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歌的璀璨星河中，元稹如一颗兼具锋芒与温润的星辰。他的诗既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深情决绝，也有“田家衣食无厚薄”的民生关怀；他的人生既经历过朝堂的风刀霜剑，也沐浴过巴蜀的烟雨晴岚。两次入蜀的经历，尤其是在通州（今四川达州）的困顿岁月，不仅重塑了他的诗风，更让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跨越千年的羁绊。如今，当达州人在正月初九登上凤凰山，当戛云亭的风拂过新刻的诗碑，我们仍能听见这位诗人与巴蜀的对话——那是苦难中的坚守，是诗文中的慈悲，是民俗里的传承，亦是与知己的浪漫回响。
一、元稹生平：在宦海与诗坛间行走的孤臣
元稹（779—831）的一生，是中唐文人“达则兼济”与“穷则独善”的典型缩影。他出身北魏宗室鲜卑拓跋氏后裔，却自幼饱尝寒门之苦。八岁那年，父亲元宽病逝，母亲郑氏带着他与三个弟弟寄居于凤翔舅舅家。这位“贤而文”的母亲，用“亲授书传”的方式为子女开蒙，在“夜课于深室之内，昼课于素屏之前”的严苛教养中，元稹九岁便能“属文”，十五岁以明经科及第，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年轻的及第者之一。
青年时期的元稹，怀揣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踏入仕途。贞元十九年（803年），他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二人自此结为终生挚友，“始相知于长安，携手于洛阳，唱和于江湖”。元和元年（806年），元稹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一名的成绩授右拾遗，正式踏入朝堂。彼时的他，锋芒毕露，在《论教本书》《论谏职表》等奏疏中直言不讳，弹劾贪腐、指陈时弊，甚至当面指责宪宗“陛下往年励精求治，今则稍怠”，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
然而，直言敢谏的代价是频繁的贬谪。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劾河南尹房式，遭权贵构陷，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十年（815年），他因支持裴度讨伐淮西藩镇，被政敌以“结交宦官”为由弹劾，贬为通州司马；长庆二年（822年），他虽一度拜相，却因卷入党争，仅三个月便被罢相，外放同州刺史、越州刺史……半生的宦海浮沉，让他从“殿前直谏”的愤青，蜕变为“渐知世事皆虚幻”的智者，而这种蜕变，在巴蜀的烟雨中尤为显着。
在文学领域，元稹的成就与他的仕途一样跌宕而耀眼。他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力求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田家词》中“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以农民的口吻控诉战乱之苦；《织妇词》里“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揭露了宫廷苛政对民间的压榨。这些诗作语言通俗如话，却字字泣血，被誉为“诗史”。
而他的爱情诗与悼亡诗，则展现了铁骨之外的柔情。妻子韦丛去世后，他写下《遣悲怀三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道尽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情；《离思五首》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以沧海巫山喻亡妻，成为中国爱情诗的巅峰之作。此外，他的传奇《莺莺传》以细腻笔触描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悲剧，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提供了蓝本，可见其文学创造力的多元。
这位集斗士、诗人、情人于一身的文人，注定要与巴山蜀水相遇。当他第一次踏上蜀道，当他在通州的茅屋里病中惊坐，当他在锦江畔与薛涛唱和，命运早已为他与这片土地写下了不解之缘。
二、初入东川：梓州的监察御史与诗酒风流
元和四年（809年）春，31岁的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这是他与巴蜀的第一次相遇。此行的官方任务是查办前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贪腐案，而这场看似普通的公务，却成了他人生与诗风的重要转折点，更让他邂逅了与薛涛的一段诗坛佳话。
1. 蜀道上的风霜与诗行
从长安到梓州，元稹走的是“骆谷道”——这条穿越秦岭的古道，以险峻着称，“七盘九折，猿啼鸟怨”。他在《使东川》组诗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旅程：行至骆谷时，恰逢春雨连绵，“栈云栏月愁忙杀，明日骑驴复西去”，道尽旅途的奔波；过青山驿时，见壁上前人题诗，“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顿生“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时空之叹；抵褒城时，正值花期，“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借赏花醉酒排遣羁旅的孤寂。
这些诗作不同于他早年的讽喻诗，少了锋芒，多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细腻感悟。在《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中，他写道：“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回拂帘幕。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月光、桐花、夜风，在他笔下交织成一片朦胧的愁绪，这种“以景寓情”的笔法，正是蜀地烟雨对他诗风的最初浸润。
2. 梓州的铁面御史与民生情怀
抵达梓州后，元稹迅速投入查案工作。严砺在任期间，曾借“讨伐刘辟叛乱”之名，大肆掠夺泸州、合州等地百姓的田宅，甚至擅自增加赋税，“没入百姓产业八十余户，税外加征钱帛数十万”。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直到元稹到来，才看到希望。
这位年轻的监察御史展现了惊人的魄力与细致：他逐一核查严砺的卷宗，传唤涉案百姓与官吏对质，甚至亲自前往被掠夺的田宅实地勘察。在《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中，他详细列举了严砺的12条罪状，包括“擅收没百姓田宅”“税外加征”等，字字确凿。最终，朝廷下令为88户百姓平反，归还田宅，严砺虽已病逝，其下属也均被追责。此事过后，“东川百姓歌舞于道，呼元稹为‘元青天’”。
查案之余，元稹深入了解蜀地民生。他在《估客乐》中记录了梓州商人的生活：“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通过商人的视角，展现了蜀地商业的繁荣与百姓的生存哲学。他还走访乡村，见农民“终岁服劳役，不得避炎凉”，写下《农父》一诗：“农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难将一人农，可备十人征。”这种对底层的关怀，为他后来在通州的作为埋下伏笔。
3. 与薛涛的诗坛邂逅：锦江畔的浪漫回响
在梓州，元稹与蜀中才女薛涛的相遇，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诗坛佳话。薛涛出身官宦之家，自幼随父入蜀，后因父亡沦为乐伎，却以诗名动一时，与韦皋、武元衡等蜀地官员多有唱和，人称“女校书”。
元稹早闻薛涛诗名，抵达梓州后便主动邀约。二人在锦江边上的浣花溪畔相见，薛涛以《池上双鸟》相赠：“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诗中以双鸟喻知己，含蓄表达了倾慕之情。元稹则回赠《赠薛涛》：“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将薛涛与卓文君并提，赞其才思敏捷、文章华美。
此后的数月里，二人时常在梓州的亭台楼阁间唱和。薛涛的诗清丽婉约，如《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元稹的诗则豪放深情，以《寄赠薛涛》回应：“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他们的唱和之作，既有对时局的感慨，也有对彼此才华的欣赏，更有一丝朦胧的情愫在字里行间流淌。
薛涛曾特制“薛涛笺”相赠——这种以芙蓉花汁染成的桃红色小笺，小巧雅致，正适合书写短诗。元稹收到后，在笺上写下“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足见珍视。这段情缘虽因元稹离蜀而终，却为蜀地诗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成为锦江畔一道永不褪色的浪漫风景。
元和四年（809年）冬，元稹完成使命离蜀，他在《东川别舍弟楼》中写道：“阶前春色浓于酒，牖外秋声碎似珠。今夕秦天一雁过，去年蜀地百花开。”字里行间，已流露对蜀地的眷恋，更藏着对这段诗酒情缘的不舍。他不会想到，五年后，他将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且是以一种更为困顿的方式。
三、再贬通州：达州的困顿岁月与生命觉醒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因卷入“王叔文集团”余党案，被贬为通州司马，这是他第二次入蜀，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通州（今四川达州）地处川东，在唐代属偏远之地，“地多瘴气，民少读书，俗尚巫鬼”，而正是这片土地，让他完成了从“愤青御史”到“智者诗人”的蜕变。
1. 赴任途中的绝望与坚守
从长安到通州，路程比赴梓州更远，且多为荒僻之地。元稹出发时便身患疾病，“病骢犹向瘴江行”，一路颠沛流离。他在《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中描述：“蛮地无霜雪，逐臣稀物役。唯恐远归来，表是身非实。”可见其内心的绝望。
行至青山驿时，他想起五年前出使东川时曾在此停留，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青山庙》：“惆怅青山路，烟霞老此人。只应松自立，而不与君春。”诗中的“青山”既是实景，也是他对命运的隐喻——即便身处绝境，也要如青松般自立。
六月，元稹终于抵达通州，迎接他的不是官舍，而是“荒祠古柏”。他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写道：“通之地，湿瘴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杂獠。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初到之时，他只能借居在州河对岸的开元寺，“僧房破落，四面通风”，夜晚听着“獠人”的歌声，思乡之情难以抑制。
更让他痛苦的是疾病。通州的湿热气候让他患上疟疾，“一卧十余日，头眩不能起”，甚至一度濒临死亡。他在《别李十一》中写道：“闻道阴平郡，翛然古戍情。戍迥山形断，河穷地势萦。烟霞潘岳鬓，林壑谢公情。今日龙钟人共弃，愧君犹遣慎风波。”字里行间满是病中的凄凉。但正是这场大病，让他开始反思人生：“病中知世事，身外即浮云。”
2. 戛云亭上的精神突围
在通州的第三年，元稹的生活稍有安定。他在州河南岸的青爱山（今翠屏山）选址，亲自督导工匠修建了一座茅屋，取名“戛云亭”。“戛云”二字，取自“戛然独立于云端”之意，既是对亭子地势的描述，也暗含着他的精神追求——即便身处蛮荒之地，也要保持人格的独立。
戛云亭虽简陋，却是元稹观察通州、思考人生的“精神高地”。他常在此登高远眺，俯瞰州河如带，远眺大巴山如黛，写下《戛云亭》一诗：“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有浮云横碧落，更无幽恨到黄尘。”诗中没有贬谪的怨怼，只有对天地广阔的感悟，这种“超越苦难”的心境，与他早年的愤懑形成鲜明对比。
在戛云亭，他还完成了《连昌宫词》这篇长篇叙事诗。诗中借连昌宫的兴废，回顾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兴衰，“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通过今昔对比，反思安史之乱的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视角，正是他在通州沉淀后的思想升华。
除了作诗，元稹还在戛云亭接待来访的友人。当地学子听说这位“京城来的诗人”博学多才，常来请教，他总是耐心讲解，甚至捐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为学子购置书籍。有一次，一位老秀才来请教《诗经》，他与之谈至深夜，临别时赠诗：“衰容不称君，清风满敝庐。”这种与百姓的亲近，让他逐渐融入通州的生活。
3. 与白居易的“云端唱和”
通州的岁月虽苦，却因与白居易的书信往来而多了几分温暖。当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二人虽相隔千里，却以诗唱和，“每得一诗，即夜起盥栉，张灯细读，倦则拥衾而卧，梦中犹吟哦不止”。
元稹在《酬乐天频梦微之》中写道：“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看似“不梦君”，实则因思念太深而不敢入梦，这种“反语抒情”的笔法，让白居易读罢“涕泗横流”。白居易则回赠《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二人的唱和，被后人辑为《元白唱和集》，成为中唐诗坛的一段传奇。
这些书信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思想的碰撞。他们讨论诗歌创作，元稹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强调诗歌的情感与现实意义；他们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元稹在信中写道：“通州虽远，然百姓疾苦，与江州何异？”这种对民生的共同关注，让他们的友谊超越了个人悲欢。
在白居易的鼓励下，元稹重新振作，开始为通州百姓做实事。他见当地“民不知农桑”，便亲自到田间指导耕作，推广“区田法”（一种高产耕作技术）；见州河泛滥，便组织百姓筑堤防洪；见“巫鬼盛行，百姓病不就医”，便写下《祈雨》诗，倡导“信医不信巫”。这些举措虽小，却让通州百姓逐渐摆脱贫困，“数年后，通州仓廪丰实，百姓知书达理”。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元稹奉诏离开通州，调任虢州长史。离开那天，百姓自发前来送别，“攀辕号哭者数百人”，有人捧出自己种的稻谷，有人献上亲手织的布，场面感人至深。他在《别通州》中写道：“通州四边皆乱山，正堪画屏风。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此时的通州，在他眼中已不再是“瘴疠之地”，而是充满温情的第二故乡。
四、达州的千年回响：凤凰山巅的诗与远方
达州城的天际线，总被一抹青黛色的轮廓温柔环抱——那是凤凰山。这座海拔不足800米的山，算不上巍峨，却因与元稹的不解之缘，成了达州人心中最厚重的文化坐标。山巅的元稹纪念馆、山腰的碑林、山脚的登山步道，甚至每一块被脚步磨亮的石阶，都藏着千年的惦念。而每年正月初九的“元九登高节”，更是让这座山成为全城的焦点，数万人踩着晨露向上攀登，用脚步续写着与诗人的约定。
1. 凤凰山：元稹的“第二故乡”
凤凰山坐落在达州老城区北部，东望州河，西接翠屏山，因山体形似展翅的凤凰而得名。唐代时，这里还叫“北山”，是通州百姓砍柴、采药的去处。元稹被贬通州后，常来此散心，在《登北山偶题》中写道：“北山楼榭倚晴空，云淡风轻日正红。野鸟不知人事改，依然啼向旧花丛。”诗中的“北山楼榭”，便是如今凤凰山观景台的雏形。对元稹而言，这座山不仅是逃避尘世烦忧的去处，更是他与通州百姓心灵相通的纽带——在这里，他能暂时忘却贬谪的苦闷，听见最真实的乡音，看见最质朴的生活。
山不算高，却步步有景，每一阶石阶都像一页翻不完的诗卷。从山脚的“元九登高起点”牌坊出发，拾级而上，最先遇见的是“凤凰泉”。这汪清冽的山泉从石缝中渗出，汇聚成一汪浅潭，潭边的石壁上刻着元稹的《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相传元稹当年常在此取水烹茶，泉水流经他曾坐过的青石，至今仍带着几分甘洌。清晨时分，常有老人提着陶罐来此打水，说“喝了凤凰泉的水，能想起元九公的诗”。潭边的野菊开得正好，花瓣上的露珠滚落，像极了诗里没写完的韵脚。
再往上走百余步，便是“相思树”——一棵三人合抱的黄葛树，树龄已逾百年。它的枝干虬曲苍劲，向四周伸展，像一双温柔的手臂拥抱着登山的人。当地人称它为“元稹与百姓的相思树”，因每年登高时，人们总爱在树枝上系红绸带，红绸带随风飘动，像无数条连接古今的思念。树皮上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老人们说那是“元稹的诗行”，凑近细听，风穿过枝叶的沙沙声里，仿佛混着他当年吟哦的韵律。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踮着脚尖把写有“愿爷爷健康”的绸带系在最低的枝丫上，她奶奶在一旁念叨：“元九公看着呢，会保佑咱的。”
半山腰的“碑林步道”，堪称“元稹诗廊”。百余块青石碑沿山路错落排列，每块碑上都刻着他在通州的诗作，字体或楷或隶，笔力或刚或柔，都是当地书法爱好者的手笔。从《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的“月照巴江客，猿声满翠微”，到《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的“地偏相识少，兵息侨寓多”，行至此处，仿佛在与诗人并肩登山。有穿校服的学生驻足在《离思五首·其四》的碑前，轻声念着“曾经沧海难为水”，同行的老师便趁机讲起元稹对亡妻的深情，说“好的文字，能让思念活上千年”。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碑上，字里行间仿佛有光斑跳动，像诗里藏着的星星。
最让人驻足的是“望河亭”。这是半山腰的一处木质凉亭，正对着蜿蜒的州河，元稹曾在此写下“州河如练绕山流，一带青烟锁画楼”。如今，亭内摆着石桌石凳，常有老人在此对弈、唱川剧。穿蓝布衫的老爷爷拉起二胡，调子是自编的《元九谣》，唱词里混着元稹的诗句：“元九公，住通州，戛云亭上望乡愁；州河水，慢慢流，载着诗情到永久……”琴声里，有个戴老花镜的老人正铺开宣纸，蘸着浓墨写“江碧鸟逾白”，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与二胡声、流水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活着的唐诗。
从望河亭再往上，山路渐陡，却更显幽静。路边的野草丛里，偶尔能看见野生的兰花，当地人说这是“元稹花”——相传元稹曾在山路旁种下兰花，说“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暗合自己虽被贬却不改初心的心境。如今，这些兰花年年春天绽放，淡紫色的花瓣上沾着晨露，像无数双凝视着山与河的眼睛。登山的人经过时，总会放慢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寂静，仿佛元稹就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正低头写着新的诗句。
临近山顶时，能看见一片开阔的平台，这便是“元稹广场”的前身。唐代时，这里是通州百姓集会的地方，元稹常在此与乡绅、老农交谈，听他们讲收成、说难处。有一次，暴雨冲毁了农田，百姓们聚集在此发愁，元稹便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承诺“定会请朝廷减免赋税，帮大家重建家园”，话音刚落，山风骤起，吹得他的官袍猎猎作响，却吹不散百姓眼中的信任。如今，那块石头仍在，上面刻着“听民声”三个大字，摸上去光滑温润，像是被千百年的手掌摩挲过。
站在凤凰山巅俯瞰，达州城的轮廓在阳光下格外清晰：州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穿城而过，新楼与老街交错，车水马龙的喧嚣里，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元稹当年或许不曾想到，他常登的北山会改名“凤凰山”，会有无数人因他而来；但他一定知道，那些写在通州的诗、做过的事，会像这山、这河一样，在岁月里扎下根来。因为真正的故乡，从不是地理上的坐标，而是那些与土地、与人民共生的记忆——就像凤凰山，早已把元稹的故事，织进了自己的年轮里。
2. 山巅的纪念：元稹纪念馆与诗魂的栖居地
凤凰山巅，一片青瓦白墙的仿唐建筑群在苍松翠柏中静静矗立，这便是元稹纪念馆。它不像别处的纪念馆那样威严，反倒像一座敞开的庭院，仿佛在说“元九公从未离开，只是在此歇脚”。馆前的广场上，一尊三米高的元稹铜像目光温和，他身着便袍而非官服，左手握着书卷，右手自然垂下，指尖仿佛还沾着墨香——这是达州人心中最亲切的模样：不是那个朝堂上锋芒毕露的御史，而是与他们一同在州河畔劳作、在山道上攀谈的“元司马”。
纪念馆的山门由四根朱红立柱撑起，匾额上“元稹纪念馆”五个鎏金大字出自季羡林之手，笔锋浑厚中带着飘逸，像极了元稹的诗风。门两侧的楹联是当地文人集体创作的：“四载谪居，把巴山蜀水酿成诗酒；千年回望，以楚雨巫云寄寓情怀”，短短二十八字，道尽了元稹与达州的缘分。跨进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型浮雕《通州生活图》，画面里，元稹正和老农在田间查看禾苗，旁边有孩童提着陶罐送水，远处的戛云亭隐约可见，州河上的小船飘着“盐”字旗——这些都是他在通州生活的真实碎片，被工匠一刀一刀刻进石头里，成了不会褪色的记忆。
第一展厅“宦海孤舟”，用泛黄的书卷、褪色的官印拓片和复原的书房，讲述元稹的生平。最让人揪心的是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复制的“疟疾药方”和粗陶药罐。药方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元稹病中所书：“青蒿一束，水三升，煎至一升，温服”，旁边的说明牌写着“据考证，此为元稹在通州治疗疟疾时所用方剂，比《本草纲目》记载早近千年”。药罐的内壁结着褐色的垢，仿佛还能闻到当年苦涩的药味。展台前，常有老人指着药罐叹息：“元九公在咱这儿，真是遭了罪啊。”
第二展厅“诗韵通州”是纪念馆的灵魂所在。这里没有冰冷的文物，只有“活着的诗”。一面墙被设计成“诗笺墙”，贴满了仿唐代的麻纸诗笺，上面抄录着元稹在通州写的78首诗。《戛云亭》的诗笺旁，挂着一幅戛云亭的水墨画，画中茅屋依山而建，州河在脚下蜿蜒，与诗里“危亭绝顶四无邻”的意境完美重合。另一处展台还原了“元白唱和”的场景：两张相对的书案，分别摆着元稹与白居易的诗集，案上的烛台燃着仿真蜡烛，光影摇曳中，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深夜，两个贬谪他乡的诗人正借着烛光，把思念写进诗行里。
最动人的是“百姓说元九”互动区。墙上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达州人的采访：卖登高馍的大妈说“元九公让咱达州有了名气”；退休教师说“教学生读他的诗，就是教他们做人要有骨气”；小学生举着自己画的凤凰山说“长大要像元九公一样写很多诗”。旁边的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稚嫩的笔迹：“元稹哥哥，你的诗很好听”，也有苍老的墨痕：“年年登高，只为看一眼你看过的山”。这些朴素的话语，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能说明元稹在达州人心中的分量。
纪念馆的后院是“戛云小筑”，仿照元稹在通州的茅屋建造，竹篱围成的小院里，种着兰草和菊花——都是元稹诗里提到过的植物。茅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副简陋的木联：“身寄巴山客，心随楚水鸥”，是从他的《遣怀》中摘出的句子。屋内的木桌上，摊着未写完的诗稿，砚台里的墨汁仿佛还未干涸，墙角的陶罐里插着几支干枯的芦苇，让人想起他“芦苇为笔，大地为纸”的清贫岁月。有孩子跑进小院，指着桌上的毛笔问：“这是元九公用过的吗？”工作人员笑着答：“是呀，他正等着你来，教他写几句达州的新变化呢。”
3. 元九登高节：万人同赴的千年之约
对达州人来说，凤凰山的意义，一半藏在平日的晨钟暮鼓里，一半显在正月初九的“元九登高节”中。这场延续了近一千二百年的盛会，早已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就像端午要吃粽、中秋要赏月，达州人过年，一定要登一次凤凰山，仿佛不踩踩那沾满晨露的石阶，不摸摸那系满红绸的相思树，这年就不算过完。
节前半个月，达州城就开始弥漫“元九”的气息。老街的馒头铺前早早排起长队，蒸笼里的“登高馍”冒着热气，馍上的花纹不是普通的福字，而是简化的“戛云亭”图案，或是“元九”两个小字。老板们凌晨三点就开工，面团要揉够百下，说是“揉得越久，福气越厚”。买馍的人多是街坊，见面就问：“初九登高，约不约？”孩子们则缠着大人要买“柏枝符”，小贩们把柏树枝修剪成小巧的束，系上红绳，再挂上迷你登高馍模型，三元一束，转眼就被抢空。
初九这天，天还没亮，凤凰山的山路就已被手电筒的光点亮。登山的队伍像一条长龙，从山脚的“元九登高起点”牌坊一直蜿蜒到山顶，人声、笑声、小贩的吆喝声在山谷里回荡，惊起成群的山雀。最前面的是“头登队”，由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组成，他们拄着雕花拐杖，拐杖头包着防滑胶，是子女特意准备的。78岁的陈大爷已连续登高60年，他说：“我爷爷的爷爷就告诉我，元九公离开那天，百姓们就是这样送他的，一步一回头，登上山顶时，他的船刚过州河湾。”老人们边走边聊，话题从元稹的诗到家里的琐事，偶尔停下来喘口气，用随身携带的水壶喝口热茶，柏枝符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沿途的“民俗驿站”热闹得像集市。山腰的平台上，穿蓝布衫的民间艺人拉起二胡，唱着自编的《元九谣》：“正月九，登凤凰，柏枝插在衣襟上；元九公，诗儿响，州河水暖稻花香……”调子是老川东的民谣，词里却嵌着元稹的诗。捏面人的师傅面前摆着各种造型，有元稹的书生像，有戛云亭的微缩模型，最受欢迎的是“诗签面人”，面团里裹着写有诗句的小纸条，孩子们攥着舍不得吃。卖灯影牛肉的摊位前，老板挥着刀演示“薄如蝉翼”的切法，说这手艺是“元九公当年教的盐渍法改良的”——真假没人较真，买上一包，咸香的味道在嘴里散开，成了登山途中的美味慰藉。
上午十点，山顶的元稹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先到铜像前鞠个躬，再把带来的柏枝插在广场的柏树上，寓意“扎根向上”。孩子们最热衷的是挂红绸带，栏杆上早已挂满五颜六色的绸带，风一吹，像一片流动的彩霞。绸带上写满了心愿：“愿爸妈身体健康”“今年考上理想大学”，有个小姑娘画了一家三口的简笔画，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像元九公一样，我们也不分开”。
最隆重的是“万人诵诗”环节。主持人举起手，全场瞬间安静下来，只听他领诵：“曾经沧海难为水——”数万人齐声接道：“除却巫山不是云！”声音像浪潮般涌向山谷，又从对面的翠屏山反弹回来，重重叠叠，震得人心里发烫。有在外工作的年轻人，特意请假回来登高，此刻举着手机录像，镜头里是攒动的人头和飘扬的红绸，画外音是自己哽咽的声音：“你看，这就是我们达州，这就是我们的元九公。”
午后下山时，人们的手里多了些“战利品”：山顶买的元稹诗集、路边摘的野菊花、孩子画的凤凰山素描。山脚下的餐馆里，“元九宴”早已备好，主菜是“州河全鱼”，据说元稹当年爱吃这口。鱼肉鲜嫩，汤汁里加了本地泡椒，辣得人冒汗，却直呼过瘾。老板端着酒杯穿梭在桌间，笑着说：“喝了这杯元九酒，全年顺顺溜溜！”
夕阳西下时，凤凰山渐渐安静下来，只留下满地的柏枝碎屑与红绸带的残片，像给山路铺了一层柔软的地毯。山风拂过元稹纪念馆的飞檐，铜铃轻响，仿佛在回应白日里的喧嚣。这场持续了千年的盛会，终将落下帷幕，但达州人与元稹的故事，却会像凤凰山的草木一样，在每一个春天重新生长——因为他们知道，有些思念从不是负担，而是让生活更有温度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