这么大责任，戊子这天，就让琅邪王司马德文当了司徒。
北魏前河间太守卢溥带着几千家部曲，跑到渔阳找饭吃，顺手占了好几个郡。秋天七月己未，后燕主慕容盛派人封他当幽州刺史。
辛酉这天，慕容盛下了道圣旨：“以前法律规定公侯犯罪能用钱赎罪，这玩意儿根本治不了坏人，就给朝廷搂点钱，没啥意义。从现在起，都得靠立功赎罪，别再交钱了。”
西秦的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了。
后秦的齐公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带兵骚扰洛阳，河南太守辛恭靖死守城池。雍州刺史杨佺期派人向北魏的常山王拓跋遵求救，北魏主拓跋珪派散骑侍郎张济当遵的从事中郎去回复。杨佺期问张济：“你们北魏打中山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张济说：“四十多万。”佺期说：“就北魏这实力，收拾那帮小羌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再说晋和魏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既然结了盟，我也不瞒你，咱这儿兵少粮缺，洛阳能不能保住，全看你们北魏了。要是保住了，肯定有重谢；要是保不住，与其让羌人占了，不如给北魏。”张济回去把这话报了上去。八月，拓跋珪派太尉穆崇带六万骑兵去救洛阳。
后燕的辽西太守李朗在郡里待了十年，威望挺高，怕慕容盛猜忌他，几次叫他回朝都不去。因为家人在龙城，不敢明着叛乱，偷偷招北魏兵，想把辽西郡献给北魏，还派人快马去龙城，故意夸大敌军声势。慕容盛说：“这肯定是忽悠人的。”把使者叫来一问，果然没这回事。盛把李朗全家都杀了，丁酉这天，派辅国将军李旱去收拾他。
早先，北魏的奋武将军张衮因为有才华谋略，被拓跋珪当成心腹。拓跋珪问张衮中原一带有啥人才，张衮推荐了卢溥和崔逞，拓跋珪都用了。
后来拓跋珪围攻中山，打了好久打不下来，军粮也快没了，就问大臣们咋办。当时崔逞是御史中丞，说：“桑椹能当粮食顶一阵子。《诗经》里不就说过，猫头鹰吃了桑椹都能变声嘛。”拓跋珪虽然听了他的，让老百姓用桑椹抵租子，但觉得崔逞这话有点侮辱人，心里记恨上了。后来后秦攻打襄阳，雍州刺史郗恢写信给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救，信里说“看老哥你在中原大展神威”。拓跋珪觉得郗恢没君臣礼节，让张衮和崔逞回信，必须把东晋皇帝贬一顿。结果张衮、崔逞在信里称东晋皇帝为“贵主”，拓跋珪怒了：“让你们贬他，你们居然叫‘贵主’，这跟叫‘贤兄’有啥区别！”崔逞当初降北魏的时候，觉得天下大乱，怕家族断了根，让老婆张氏和四个儿子留在冀州，自己带小儿子崔赜去了平城，结果留在冀州的老婆孩子跑去南燕了。拓跋珪拿这事儿跟崔逞算账，把他赐死了。卢溥接受了后燕的封号，还抢北魏的郡县，杀了北魏的幽州刺史封沓干。拓跋珪觉得张衮推荐的人都不咋地，把张衮贬成尚书令史。张衮之后就关起门不跟人来往，光埋头校勘经书，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后燕主慕容宝败亡的时候，中书令、民部尚书封懿投降了北魏。拓跋珪让他当给事黄门侍郎、都坐大官。拓跋珪问他后燕的旧事，封懿回答得敷衍又傲慢，也被罢官回家了。
武威王秃发乌孤喝高了，骑马的时候把肋骨撞坏了，没多久就死了，临终前让大家立年长的继位。国人就立了他弟弟利鹿孤，给乌孤上个谥号叫武王，庙号列祖。利鹿孤下了大赦令，把都城迁到西平。
南燕王慕容德派人去劝幽州刺史辟闾浑归降，辟闾浑不搭理。慕容德就派北地王慕容钟带两万步兵骑兵去打，自己占了琅邪，徐州、兖州一带十来万老百姓都归附了他。慕容德从琅邪继续往北，让南海王慕容法当兖州刺史，守梁父。又进攻莒城，守将任安直接跑路了。慕容德让潘聪当徐州刺史，守莒城。当初兰汗作乱的时候，后燕的吏部尚书封孚跑到辟闾浑那儿，浑推荐他当勃海太守；等慕容德来了，封孚立马投降，慕容德特高兴：“我得青州都没这么开心，主要是得着你了！”当场就把机密大事交给他管。慕容钟向青州各郡发檄文，讲清利害，辟闾浑带着八千多家跑到广固死守，派司马崔诞守薄荀固，平原太守张豁守柳泉；结果崔诞、张豁见了檄文就投降了慕容德。辟闾浑吓坏了，带着老婆孩子往北魏跑，慕容德派射声校尉刘纲去追，在莒城追上把他砍了。辟闾浑的儿子道秀主动找到慕容德，请求跟老爹一起死。慕容德说：“爹虽然不忠，但儿子挺孝顺。”特意放了他。辟闾浑的参军张瑛帮浑写檄文，里面骂得很难听，慕容德把他抓来数落，张瑛一脸淡定地说：“浑有我这臣，就像韩信有蒯通。蒯通碰上刘邦活下来了，我碰上陛下却要死，跟古人比，我这运气也太背了！”慕容德把他杀了，之后就把都城定在广固。
后燕的李旱走到建安，慕容盛突然把他叫回去，大臣们都猜不透啥意思。九月辛未这天，又让他接着去。李朗听说自己家被灭门，带着两千多户人自保；后来听说李旱回去了，以为后燕内部出问题了，就没设防，留儿子李养守令支，自己去北平迎接北魏军队。壬子这天，李旱突袭令支，一举拿下，派广威将军孟广平在无终追上李朗，把他砍了。
后秦主姚兴因为灾异老出现，把自己的帝号改成王，下诏书让群公、卿士、将领、地方官都降一级；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弘始。还慰问孤儿贫民，提拔贤能，简化法令，清理冤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给奖励，贪腐残暴的就杀掉，搞得远近都服服帖帖的。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中国北方及江南地区的政治乱局，政权更迭、权谋博弈与制度变革交织，展现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复杂逻辑与人性百态。
东晋中枢权力的暗流涌动
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昏聩与世子元显的崛起，成为江南政权衰败的缩影。司马道子沉溺酒色、不问政事，使“朝望去之”，这为元显的夺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元显通过“讽朝廷解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政治操作，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交接，却也暴露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脆弱性——权力传承已沦为家族内部的利益博弈，而非基于治国能力的理性选择。
元显掌权后的布局更值得玩味：他“不欲顿居重任”而推琅邪王德文任司徒，看似谦逊，实则以退为进，既规避了“少年居高位”的舆论压力，又通过重用庐江太守张法顺、“多引树亲党”的方式牢牢掌控实权。这种“前台傀儡+后台操控”的权力模式，成为东晋后期皇权旁落的典型表现，也为后来桓玄之乱埋下伏笔。
北方政权的生存博弈与制度探索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政权始终在“生存危机”与“制度建设”中摇摆，这段史料便记录了多个政权的关键转折。
后燕的制度改革颇具深意。慕容盛废除“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赎”的旧制，要求“立功以自赎”，试图以军功激励替代金钱赎刑，这一变革直指贵族特权对法律公平性的破坏。但制度善意能否落地，仍取决于执行力度——在皇权动荡的背景下，此类改革往往沦为昙花一现的政治表态。
西秦、后凉与北凉的军事互动，则展现了小国的生存智慧。北凉王段业在沮渠蒙逊的劝谏下，采取“案兵不战”的策略，避开后凉太子吕绍、太原公吕纂的“死地之兵”，体现了“避实就虚”的军事理性。而南凉秃发乌孤的突然离世（“醉，走马伤胁而卒”），则印证了乱世中“领导人个人命运决定政权走向”的残酷现实，其弟利鹿孤“徙治西平”的决策，既是对兄长战略的延续，也暗含着政权重心西移的考量。
人才任用与政治信任的崩塌
北魏拓跋珪时期的人才风波，深刻揭示了乱世中政治信任的脆弱性。张衮因推荐卢溥、崔逞而遭贬黜，崔逞因书信用词触怒拓跋珪而被赐死，封懿因“应对疏慢”被废黜，这些事件串联起北方政权“用人-疑人-杀人”的恶性循环。
崔逞之死尤为典型：他建议拓跋珪用桑椹充粮本是良策，却因拓跋珪主观解读为“侮慢”而埋下隐患；后来又因书信中称晋帝为“贵主”未达“贬损”要求，最终因“旧账新罪”被诛杀。这种“文字狱”式的政治清洗，反映出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文化焦虑——既需要汉族士人治理天下，又对其忠诚度充满猜忌，这种矛盾最终转化为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压。
南燕慕容德的用人策略则呈现另一番景象。他对封孚的“孤得青州不为喜，喜得卿耳”的表态，与对张瑛“韩信之有蒯通”论的诛杀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乱世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实用主义逻辑。而对辟闾浑之子道秀“特赦之”的决定，又通过表彰“孝道”维护了伦理秩序，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术，成为政权存续的重要手段。
制度变革的现实困境
各国的制度调整折射出乱世中的治理探索。慕容盛废除“金帛赎罪”制，试图以“立功赎罪”强化军事激励，却忽视了贵族阶层的利益阻力；拓跋珪在灾异后“降号称王”“大赦改元”，并推行“存问孤贫、举拔贤俊、简省法令”等改革，体现了统治者对“天人感应”观念的敬畏与整顿吏治的决心，但“贪残者诛之”的严苛政策能否落实，仍取决于官僚体系的执行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制度变革多是危机驱动型改革：西秦因丞相去世调整人事，后秦因灾异降号改元，北魏因军粮匮乏寻求对策。缺乏系统性设计的改革，往往随着危机缓解而半途而废，这也成为十六国时期政权难以长久存续的重要原因。
结语：乱世中的权力逻辑
这段史料所呈现的，正是一幅“权力无常态、生存为第一”的乱世图景。无论是东晋的门阀内斗、北魏的人才困境，还是南燕的定都决策、后秦的制度调整，本质上都是不同政权在生存压力下的本能反应。在这个“兵弱粮寡则求援、威行境内则遭疑、一言不慎则丧命”的时代，个人命运与政权兴衰都如履薄冰。
这些历史片段也为现代提供了深刻启示：权力交接的合法性构建、人才任用的信任机制、制度改革的系统设计，仍是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而乱世中展现的人性光辉与幽暗，更成为跨越千年的镜鉴，让我们得以在历史的褶皱中，窥见文明演进的艰难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