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癸亥日，皇帝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然后大赦天下。
沈文秀坚守东阳，北魏军队把他围困了三年，外面没有援兵，士兵们日夜抵抗作战，铠甲和头盔里都生了虱子，但没有一个人有背叛逃跑的想法。乙丑日，北魏军队终于攻下东阳，沈文秀脱下军装，整理好衣冠，拿着自己的符节坐在屋内。北魏士兵纷纷涌进来，问：“沈文秀在哪里？” 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 北魏士兵抓住他，扒掉他的衣服，把他绑起来送给慕容白曜，还让他下拜，沈文秀说：“我们各自都是两国的大臣，有什么可拜的！” 慕容白曜把衣服还给他，为他安排饮食，然后用枷锁锁着把他送到平城。北魏国主列举他的罪状，但还是赦免了他，把他当作下等宾客对待，给他很差的衣服和粗糙的食物。后来，北魏国主敬重他不屈服的气节，对他的礼遇逐渐有所改善，任命他为外都下大夫。从这之后，青州、冀州的土地就全部归入北魏版图了。二月己卯日，北魏任命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晋封济南王。慕容白曜治理有方，东部地区的百姓都安居乐业。
北魏从天安年间以来，连年干旱饥荒，再加上在青州、徐州打仗，崤山以东的百姓被赋税和徭役折腾得疲惫不堪。北魏显祖根据百姓贫富程度，制定了分三等缴纳租税的办法，把百姓分成三品：上三品的百姓把租税送到平城，中三品的送到其他州，下三品的送到本州。另外，北魏旧制规定：除了正常赋税，还有十五种杂税；到这时全部废除，从此百姓的生活逐渐宽裕起来。
河东人柳欣慰等人谋划造反，想拥立太尉庐江王刘祎当皇帝。刘祎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哥哥，可皇帝和其他兄弟都轻视他，于是就和柳欣慰等人勾结，相互呼应。征北咨议参军杜幼文告发了他们。丙申日，皇帝下诏把刘祎降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让他离开京城去镇守宣城，还派亲信杨运长带兵去监视他。柳欣慰等人都被处死。
三月，北魏军队侵犯汝阴，太守杨文苌击退了他们。
夏天，四月丙申日，北魏大赦天下。
五月，北魏把青州、齐州的百姓迁到平城，把升城、历城有威望的人安置在桑干，设立平齐郡让他们居住；其余的人全部沦为奴婢，赏赐给文武百官。
北魏的沙门统昙曜上奏说：“平齐郡的百姓以及其他民众，凡是能每年交六十斛谷子给僧曹的，就成为僧只户，这些谷子就是僧只粟，遇到灾年，就用来赈济饥饿的百姓。” 他又请求：“百姓犯了重罪以及官家的奴婢，可以成为佛图户，让他们为各个寺庙打扫洒水。” 北魏国主都答应了。从此，僧只户、僧只粟以及寺户在各州镇都有了。
六月，北魏立皇子拓跋宏为太子。
癸酉日，朝廷任命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皇帝又让有关部门上奏，说庐江王刘祎心怀不满，口出怨言，请求彻底追查；皇帝没答应。丁丑日，皇帝免去刘祎的官职爵位，派大鸿胪拿着符节，带着诏书去斥责刘祎，还逼他自杀，他的儿子辅国将军刘充明被罢官，流放到新安。
冬天，十月丁卯初一，发生日食。
北魏顿丘王李峻去世。
十一月丁未日，北魏又派使者来与刘宋修复关系，寻求和好，从这以后，两国每年都有使者往来。
闰月戊子日，朝廷任命辅师将军猛阳为兖州刺史，兖州的治所开始设在淮阴。
十二月戊戌日，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被解除扬州刺史的职务。刘休仁与皇帝年龄相近，两人一向关系友爱，景和年间，皇帝靠刘休仁的帮助才脱离灾祸。到泰始初年，各地起兵反叛，刘休仁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立下大功，总管各项政务，皇帝对他极为亲近信任。因此，朝廷内外的人都归附他，皇帝渐渐不高兴了。刘休仁察觉到皇帝的心思，所以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的职务。己未日，朝廷任命桂阳王刘休范为扬州刺史。
朝廷把荆州的巴东、建平，益州的巴西、梓潼郡划分出来，设置三巴校尉，治所设在白帝。在此之前，三峡地区的蛮、獠等少数民族每年都来抢劫骚扰，所以设立官府来镇守。皇帝任命司徒参军东莞人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谦准备去上任，皇帝下令让他招募一千人跟随自己，孙谦说：“少数民族之所以不服从管理，大概是因为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当罢了，哪用得着征调军队，浪费国家的经费呢！” 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到了郡里，他广施恩德，讲求信用，蛮、獠等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争着送给他金银财宝；孙谦都好言安抚，没有接受。
临海的海盗头目田流自称东海王，在海盐一带抢劫掠夺，还杀了鄞县县令，东部地区受到极大震动。
【内核解读】
泰始五年（公元 469 年）是南北朝时期极具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的历史事件不仅勾勒出宋魏争霸的激烈态势，更折射出制度变革、人性抉择与社会矛盾的复杂交织，在现代视角下仍能引发诸多思考。
从军事格局来看，沈文秀坚守东阳三年的事迹堪称悲壮。在 “外无救援” 的绝境中，士卒 “甲胄生虮虱” 却 “无离叛之志”，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而沈文秀被俘后的表现更具象征意义 —— 面对北魏兵的威逼，他以 “各两国大臣，何拜之有” 的铿锵之语，坚守着政治人格的尊严。这种在绝境中保持气节的精神，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 “忠贞” 品格的生动注脚。北魏最终占据青、冀之地，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标志着其势力范围向南拓展的关键一步，慕容白曜 “抚御有方” 的治理策略，则为北方政权如何巩固新征服地区提供了早期范例。
政治层面的博弈充满戏剧性。南朝宋内部的权力斗争持续发酵，庐江王祎的谋反与被赐死，反映出皇族内部 “权力异化亲情” 的残酷逻辑。宋明帝对功臣建安王休仁的猜忌，更是皇权专制下 “功高震主” 定律的重演 —— 从 “素相友爱” 到 “渐不悦” 的转变，揭示了封建皇权体制对人性的扭曲。相比之下，北魏立皇子宏为太子、与宋 “信使岁通” 的举措，则体现出其在扩张同时注重内部稳定与外交平衡的政治智慧，这种双向策略为后来北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尝试尤为值得关注。北魏针对 “旱饥” 与 “赋役繁重” 的困境，推行 “三等输租之法” 和罢除 “杂调十五”，这种根据贫富分级纳税、减轻额外负担的举措，蕴含着 “税收公平” 的朴素理念，客观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昙曜奏请设立 “僧只户”“佛图户” 的制度，则展现了宗教与政权的特殊互动 —— 通过宗教机构参与社会救济（“遇凶岁，赈给饥民”）和吸纳罪犯、奴隶，既强化了佛教的社会功能，又为政权分担了治理压力，不过这也为后来佛教势力过度膨胀埋下伏笔。
基层治理中，孙谦出任巴东、建平太守的案例极具启示性。他拒绝 “募千人自随”，主张以 “恩信” 化解蛮、獠的叛乱，最终实现 “蛮、獠翕然怀之”，证明了柔性治理在民族地区的有效性。这种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治理智慧，与当代 “民族区域自治”“多元文化包容” 理念有着跨越时空的呼应。而临海贼帅田流的崛起，则暴露出南朝在地方控制上的薄弱环节，社会底层的不满与反抗始终是古代政权难以根治的顽疾。
总体而言，泰始五年的历史图景是一幅充满张力的画卷：既有战争的残酷、权力的倾轧，也有制度创新的探索、人性光辉的闪现。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 “分裂中孕育统一” 的历史脉络，其蕴含的治理经验、人性考验与文明碰撞，至今仍能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