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八，起止公元528年（戊申年），共一年。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癸亥日，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以及相州刺史。
北魏北道行台杨津驻守定州城，定州处于鲜于修礼和杜洛周势力之间，两边轮番来攻打包围。杨津提前储备了柴草粮食，整治好器械，根据不同情况随机抵抗，反贼一直攻不下来。杨津还偷偷派人拿着免死铁券去劝反贼阵营里的人，有回应杨津的人给杨津写信说：“反贼之所以围城，就是想抓北方人。城里的北方人，最好都杀了，不然肯定会出乱子。”杨津却把北方人都集中到城里，并没有杀他们，大家都被他的仁义所感动。
等到葛荣取代鲜于修礼统领众人后，派人去劝杨津投降，还答应封他为司徒。杨津直接杀了使者，坚守了三年。杜洛周包围定州，北魏没办法救援。杨津派他儿子杨遁突围出去，向柔然的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泣着请求，头兵可汗派他的叔祖父吐豆发率领一万精锐骑兵南下。前锋到了广昌，反贼堵住了隘口，柔然军队只好回去。乙丑日，杨津的长史李裔引反贼进城，抓住了杨津，本来想把他煮了，后来又放了他。瀛州刺史元宁献城向杜洛周投降。
乙丑日，北魏潘嫔生了个女儿，胡太后却谎称生的是皇子。丙寅日，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泰。
萧宝寅围攻冯翊，一直没打下来。长孙稚的军队到了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以前魏武帝曹操和韩遂、马超在潼关对峙，韩遂、马超的才能，根本比不上魏武帝，然而胜负却久久不能决出，就是因为他们扼守住了险要之地。现在反贼的防守已经很坚固了，就算魏武帝再生，也没办法施展他的智慧和勇猛。咱们不如往北拿下蒲阪，渡过黄河向西，直捣他们的核心地带，把军队置于绝境，这样华州的包围不用打就能解除，潼关的守敌肯定会因为担心后方而逃跑。这些关键的地方问题解决了，长安就可以轻松拿下。要是我的计策可行，我愿意为您打前锋。”长孙稚说：“你的计策是挺好，但是现在薛修义包围着河东，薛凤贤占据着安邑，宗正珍孙守住虞坂，我们根本过不去，这可怎么办？”杨侃说：“宗正珍孙不过是个战场上的莽夫，偶然当了将领，只能被人驱使，哪能指挥别人！河东的治所在蒲反，西边靠近黄河边，大部分疆土在郡东。薛修义带着士兵和百姓往西去包围郡城，他们的父母妻儿都留在原来的村子里，一旦听说官军来了，都会担心家里，肯定会望风而逃。”长孙稚于是派他儿子长孙子彦和杨侃率领骑兵从恒农往北渡河，占据石锥壁。杨侃宣称：“现在先在这里停下，等步兵过来，同时看看民心向背。让想投降的人各自回村，等官军举三堆烽火，你们也举烽火响应；不举烽火的，就是反贼一伙的，我们就进攻把他们杀光，抢到的东西都用来奖赏军队。”于是村民们互相传告，就算实际上没打算投降的人也假装举烽火，一晚上的时间，几百里内火光遍野。包围城池的反贼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各自溃散回家了。薛修义也逃回，和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丙子日，长孙稚攻克潼关，接着进入河东。
正好这时朝廷下诏废除盐池税，长孙稚上奏表说：“盐池产出的东西，是上天赐给的财富，又离京城很近，应该好好守护，合理分配使用。现在天下到处都是忧患，国库已经空了，冀州、定州局势混乱，以前常说的绢帛税收已经收不上来了，现在只能指望府库，却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算一算盐税，一年下来，折合绢帛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这就相当于把冀州、定州的财富搬到京城附近。现在要是废除盐税，就好比又失去了两个州。我之前违抗圣旨，先去讨伐关中的反贼，直接解除河东之围，不是我不重视长安而只着急解蒲阪之围，而是一旦失去盐池，军队就会缺粮。上天保佑大魏，这个计策很有效。以前高祖在世，天下太平，什么都不缺，还设立盐官来管理盐务，这不是为了和百姓争利，而是担心因为利益而扰乱社会风俗。何况现在国家财政不足，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粮食，还预支了明年的赋税，这些都是抢夺百姓的私人财产，实在是不得已啊。我已经命令监将、尉，率领他们的部下，按照以前的方式收税，等朝廷有新的命令再说。”
萧宝寅派他的将领侯终德去攻打毛遐。正好郭子恢等人多次被魏军打败，侯终德趁着萧宝寅势力受挫，回军袭击他。到了白门，萧宝寅才发觉。丁丑日，萧宝寅和侯终德交战，战败了，他带着妻子南阳公主和小儿子，率领一百多名部下从后门逃走，投奔了万俟丑奴。万俟丑奴任命萧宝寅为太傅。
二月，北魏任命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以及西道行台。
一群盗贼，领头的叫李洪，在巩县西阙口以东烧杀抢掠，还和南方的各蛮族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前去讨伐。费穆在阙口南打败了李洪，最终平定了这股盗贼。
葛荣攻打杜洛周，把杜洛周杀了，吞并了他的部众。
北魏灵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以来，她宠信的人掌权，政事松弛，威望和恩德都树立不起来，盗贼像蜜蜂一样到处兴起，国家领土越来越小。北魏肃宗年纪逐渐长大，太后自己知道所作所为不检点，担心身边的人告诉肃宗，凡是肃宗信任喜爱的人，太后就找个理由把他们弄走，极力蒙蔽肃宗，不让他知道外面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很受肃宗宠爱，肃宗让他统领身边的侍卫。太后多次暗示他，想让他去当州官，谷士恢贪恋肃宗的宠信，不愿意去外地，太后就诬陷他有罪，把他杀了。有个叫蜜多的和尚，会说胡语，肃宗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太后派人在城南把他杀了，却假装悬赏捉拿凶手。从此母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内核解读】
大通二年的历史，如同北魏王朝的“临终诊断书”：军事溃败、政治腐朽、母子反目交织上演，最终将这个曾经雄踞北方的帝国推向崩溃边缘。而梁朝虽隔岸观火，却始终未能抓住机遇，南北格局在“北魏加速坠落、梁朝停滞不前”的失衡中，酝酿着更剧烈的动荡。
北魏的“全域溃败”：从孤城坚守到体系崩塌
杨津守定州的三年，是北魏地方官员最后的抗争缩影，却也成为王朝无力回天的注脚。这位北道行台“蓄薪粮，治器械”，在鲜于修礼、杜洛周的轮番围攻下坚守孤城，甚至以铁券招抚贼党，拒绝“尽杀北人”的毒计，展现出乱世中罕见的仁心与韧性。但当葛荣取代修礼、柔然援军因“贼塞隘口”折返时，定州的陷落便成必然——长史李裔“引贼入”的背叛，印证了北魏官僚体系的彻底瓦解：连最核心的守城者都已离心，所谓“抵抗”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与定州陷落相呼应的，是萧宝寅在关中的败亡。这位“齐明帝子”从叛乱到奔逃万俟丑奴，前后不过数月。其部将侯终德的“临阵倒戈”，暴露了叛军内部的脆弱；而长孙稚采纳杨侃“北取蒲阪、直捣腹心”的战略，通过“举烽惑敌”瓦解薛修义、薛凤贤的围困，最终收复潼关，则反衬出北魏并非无将可用，而是中枢决策的混乱消耗了最后的战斗力。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长孙稚关于盐池税的上表。他尖锐指出：盐税“一年准绢不减三十万匹”，是支撑朝廷的命脉，废除盐税无异于“自断臂膀”。这份奏疏揭示了北魏的致命困境：财政枯竭已到“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的地步，却仍有决策者因短视而动摇根本。当一个政权连“盐池税”这样的生存底线都要放弃时，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胡太后的“饮鸩止渴”：母子反目与政治伦理的破产
北魏的崩塌，从来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宫廷政治的彻底溃烂。胡太后“再临朝以来”，以“嬖幸用事”取代制度治理，用“威恩不立”消解朝廷权威，最终将矛盾集中于与魏肃宗的母子关系上。
为掩盖“所为不谨”，胡太后对肃宗“所爱信者”必除之而后快：谷士恢因“怀宠不愿出外”被诬杀，蜜多道人因“能胡语”为帝所信而遭暗杀，甚至不惜“诈悬赏购贼”来掩盖真相。这种“壅蔽视听”的统治术，本质是将个人权欲置于王朝安危之上——她害怕儿子知晓外事，并非担忧“帝纲独断”，而是恐惧自身秽行暴露。
母子嫌隙的深化，标志着北魏政治伦理的彻底破产。传统皇权体系中，“母子同心”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而胡太后的所作所为，却将“母子”异化为“敌我”。当最高权力核心充满猜忌与杀戮，地方官员的坚守（如杨津）、将领的苦战（如长孙稚）便失去了意义——中枢已烂，末梢再强也无法挽救整体的溃败。葛荣杀杜洛周并其众、势力愈发壮大，正是利用了北魏“内斗无暇外顾”的空窗期，这也印证了“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的真理。
乱世中的“微光与困局”：个体选择与历史惯性
在普遍的黑暗中，仍有少数个体的选择闪烁着微光：
--杨津的“仁”：拒绝“尽杀北人”的建议，以“收内子城而不杀”赢得人心。这种超越族群隔阂的治理智慧，本可成为北魏整合力量的关键，却因朝廷的无能而沦为孤城绝唱；
--杨侃的“智”：以“举烽惑敌”瓦解叛军，用心理战取代蛮力对抗，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但这样的人才，却需依附长孙稚才能施展，反映出北魏“人才被体制压制”的困境；
--长孙稚的“勇”：不仅敢于违逆“废盐池税”的乱命，更能在危局中采纳奇谋，收复失地。他的努力虽延缓了崩溃，却无法改变“中枢昏聩”的大局。
相比之下，梁朝的“缺席”显得格外刺眼。当北魏陷入“定州陷落、关中叛乱、葛荣坐大”的多重危机时，梁朝既未趁势北伐，也未在涡阳之战后扩大战果，仅满足于“隔岸观火”。这种“不作为”并非实力不足，而是战略保守的惯性使然——梁武帝沉迷佛教、宗室缺乏雄心、将领满足于边功，使得梁朝错失了可能改变南北格局的最佳机遇。
结语：崩塌前的最后挣扎，乱世的真正开端
大通二年的历史，是北魏“系统性死亡”的关键节点：财政枯竭、军事溃败、宫廷内斗已形成恶性循环，任何局部的修复（如长孙稚复潼关）都无法逆转整体的颓势。胡太后与魏肃宗的母子反目，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政权早已失去了“凝聚人心、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政权的存续，在于能否平衡“中央权威”与“地方活力”，协调“顶层决策”与“基层执行”，维系“核心信任”与“制度韧性”。北魏的失败，正在于这三方面的全面失衡。而接下来的“河阴之变”，不过是这场崩溃的“总爆发”，大通二年的种种乱象，早已写下了结局的伏笔。
对于梁朝而言，北魏的崩塌本是机遇，却因自身的保守而错失。这也预示着：南北朝的乱世，还将持续更长时间——旧秩序已破，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更残酷的洗牌与更具魄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