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凌晨两点的电话铃声，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猝不及防地划破了夜的宁静。佛山医院的来电，告知了母亲中风的消息。深圳的舅舅第一时间开车来接莎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疾驰赶往佛山。抵达后，莎莎在逐渐亮起的天光中，等待着服务台上班，为父母办理冗杂的住院手续。
丈夫亚伦在周五下班后，便从深圳驱车赶来佛山与她汇合。周末两天，夫妻俩下午都在医院陪伴、安抚心神不定的父母，周五和周六的夜晚则挤在医院附近一家简陋的旅店里，交换着彼此的忧虑和疲惫。周日晚，现实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他们必须返回深圳准备周一的工作，只能将父母留在医院，让他们互相照应。
回到深圳的第二天，等待莎莎的是满满一天的课程，以及需要偿还给其他老师的代课。站在讲台上，身体的疲惫与心灵的耗竭让她几乎难以支撑。当她试图讲解一个关键知识点时，台下是一片令人心寒的漠然——学生们低垂着头，手机屏幕的微光映着一张张事不关己的脸。一股无力感瞬间攫住了她，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声音不由自主地沙哑起来，眼眶也无法控制地湿润了。她迅速转身，假借板书掩饰失态。那一刻，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这或许更多只是一份赚取生活所需的劳动，那份最初的热忱，早已在日常的消磨与现实的冰冷中渐行渐远。她默默地想要离开教育行业。
接下来的三天，莎莎的心悬在两地。在深圳的家中，她通过时断时续的医生电话和医院小程序上艰涩的医学术语，艰难地拼凑着父母在佛山的检查进展与报告结果。
周三上午，她上完最后一节课，便独自预约了车辆，再次从深圳奔赴佛山为他们办理出院。当送走父母，她独自坐上了返回深圳的大巴，感觉自己像一根被拉扯到极致的皮筋。
转眼又是周五，距离父母出院已过去一周。这一天，莎莎终于能为自己奔波——她子宫内膜癌的病理报告出来了，需要去医院办理自己的出院手续。她请了一天假，上完上午的课便匆匆离开学校。在医院里，她拖着依然有些头晕晕沉沉的身体，在几个楼宇之间来回奔波，办理结算、取报告、拿药。所幸，最终的病理报告显示“较好”，这让她在连轴的辛劳中，终于喘过一口气。
然而，新的抉择立刻摆在眼前。关于生育，生殖科医生给出了两条路：直接移植仅存的冷冻胚胎，或者再次冒险促排获取更多卵子。每个选择都伴随着明确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莎莎感到一种深切的疲惫，这不仅关乎她的身体，更关乎家庭的未来。她需要丈夫亚伦也能有明确的方向，而不仅仅是让她独自承担决策的重负。亚伦在电话里轻声说，我们可以借助祷告来寻求明确的指引。
办完所有手续，疲惫已深入骨髓。她回到家中，什么也无力思考，甚至顾不上吃饭，只想好好睡上一觉。她需要一场深沉而无梦的睡眠，来恢复几乎耗尽的体力，以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与此同时，亚伦也从龙岗的公司回到了他们在石岩的家。当莎莎沉沉睡去又醒来时，他什么也没多问，只是默默地准备好简单的食物，用一个安稳的拥抱接住了她全部的辛劳、迷茫与风尘。在这个终于可以短暂停靠的港湾，莎莎知道，无论如何，至少她不必独自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