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朝会，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阶下群臣，缓缓开口：“昨日牛达提了些法子，倒有几分道理。苏州先设‘收丝局’，让蚕农以丝代税；再立‘通兑局’，用票据通兑，省得百姓扛着粮物奔波。至于隐田，派新学学子去清丈，先从士绅子弟入新学的人家查起，也算给他们个体面。”
话刚落，杨宪立刻出列：“陛下圣明！此法既顾了江南实情，又能推新政，实乃两全之策！臣愿牵头督办！”
刘伯温也抚着胡须道：“牛侍郎之法，暗合‘因势利导’之道。江南商丝繁茂，以丝代税可顺其势，通兑票据能活其流，清丈隐田先从自愿者入手，可减阻力，臣以为可行。”
两人一表态，殿中顿时安静几分。
众人目光落在李善长身上，这位老相国却垂着眼帘，手指捻着朝服玉带，一声不吭，活像个没听见的。
偏这时，江南籍的几位官员炸开了锅。
应天府尹率先开口：“陛下，万万不可！蚕丝价时涨时跌，今日定了价，明日跌了，国库岂不受损？再说那票据，若有人伪造，百姓被骗，必生民怨！”
苏州知府紧跟着道：“清丈隐田更是不妥！士绅之家多有族产，历来由族长掌管，哪能让些毛头学子去翻腾？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我江南无礼？”
更有御史扯出陈年旧事：“辽东新学学子多是寒门，不懂江南规矩，万一冲撞了乡贤，怕是要激起民变！前时就有官差查田被打之事，陛下忘了？”
这些话有的沾点边，有的纯属胡搅，却句句不离“江南特殊”“不可妄动”。
朱元璋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淡淡问：“你们说不行，那江南的税银一年比一年少，流民一年比一年多，你们有法子？”
这话问得众人哑了火。应天府尹嗫嚅道：“臣……臣以为，还是按旧制稳妥，缓缓图之……”
“缓缓？”朱元璋冷笑一声，“等你们缓过来，百姓早就饿死了！”
他一拍御案，“就按牛达的法子办！杨宪、刘伯温牵头，牛达协办，谁敢阻挠，先摘了乌纱帽再说！”
李善长眼皮颤了颤，依旧没作声。
江南官员们面面相觑，虽满心不忿，却不敢再犟。
殿外的风卷着雪粒打在窗上，沙沙作响，倒像是为这场争论画上了个仓促的句号——新政的步子，终究还是要往江南迈了。
大本堂内，檀香袅袅，翰林学士刚合上《论语》，便说起朝堂上江南改税的争论。
朱允炆听得眉头紧锁，起身道：“江南士绅世代经营，骤然改税，恐伤了乡梓情谊。不如依旧制缓缓调整，免得人心惶惶。”
话音刚落，朱雄英放下手中的《农桑辑要》，朗声道：“此言差矣。江南税弊积久，士绅隐田逃税，百姓却苦不堪言。新政看似严苛，实则是剥去浮皮见真章——让该缴税的缴税，该减负的减负，长远看，反能让江南根基更稳。”
朱允炆微微一怔：“可士绅乃地方支柱，逼之过甚，恐生乱局。”
朱雄英目光清亮，显然是得了辽东先生点拨：“支柱若蛀空了，房子迟早塌。不如借新政之力，让士绅转投实业——辽东新学的织布机、冶铁法，正需江南的资金与技艺。他们若肯从田亩转向工坊，既避了税，又添了新利，岂不是两全？”
翰林学士抚须沉吟：“皇长孙所见甚远。只是旧习难改，需得有耐心。”
朱雄英点头：“耐心要有，但步子不能停。就像辽东种新粮，头年难，次年便见收。江南改税，今日难，明日百姓得了实惠，自会明白。”
朱允炆还想再说，却见朱雄英拿起案上的算筹，一笔笔算着江南近年的税银亏空与流民数字，数字摆在眼前，倒让他一时语塞。
大本堂的烛火映着两个年轻身影，一个守着旧理，一个望着前路，倒像朝堂争论的缩影。
暮色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朱允炆坐在东宫的石阶上，手里捏着一枚冰凉的玉佩，那是母妃吕氏昨天塞给他的，说“带着它，能帮你镇住心神”。
可他的心，像被风吹乱的湖面，怎么也静不下来。
方才在大本堂，他亲眼看着朱雄英条理清晰地分析江南税改的利弊，引经据典，连几位老翰林都频频点头。
朱雄英不过比自己大本堂几岁，可说起话来掷地有声，眼神里的笃定和从容，是自己从未有过的。
论武艺，朱雄英随徐达将军学过骑射，上次围猎，一箭射中了百米外的野兔；论文才，他在国子监的策论被先生当作范文传阅。
“我到底比他差在哪里？”朱允炆低声问自己，声音轻得像叹息。
他不是不想争，只是每次看到朱雄英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母妃总说“你也是皇孙，这位置也可以是你的”，可“该是”和“能是”，根本是两回事。
“殿下，夜深了，该回房了。”内侍轻声提醒。
朱允炆站起身，慢慢往回走。
他不知道，自己该顺着母妃的意思硬着头皮争下去，还是承认自己不如人，安安分分地做个闲散王爷。
这迷茫像一团雾，把他裹得紧紧的，看不清前路。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指尖叩着案几，目光扫过阶下的翰林院学士，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翰林院不能再抱着旧本子啃了。”
他见过辽东新学培育出的学子，那些人不仅通经史，更懂算学、晓农桑，能拿着图纸算粮草调度，能蹲在田埂上教百姓改良稻种。
比起只会引经据典的老翰林，这些人身上有股子“能用”的鲜活气。
“传朕旨意，”朱元璋顿了顿，语气更沉，“翰林院添设‘新学馆’，从辽东、江南选些新学出身的俊秀来，给他们编修的职衔。别管他们是不是科举出身，只要能拿出真本事——会算河工账目的，懂农具改良的，说得清南北气候差别的，都给朕拉进来。”
说到大本堂，他看向太子朱标：“你那大本堂，往后不光要讲《论语》《孟子》，也得加些新学的册子。让皇孙们看看，算学能算出亩产多少，格物能格出农具怎么省力。光知道‘仁义礼智’不够，得知道这‘仁义’怎么落到实处——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这才是最大的‘仁’。”
朱标躬身应下，心里却明白，父皇这是要让新学和旧学在朝堂上扎下双根。
那些捧着儒家经典的老臣怕是要闹些时日，但他望着父皇眼里的光，那是见过新学实效后才有的笃定，便知这事断无转圜。
几日后，翰林院的匾额旁多了块“新学馆”的木牌，大本堂的书架上也添了《农政新说》《算学精要》。
新学出身的学士们带着一身泥土气走进殿堂，与皓首穷经的老翰林擦肩而过时，空气里似有新旧两股风在较劲，却都朝着朱元璋想要的“实用”奔去——毕竟，于他而言，能让江山稳当的，便是好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