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纪四，起止公元493年（癸酉年），共一年。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南齐任命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陈显达觉得自己出身寒门却地位尊崇，每次升官，脸上常有愧疚和害怕的神情，他告诫儿子们不要因为富贵就欺压别人；可他的儿子们大多行事豪爽奢侈，陈显达听说后很不高兴。他儿子陈休尚担任郢府主簿，路过九江。陈显达说：“拂尘、蝇拂这些是王、谢等高门大族用的东西，你不需要拿这个！”说完就拿过来当场烧掉了。
当初，皇上在石头城造了三千辆没有篷盖的车子，打算走陆路攻打彭城。北魏得知了这个消息，刘昶多次哭着向北魏皇帝诉说，请求让他去边境戍守，召集遗民，以洗刷自己的耻辱。北魏皇帝在经武殿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南伐之事，还在淮水、泗水一带大量储备马料。皇上听说后，任命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做好防备。
北魏派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人到南齐访问。邢峦是邢颖的孙子。
正月二十八（丙子日），文惠太子萧长懋去世。太子风度和气，皇上晚年喜欢游玩宴乐，尚书台的事务都分送太子处理，因此太子的威望遍及内外。
太子生性奢侈，修建的堂殿、园林比皇上的宫殿还要豪华，花费以千万计算。他怕皇上看到，就在宫殿旁种上修长的竹子；他的各种服饰器玩，大多奢华得超越了规定。他奏请在东田建造小园林，让东宫的将领和官吏轮番去修筑，营造的城墙和街巷，连绵华丽又深远。皇上虽然性子严厉，耳目众多，但太子做的这些事，没人敢告诉他。皇上曾路过太子的东田，看到那里的建筑壮丽，十分生气，要抓负责营造的主帅；太子把他们都藏了起来，因此被皇上严厉斥责。
太子还让宠信的徐文景制造辇车以及皇帝用的器物；皇上有次到东宫，太子匆忙间来不及藏起辇车，徐文景就把佛像放到辇车里，所以皇上没有起疑。徐文景的父亲徐陶仁对徐文景说：“我就等着给你扫墓办丧事了！”于是举家搬走躲避。后来徐文景最终被赐死，徐陶仁连哭都没哭。
太子去世后，皇上到东宫查看，看到那些奢华的服饰器玩，大怒，下令有关部门将这些东西随见随毁。因为竟陵王萧子良和太子关系好，却没把这些事告诉皇上，皇上一并责备了他。
太子一直厌恶西昌侯萧鸾，曾对萧子良说：“我心里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福薄吧。”萧子良还为萧鸾劝解。等到萧鸾掌权后，太子的子孙一个都没留下。
二月，北魏皇帝开始在平城南面举行亲耕藉田的仪式。
雍州刺史王奂厌恶宁蛮长史刘兴祖，将他逮捕入狱，诬陷他煽动山蛮，企图作乱，下令把刘兴祖押送到建康；王奂在狱中把他杀了，谎称是上吊自杀。皇上大怒，派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率领五百名宫廷卫队去逮捕王奂，命令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走陆路到襄阳会合。
王奂的儿子王彪，向来凶狠险恶，王奂管不住他。长史殷睿是王奂的女婿，他对王奂说：“曹道刚、吕文显来了，如果没有看到真正的敕令，恐怕会有奸诈变故，我们应该先把他们抓起来，再派人快马上奏让皇上知道。”王奂采纳了他的建议。王彪立刻发动州兵一千多人，打开仓库分发铠甲兵器，来到南堂，摆开阵势，关闭城门抵抗。王奂的门生郑羽磕头劝王奂，请求出城迎接朝廷使者，王奂说：“我又没做贼，只是想先上奏为自己申辩；只是担心曹道刚、吕文显这些小人欺凌，所以暂且闭门自保罢了。”王彪于是出城，与曹虎的军队交战，战败后跑了回来。三月二十八（乙亥日），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河东人裴叔业在城内起兵，攻打王奂，将他斩杀，抓住王彪以及他的弟弟王爽、王弼和殷睿，全部处死。王彪的哥哥王融、王琛在建康被杀，王琛的弟弟秘书丞王肃独自逃脱，投奔了北魏。
夏天，四月十七（甲午日），南齐立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东宫的文武官员都改为太孙的属官，封太子妃琅邪人王氏为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何妃是何戢的女儿。
北魏太尉拓跋丕等人请求册立皇后，四月二十一（戊戌日），北魏立冯氏为皇后。冯皇后是冯熙的女儿。北魏皇帝因为《白虎通》上说：“帝王不对妻子的父母称臣”，下诏让太师冯熙上书不用称臣，入朝不用跪拜；冯熙坚决推辞。
光城蛮的首领征虏将军田益宗率领部落四千多户反叛，投降了北魏。
五月初九（壬戌日），北魏皇帝在宣文堂宴请皇室四庙子孙，按照年龄排座次，用家族的礼节相待。
五月十一（甲子日），北魏皇帝亲临朝堂，召集公卿以下官员决断疑难政事，审查囚犯的罪状。皇帝对司空穆亮说：“从今以后，朝廷政事，中午以前，你们先自行讨论；中午以后，我和你们一起决断。”
五月二十三（丙子日），南齐任命宜都王萧铿为南豫州刺史。在此之前，庐陵王萧子卿任南豫州刺史，去赴任的路上，他把随行队伍当作水军来戏耍；皇上听说后，大怒，杀了他的典签，让萧铿取代他。萧子卿回到家中，皇上终身都不再与他相见。襄阳蛮的首领雷婆思等人率领一千多户请求迁徙到北魏境内，北魏把他们安置在沔水以北。
北魏皇帝觉得平城气候寒冷，六月还会下雪，风沙常常刮起，就打算迁都洛阳；但又怕大臣们不同意，于是提议大举讨伐南齐，想用这个办法胁迫众人。他在明堂左个斋戒，让太常卿王谌占卜，得到“革”卦，皇帝说：“‘商汤、周武王变革天命，上顺天意，下应民心。’还有比这更吉利的吗！”大臣们没人敢说话。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祖业，光照天下，已经拥有中原；现在出兵征讨尚未臣服的南齐，却得到商汤、周武王变革天命的卦象，这不算完全吉利。”皇帝严厉地说：“繇辞说：‘大人物像老虎一样变化’，怎么能说不吉呢！”拓跋澄说：“陛下称帝已久，怎么现在才像老虎一样变化！”皇帝变了脸色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你是想动摇军心吗！”拓跋澄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臣子，怎么能明知危险却不说呢！”过了很久皇帝才消气，说：“大家各抒己见，也没什么伤害！”
回到宫中后，皇帝召拓跋澄进宫，迎上去对他说：“之前的《革卦》，现在要再和你讨论一下。在明堂时我发怒，是怕大家争着发言，破坏我的大计，所以才用严厉的声色吓唬文武大臣。想必你能明白我的心意。”接着屏退旁人，对拓跋澄说：“今天要做的这件事，确实不容易。但我们国家兴起于北方，迁都到平城；这里是适合打仗的地方，不适合推行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这条路确实艰难，我想借此机会迁都到中原，你觉得怎么样？”拓跋澄说：“陛下想在中原择地建都，来经营天下，这正是周、汉能够兴盛的原因。”皇帝说：“北方人习惯旧俗，留恋故土，肯定会惊恐骚乱，怎么办？”拓跋澄说：“不平凡的事，本来就不是平常人能想到的。陛下圣心决断，他们又能怎样！”皇帝说：“任城王，你就是我的张良啊！”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是南朝齐与北魏政权角力、内部权力更迭的关键节点，字里行间藏着三个维度的历史密码：权力的脆弱性、文明的碰撞感，以及人性在制度缝隙中的挣扎。
权力场：浮华与凶险的共生体
齐武帝萧赜晚年的东宫风波，像一面放大镜照出皇权的荒诞。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奢靡几乎是“作死式”的——修宫殿比皇帝的还豪华，用僭越礼制的“麈尾蝇拂”（士族专属器物），甚至让东宫将吏轮流筑苑，把奢华藏在竹林后掩人耳目。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质是权力继承焦虑的扭曲释放：他既想通过排场彰显储君权威，又怕触怒严父，最终在“藏与露”的拉扯中暴露了心虚。
而他对西昌侯萧鸾的直觉厌恶（“我意中殊不喜此人，当由其福薄故也”），更像一句预言。后来萧鸾掌权后对其子孙赶尽杀绝，印证了权力场中“厌恶即原罪”的残酷逻辑——权力的安全感，往往建立在对潜在威胁的彻底清除上。
相比之下，江州刺史陈显达的“愧惧”更耐人寻味。出身寒门却身居高位，他烧儿子手中的“王谢家物”，看似是对士族文化的抵制，实则是底层崛起者对权力合法性的自我怀疑。这种“戒子勿陵人”与“诸子多豪侈”的反差，恰是寒门与士族文化碰撞的缩影：旧秩序的符号（如麈尾）仍被追捧，新贵却在模仿中暴露了身份的焦虑。
文明博弈：迁都背后的“阳谋”与阵痛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伐齐”议题，实则是迁都洛阳的障眼法。他借《革卦》“汤武革命”自辩，对任城王拓跋澄的厉声呵斥，再到私下坦言“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整个过程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战。这背后是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主动拥抱——平城（今大同）地处边陲，适合鲜卑骑兵驰骋，却难以承载“文治四海”的野心；洛阳作为中原古都，是汉化的终极象征。
孝文帝的纠结极具代表性：他既需要用“伐齐”的强硬姿态压制保守派（“以声色怖文武”），又依赖拓跋澄这样的开明派（“吾之子房”）推动改革。而保守派的阻力（“北人习常恋故”），本质是利益集团对生存方式的扞卫——迁都意味着鲜卑贵族的牧场、特权被打破，汉化则威胁着他们的文化认同。这种冲突，为后来的“六镇之乱”埋下伏笔。
同期齐雍州刺史王奂的叛乱，则是南朝内部矛盾的爆发。他因私怨杀宁蛮长史，又在朝廷问责时闭门拒守，最终被部下斩杀，反映出南朝地方藩镇与中央的权力失衡。王奂之子王彪的“凶险”与门生郑羽的“叩头迎使”，更显乱世中人性的撕裂：有人铤而走险，有人试图在权力夹缝中求生。
细节里的历史温度：小人物的清醒与无奈
徐文景之父陶仁的故事，堪称全篇最刺骨的注脚。当儿子为太子造僭越的乘舆时，他直言“我正当扫墓待丧耳”，并举家避祸。后来徐文景果然被赐死，陶仁“遂不哭”——不是无情，而是早已看透权力游戏的必死逻辑。这种清醒，比王侯将相的权谋更显沉重。
魏主与四庙子孙“用家人礼”宴饮，齐武帝因儿子“戏部伍为水军”就终身不见，看似矛盾的细节，实则指向同一本质：权力者对“秩序”的偏执。孝文帝用“家人礼”拉拢宗室，是为迁都凝聚人心；齐武帝严惩儿子，是为维护皇权的威严。在他们眼中，亲情、伦理都只是权力的润滑剂，一旦威胁秩序，便会被毫不犹豫地牺牲。
结语：历史的“革卦”永在进行时
永明十一年的这些事件，本质是一场“革卦”的具象化：齐的东宫更迭是权力继承的“革”，魏的迁都计划是文明转型的“革”，小人物的生死则是时代洪流中的“革”。孝文帝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却没说清“顺天应人”的过程中，多少个体将成为祭品。
从陈显达烧麈尾的挣扎，到陶仁“待丧”的清醒，再到孝文帝“虎变”的决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人性在权力与文明夹缝中的永恒困境——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棋盘上落子，却很少有人能看清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