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庚辰年）
正月里，沮渠无讳带着人去骚扰北魏的酒泉。当地老大元絜没当回事，还出城跟人唠嗑，结果没过几天就被人家扣了，酒泉也被围了。
二月，北魏派了个叫邢颖的临时外交官来南朝串门。
三月，酒泉扛不住，被沮渠无讳拿下了。
四月初一，出现日食。没过几天，沮渠无讳又去撩北魏的张掖，还有个叫秃发保周的在删丹屯兵呼应。北魏老板派永昌王拓跋健带着一群小弟去收拾他们。
这时候南朝的司徒刘义康正手握大权。皇上（宋文帝）身体不好好几年了，一累就犯病，好几次都快不行了。刘义康倒是挺上心，皇上吃的药、喝的粥，他不先尝一口绝不让送进去，有时候整宿不睡伺候，朝廷内外的事儿都他说了算。
这家伙还特爱搞行政工作，看文件看得比谁都细，皇上因此特信任他，基本上他说啥是啥。地方官以下的职位，都让他说了算，连杀人放火这种大事，有时候他签字就能办。那势力大的，朝野上下都围着他转，每天早上他家门口停的车都几百辆，他还特能装，挨个接待不带累的。
记忆力也是绝了，见过的听过的，一辈子忘不了，还总爱在人多的场合秀一波记忆力，显得自己特聪明。能干的人他都拉到自己阵营，跟自己不对付的就踢到朝廷当闲差。他觉得自己跟皇上是亲兄弟，压根没把君臣规矩当回事，想咋干咋干，一点不设防。偷偷养了六千多个家丁，也不跟皇上说，各地送的礼，好东西都往自己家搬，次一点的才给皇上。有回冬天皇上吃橘子，吐槽说又小又难吃，刘义康直接说“今年有好的啊”，让人从自己府里拿，比皇上吃的大一圈。
领军刘湛和仆射殷景仁不对付，刘湛想靠着刘义康的势力搞垮殷景仁。刘义康本来就权大，刘湛还一个劲捧他，连臣子的本分都忘了，皇上心里越来越不爽。
刘湛刚入朝时，皇上特待见他。他特能聊治国之道，讲起历史故事一套一套的，听的人都忘了累。每次进云龙门，车夫直接把车停那儿，手下人随便溜达，不到天黑不出来，天天这样。后来他撺掇刘义康搞事情，皇上心里虽然膈应，但表面上还跟以前一样。皇上跟亲信吐槽：“以前刘湛来，我总看太阳盼着他别走；现在他来，我盯着太阳盼着他赶紧滚。”
殷景仁偷偷跟皇上说：“刘义康权力太大了，对国家没好处，得削削他的权。”皇上心里早这么想了。
刘义康手下有帮小弟，像刘斌、王履、刘敬文、孔胤秀这些，都靠着拍马屁上位。见皇上老生病，就私下嘀咕“万一皇上挂了，得立个年长的当老大”。有回皇上病得特重，让刘义康写遗诏，刘义康回去跟刘湛、殷景仁哭着说这事儿，刘湛直接说“天下这么乱，小屁孩哪能当皇上”，刘义康和殷景仁没接话。但孔胤秀这帮人直接去查晋朝立康帝的旧档案，刘义康都不知道。后来皇上病好了，隐约听说了这事儿。
刘义康想让刘斌当丹阳尹，跟皇上说刘斌家里穷。话没说完，皇上直接怼“让他去当吴郡太守”。后来会稽太守羊玄保想回京，刘义康又想让刘斌顶上，皇上随口说“我已经用王鸿了”。从去年秋天起，皇上就再也没去过刘义康的东府。
五月，刘湛妈去世，他得离职守孝。这家伙知道自己作的孽瞒不住了，跟亲信说“今年肯定要完。以前还能靠嘴皮子瞎掰拖延时间，现在没招了，祸事快来了”。
同月，沮渠无讳又围张掖，没打下来，退守临松。北魏皇上懒得派兵打了，就发道诏书劝降。
六月，北魏生了个皇孙叫拓跋浚，大赦天下，改元太平真君，因为道士寇谦之的《神书》里说“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就借了这名字。
太子刘劭去京口拜祖坟，刘义康、竟陵王刘诞等人跟着，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恭从江都过来汇合。
七月，北魏永昌王拓跋健在番禾打败秃发保周，秃发保周跑路，北魏安南将军尉眷追着打。没过几天，北魏窦太后去世。月底，南朝皇后袁氏去世。秃发保周走投无路自杀了。
八月，沮渠无讳派中尉梁伟去见拓跋健求降，还把酒泉郡和之前俘虏的元絜等人还了回去。北魏皇上让尉眷留在凉州镇守。
九月，南朝安葬袁皇后。
皇上觉得刘义康这隐患太大，迟早要搞事情。十月，直接把刘湛抓了送司法部，下诏书把他的罪状全抖出来，在牢里弄死了，还连带他儿子刘黯、刘亮、刘俨，以及党羽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把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流放到广州，顺便搞了个大赦。
当天，皇上让刘义康进宫住，把他留在中书省。当晚就抓了刘湛等人，青州刺史杜骥带兵在殿内防备意外，派人跟刘义康说刘湛的罪状。刘义康赶紧上表辞职，皇上把他贬为江州刺史，还保留侍中、大将军头衔，让他去豫章镇守。
之前殷景仁病了五年，虽然没见过皇上，但俩人天天偷偷写信，朝廷大小事皇上都问他意见，保密工作做得特好，没人知道。抓刘湛那天，殷景仁让手下收拾衣服帽子，手下都纳闷。当晚，皇上到华林园延贤堂召见他，殷景仁还说脚疼，坐着小轿去的，诛杀处理刘湛党羽的事儿，全交给他办了。
【内核解读】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是南北朝时期充满动荡与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南北政权各自上演着权力更迭与军事交锋，南朝宋的中央权力斗争与北朝魏的边疆博弈相互交织，勾勒出乱世中政治、军事与人性的复杂图景。透过历史文本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制度缺陷埋下的隐患，以及时代变局中个体命运的沉浮。
南北军事交锋：边疆势力的挣扎与北魏的战略调整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主要围绕北凉残余势力沮渠无讳与北魏的交锋展开。春正月，沮渠无讳率军进犯北魏酒泉，利用北魏守将元絜的轻敌心理，俘获主将并包围酒泉；三月攻克酒泉后，又于四月、五月两次进攻张掖，虽未成功却持续对北魏边疆构成威胁。直到八月，沮渠无讳才因实力不济向魏永昌王健请降，归还酒泉郡及被俘将士。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北凉残余势力的顽强挣扎。沮渠无讳作为北凉亡国后的残余力量，试图通过军事袭扰重建政权根基，其战术灵活却难改实力悬殊的本质。而北魏的应对则体现出成熟的战略考量：初期派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军征讨，后期在对方无力再犯后，不再强行征讨，转而以诏书劝谕，既避免了长期战争的消耗，又通过招降巩固了边疆统治。这种“军事打击+政治招抚”的组合策略，展现了北魏在统一北方过程中的战略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在这一年因皇孙拓跋浚出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改元理由直接取自寇谦之《神书》中的谶语，这既反映了道教在北魏政治中的影响力，也体现了统治者借助宗教神权巩固统治的政治智慧。这种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手段，成为北魏强化皇权的重要方式。
刘宋中央权力斗争：兄弟相疑与君臣失序的悲剧
相较于边疆的军事冲突，刘宋中央的权力斗争更为惊心动魄，也更具历史警示意义。这场斗争的核心是宋文帝刘义隆与弟弟司徒刘义康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刘湛与殷景仁的矛盾则成为加速冲突爆发的催化剂。
刘义康凭借宋文帝长期患病的机会，逐渐掌握朝政大权。史载其“尽心营奉”“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展现出较强的行政能力与责任心。他“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尽”的工作态度，使其获得文帝的充分信任，以至于“凡所陈奏，入无不可”，地方官员任免、生杀大事皆可决断。这种过度集权的局面，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刘义康的权力膨胀过程中，暴露出诸多致命缺陷：
--不识君臣边界：自恃“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私置僮仆六千余人不上报，接受四方贡品时“上品荐义康，次者供御”，甚至在文帝感叹冬柑品质差时，直接拿出远超御用品的私藏，这种行为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无疑是致命的。
--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将有才之士皆引入自己府中，对不依附者则斥为台官，形成“势倾远近，朝野辐凑”的权臣格局。其核心党羽刘斌、王履、孔胤秀等人甚至暗中准备文帝驾崩后拥立刘义康，试图“使大业终归义康”。
--缺乏政治远见：虽有强记之能，却“素无学术，不识大体”，在与文帝的权力试探中屡屡越界，如两次试图任命心腹刘斌担任要职，均被文帝否决，显示出君臣间的信任已出现裂痕。
刘湛作为刘义康集团的核心成员，其角色尤为关键。他凭借“善论治道，谙前代故事”的才能获得文帝赏识，却利用职位之便“驱煽义康”，甚至突破“人臣之礼”，最终导致“主、相之势分矣”。其母忧去职后的感叹“今年必败”，既反映了对自身命运的预知，也揭示了权力斗争中身不由己的残酷现实。
宋文帝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展现出隐忍与决断的两面性。他长期容忍刘义康的越权行为，甚至在内心不满时仍“接遇不改”，直到矛盾激化才果断出手：收捕刘湛及其党羽八人诛杀，将刘义康贬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这场政变的成功，得益于殷景仁“密函去来，日以十数”的谋划支持，展现了权力斗争中情报与谋略的重要性。
历史启示：权力制衡与制度建设的永恒命题
元嘉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启示。刘义康集团的覆灭，本质上是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必然结果。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旦出现“主弱相强”的局面，若无有效的制度约束，极易引发权力冲突。宋文帝通过政变收回权力，虽暂时解决了危机，但并未建立长效机制，这也为后来刘宋王朝的持续动荡埋下隐患。
从个人层面看，刘义康的悲剧警示我们：能力与责任必须与边界意识相伴。他虽有行政才能，却缺乏对君臣边界的认知，最终从“尽心营奉”的辅政者沦为“嫌隙已着”的被流放者。刘湛则印证了“权力是把双刃剑”的真理，他借助权力向上攀爬，最终也因权力斗争身败名裂。
在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下，这一年的事件也反映出南北朝发展的不同轨迹：北魏通过宗教整合、战略调整稳步推进北方统一；刘宋则因内部权力斗争消耗国力，逐渐失去元嘉初年的兴盛局面。这种内部治理能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南北朝的最终走向。
元嘉十七年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运行的规律与人性的复杂。无论是边疆的军事博弈还是中央的权力斗争，都在提醒我们：制度的完善、边界的坚守、权力的制衡，是任何时代都需要重视的永恒命题。而历史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也为我们理解人性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