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六，从公元524年（甲辰年）到公元525年（乙巳年），共二年。
普通五年（公元52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辛丑日，北魏皇帝去南郊举行祭祀仪式。
三月，北魏派临淮王彧统领北讨各项军事行动，去攻打破六韩拔陵。
夏天，四月，高平镇的百姓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族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打高平镇来响应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把他们打败了，胡琛往北方逃跑。
卫可孤攻打怀朔镇都一年了，外面的援兵一直不来。杨钧就让贺拔胜去找临淮王彧告急。贺拔胜招募了十几个不怕死的少年骑手，趁着夜色瞅准空子冲破包围出去了。敌人的骑兵追上来，贺拔胜大喊：“我是贺拔破胡！”敌人就不敢再紧逼了。贺拔胜在云中见到了临淮王彧，劝他说：“怀朔镇被包围，马上就要沦陷啦，大王您现在按兵不动；要是怀朔镇没了，那武川镇也危险了，敌人的气势就会更猛，到时候就算有张良、陈平那样的厉害人物，也没办法给大王出主意啦。”临淮王彧答应出兵，贺拔胜又冲回包围圈里。杨钧又派贺拔胜出去打探武川镇的情况，结果武川镇已经被攻陷了。贺拔胜赶紧往回跑，等他回去的时候，怀朔镇也被攻破了，贺拔胜父子都被卫可孤给俘虏了。
五月，临淮王彧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打仗，临淮王彧打输了，因此被削去了官职爵位。安北将军陇西人李叔仁在白道也吃了败仗，敌人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北魏皇帝把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这些官员都叫到显阳殿，问他们：“现在敌人在恒州、朔州一带闹腾，都快打到咱们老祖宗的陵墓那儿了，大家说该咋办？”吏部尚书元修义建议派重要大臣去镇守恒州、朔州抵御敌人。皇帝说：“去年阿那瑰叛乱，我派李崇去北边征讨，李崇上表请求把镇改成州，我觉得老规矩不好改，就没答应他。现在想想李崇的这个表，好像给镇里的人打开了不该有的心思，才导致今天的祸患；不过过去的事也追不回来了，就稍微提一下。李崇是皇亲国戚，威望很高，又有见识、人也聪明，我想再派他去，大家觉得咋样？”仆射萧宝寅等人都说：“这样做，确实符合大家的期望。”李崇说：“我是觉得六镇偏远，又挨着敌人，想安抚他们的心，哪敢引导他们作乱啊！我有罪，本来该被处死的，陛下赦免了我；现在再派我去北边，正是我报恩改过的好机会。但我都七十岁了，又老又病，实在没法带兵打仗了，希望陛下再选个有才能的人吧。”皇帝没答应。元修义是天赐的儿子。
司马光评论说：李崇的建议，本来能把祸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无形中取胜。北魏肃宗既不采纳，等叛乱发生了，竟然连一句愧疚道歉的话都没有，还把责任算到李崇头上。跟这种糊涂的君主，没法一起商量事儿啊！《诗经》里说：“听别人说话就对答，听到正确的建议却像喝醉了一样没反应，不用贤良的人，反而让我办事错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壬申日，朝廷给李崇加了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这些官职，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深都受李崇指挥。广阳王深是嘉的儿子。
六月，梁朝任命豫州刺史裴邃统领征讨各项军事行动，去攻打北魏。
自从破六韩拔陵造反以后，北魏的二夏、豳、凉等地到处都是盗贼。秦州刺史李彦，施政和刑罚都特别残暴，下面的人都恨他。就在这个月，城里的薛珍等人聚在一起，冲进州衙门，抓住李彦把他杀了，推举他们的同党莫折大提当首领，莫折大提自称秦王。北魏派雍州刺史元志去讨伐。
一开始，南秦州有势力的杨松柏兄弟，经常做强盗。刺史博陵人崔游把他们劝降了，还让杨松柏当主簿，对他们客客气气的，让他们去劝其他氐族人投降，后来在宴会上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从此他管辖的地方人心惶惶。崔游听说李彦死了，知道自己也不安全，想逃跑又没跑成；城里的百姓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就攻打崔游，把他杀了，献出城池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手下卜胡去袭击高平，把高平打下来了，杀了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没多久莫折大提就死了，他儿子莫折念生自称天子，设立了各种官职，改年号为天建。
丁酉日，北魏实行大赦。
秋天，七月甲寅日，北魏派吏部尚书元修义兼任尚书仆射，当西道行台，率领各路将领去讨伐莫折念生。
崔暹不听李崇的指挥，在白道和破六韩拔陵打仗，结果大败，一个人骑着马跑回来了。破六韩拔陵集中兵力攻打李崇，李崇拼了命打也抵挡不住，就退回云中，和敌人对峙。
广阳王深上奏说：“以前咱朝廷在平城的时候，特别重视北方边境，精心挑选皇亲国戚和贤能的人，让他们去镇守，还安排高门大族的子弟跟着，拼死防御。在那儿当兵不仅不会耽误当官，还能免除赋税徭役，当时大家都抢着去。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掌权，凉州本地人都不用服劳役了；但咱们老祖宗那边的旧家族，还得在边境戍守，除非是得罪了当时的权贵，不然没人愿意跟他们一起。在镇里当兵，只能当虞候、白直这种小官，一辈子升职也超不过军主；但他们那些留在京城的同族，却能当大官。在镇里的人，上升通道就被堵住了，好多人都逃跑了。后来又把边境士兵的规矩定得很严，镇里的人不许随便出去，这样一来，年轻人没法拜师学习，年纪大的也不能出去当官，只能一直待在那儿，想想就心酸啊！自从迁都到伊水、洛水这边，对边境的重视就更差了，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才会被派去当镇将，这些人互相效仿，一门心思就知道搜刮钱财。还有些各地犯了罪的奸吏，被发配到边境，给镇将出坏主意，当官全靠贿赂，边境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齿。阿那瑰忘恩负义，带兵抢劫，咱们派了十五万军队去追，结果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边境的人看到这样的援军，就觉得咱中原没啥厉害的。尚书令李崇请求把镇改成州，这也是有先见之明，可朝廷没答应。高阙戍主对下面的人不好，破六韩拔陵把他杀了，然后大家就一起造反了，又是攻城又是抢地，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朝廷的军队还老是打败仗，敌人越来越嚣张。这次派我们去，本来指望能把叛乱平定；结果崔暹全军覆没，李崇和我也只能退回来，在云中驻扎，将士们都没了斗志。现在担心的可不止西北，恐怕其他各镇也快这样了，这天下的事儿，可不好说啊！”奏疏交上去，皇帝没当回事。
朝廷下诏把崔暹抓起来送到廷尉那儿治罪；崔暹用美女、田园贿赂元义，最后竟然没被治罪。
丁丑日，莫折念生派他的都督杨伯年等人去攻打仇鸠、河池这两个据点，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人把他们打败了，杀了一千多人。东益州本来是氐王杨绍先的地盘，手下的将领们都觉得城里的百姓又猛又勇，二秦造反的人又都是他们同族，建议先把他们的武器收了。魏子建说：“城里的百姓打过不少仗，安抚好了能为咱们所用，逼急了他们就会前后夹击，成为咱们的祸患。”于是把城里的百姓都召集起来，好好安慰了一番，然后慢慢把他们的父兄子弟分到各个郡去戍边，这样内外互相照应，最后也没人造反。魏子建是魏兰根的堂兄。
北魏凉州的幢帅于菩提等人抓住刺史宋颖，占据凉州造反。
【内核解读】
普通五年（公元524 年）的历史，是北魏由衰而溃的关键转折，六镇之乱的燎原之势与朝廷应对的昏聩形成刺眼对比，而南朝的伺机而动更凸显出乱世中 “强者生存” 的残酷逻辑。这段史料如同一幅撕裂的画卷，暴露出政权崩溃前的所有病理特征：
六镇之乱：从 “局部叛乱” 到 “系统性崩盘”
--叛乱的链式反应：破六韩拔陵的起事已非孤立事件，赫连恩推胡琛为高平王、莫折大提自称秦王、于菩提据凉州反，短短数月间，“二夏、豳、凉寇盗蜂起”，北魏北方边疆彻底失控。这种 “多米诺骨牌效应” 的背后，是长期积压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总爆发 —— 六镇军民的 “府户” 身份屈辱、秦州刺史李彦的 “政刑残虐”、南秦州崔游的背信杀降，共同证明北魏的统治合法性已在基层彻底破产。当 “叛乱” 成为边地军民唯一的生存选择，帝国的根基便从内部开始腐朽。
--怀朔陷落的象征意义：贺拔胜父子的英勇未能挽救怀朔镇的命运，这座北魏北方屏障的失守，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精神溃败的标志。杨钧派胜突围求救时，临淮王彧的 “顿兵不进” 与朝廷的决策迟缓，暴露了北魏官僚体系的 “集体失灵”—— 当边疆告急的烽火燃起，权贵们仍在权力博弈中虚与委蛇。怀朔陷落后，武川、高平相继失守，六镇防线的崩溃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让叛乱势力获得了稳固的根据地，从此 “贼势日盛” 不可遏制。
北魏朝廷：在 “甩锅” 与 “内耗” 中加速坠落
--皇帝的 “诿过式治理”：魏肃宗在显阳殿质问群臣时，竟将叛乱归咎于李崇 “改镇为州” 的提议，称其 “开镇户非翼之心”。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暴露了昏君的典型特征 —— 拒绝反思制度弊端，只会将责任推给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司马光尖锐指出，李崇的建议本是 “销祸于未萌”，肃宗不用其策，反而 “以为崇罪”，正是 “不明之君” 的铁证。当最高统治者丧失基本的判断力与担当精神，整个政权便失去了纠错的可能。
--元义集团的 “腐败护罩”：崔暹违令致败，却以 “女妓、田园赂元义” 而免于追责，这一细节堪称北魏吏治腐败的缩影。元义不仅不惩戒败将，反而用特权为其脱罪，实则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网络 —— 崔暹的存在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动摇 “贿赂即免罪” 的潜规则。这种 “刑不上权贵” 的操作，彻底摧毁了军队的纪律与士气，也让百姓看清了 “朝廷无公理” 的现实，加速了民心的背离。
--广阳王深的 “血泪奏疏”：深在奏疏中痛陈六镇之弊：从 “盛简亲贤” 到 “底滞凡才” 的镇将素质滑坡，从 “复除优待” 到 “役同厮养” 的待遇落差，从 “少年不得从师” 到 “长者不得游宦” 的上升通道堵塞…… 字字泣血，却 “书奏不省”。这封奏疏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北魏的崩溃不是偶然，而是 “制度性自杀”—— 当一个政权长期系统性地压迫为其守边的群体，当 “清途” 与 “边地” 形成天堑，叛乱只是时间问题。朝廷对奏疏的漠视，意味着拒绝任何改革，只能在死路上狂奔。
乱世中的 “微光” 与 “博弈”
--魏子建的 “抚民智慧”：面对东益州氐人的潜在叛乱，魏子建没有选择高压镇压，而是 “悉召城民，慰谕之”，并通过 “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 实现互相牵制，最终 “卒无叛者”。这种 “以信任换忠诚” 的策略，与崔游的背信弃义形成鲜明对比，证明即便是乱世，良吏的柔性治理仍能化解危机。但魏子建的成功只是个案，无法改变整个北魏官场 “政以贿立” 的底色，恰如黑暗中的萤火，反衬出整体的沉沦。
--梁朝的 “伺机而动”：裴邃受命督师伐魏，标志着南朝对北魏内乱的正式回应。此时的梁朝虽未倾全力北上，但已敏锐捕捉到北方的变局，试图在北魏衰落中攫取利益。这种 “趁火打劫” 的策略，是南北朝对峙的常态，却也反映出南朝的局限 —— 缺乏彻底北伐的决心与实力，只能在边境进行局部试探，最终错失了统一的最佳时机。
结语：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普通五年的北魏，正经历着 “雪崩式” 的崩塌：六镇军民的愤怒、地方官的暴虐、朝廷的昏聩、权贵的贪婪，共同构成了压垮帝国的重量。当怀朔的烽火照亮北方天空时，北魏的统治阶层仍在为私利互相倾轧，拒绝任何实质性改革。广阳王深的奏疏如同末世的预言，却被淹没在权力的喧嚣中。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在于：政权的崩溃从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无数个 “不作为”“乱作为” 累积的结果。从李崇改镇为州的建议被拒，到崔暹行贿免罪的公然上演，再到对广阳王深奏疏的漠视，每一个错误决策都在为最终的崩塌添砖加瓦。当制度失去公正、权力沦为工具、民心彻底离散，即便是曾经雄踞北方的北魏帝国，也只能在叛乱的烈焰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