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贵那封极尽渲染、颠倒黑白的密信，几经周转，终于通过隐秘渠道，送到了京城，落在了礼部尚书杨文渊的手中。
杨文渊仔细阅读着信中的内容，眉头越皱越紧。信中将宋景云描绘成一个滥用职权、排斥异己、苛待胥吏、致使永平政务几近瘫痪的酷吏，更是隐晦地暗示其新政已激起民怨，长此以往，恐生大变。
“这个宋景云，果然还是太年轻气盛了！”杨文渊放下信纸，喃喃自语。他本就对胥吏新制持保留态度，认为此举过于激进，有违“君子不器”的古训，容易导致胥吏阶层不稳，进而影响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如今收到这封来自“地方”的控诉，更是印证了他的担忧。
他没有犹豫，立刻联络了几位平日里交好、同样对新政颇有微词的御史和给事中。很快，数道措辞激烈、引经据典的弹劾奏章，便雪片般飞向了通政司，直达御前。
弹劾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宋景云在永平滥用巡察使之权，越俎代庖，干预县令正常政务，致使地方官府权威受损。
二、其推行的所谓“考选”、“考核”，实为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所用新人多无实务经验，已造成永平政务混乱，漕粮险些延误便是明证。
三、纵容属下李忱、张澜罗织罪名，杖责胥吏，手段酷烈，有损朝廷仁德之名。
四、听信刁民之言，不尊地方胥吏头目，致使“良吏”寒心，地方不稳。
这些奏章引经据典，看似站在维护朝廷纲常和地方稳定的道德制高点上，极具煽动性。一时间，朝堂之上，对新政和宋景云的非议之声甚嚣尘上。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觉得宋景云或许确实操之过切。
紫宸殿内，李琮看着堆积在御案上的弹劾奏章，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他早已通过宋景云的密折和王瑾掌握的影卫情报，对永平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
“陛下，”杨文渊见皇帝迟迟不语，出列躬身道，“宋景云在永平所为，已引发诸多非议，地方胥吏乃朝廷政令通达之根基，若使其人人自危，恐生祸乱。老臣恳请陛下，暂停永平胥吏新制试点，召回宋景云，另派老成持重之臣前往安抚，以稳人心。”
“杨大人此言差矣！”吏部尚书林文正立刻出列反驳，“永平之事，臣亦收到宋景云与周明轩联名奏报，与弹劾所言大相径庭！所谓政务混乱，实乃以钱贵为首之劣吏蓄意怠工、对抗新政所致！宋景云依法办事，清除积弊，何错之有？若因几份不实弹劾便召回能臣，停止新政，岂不是正中了那些蠹虫的下怀，让天下人笑话朝廷无能？”
“林尚书！难道这满朝御史的奏章，都比不上宋景云一面之词？”一位御史高声质问。
“事实胜于雄辩！”林文正寸步不让，“陛下，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宋景云在永平所为，皆是奉旨行事，旨在革除胥吏百年积弊！其所遇阻力，恰恰证明此策击中了要害！此时万不可退缩，否则新政将功亏一篑！”
朝堂之上，支持改革的“实学派”与保守的“清流派”再次激烈交锋，吵得不可开交。
李琮静静地听着，直到争论声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大殿：“众卿之意，朕已明了。”
他拿起一份弹劾奏章，又拿起宋景云的密折，将两者并排放在一起。
“一边是众口一词，弹劾宋景云酷烈扰民；一边是宋景云与周明轩的联名奏报，详陈改革之艰与胥吏之弊。朕，该信谁？”
他目光扫过杨文渊等人：“朕记得，不久前，永平胥吏赵三借‘青苗贷’盘剥百姓，人赃并获，已于菜市口明正典刑。诸位当时，可曾为其喊冤？可曾质疑过朕的判决？”
杨文渊等人一时语塞。
李琮站起身，语气转冷：“胥吏之害，朕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非空穴来风！宋景云在永平所为，或有急切之处，然其心可勉，其志可嘉！若因触动某些人的利益，遇到阻力，便轻言召回，朝廷威严何在？新政威信何存？”
他顿了顿，下达了最终裁决：
“传朕旨意：申饬那些风闻奏事、不察实情的言官！永平胥吏新制试点，乃国策所系，由朕亲定，任何人不得阻挠！宋景云继续留任，全权处理永平事宜，朕予其临机专断之权！若有胆敢阳奉阴违、蓄意破坏新政者，无论官民，严惩不贷！”
“退朝！”
皇帝的金口玉言，如同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朝堂上的阴霾与争议。杨文渊等人面色难看地退下，知道皇帝的支持坚如磐石，短时间内已无法动摇宋景云。
消息很快传回永平。钱贵得知自己在京中的靠山不仅没能扳倒宋景云，反而让皇帝更加坚定地支持新政时，如遭雷击，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最后的依仗，也消失了。
而宋景云接到皇帝的明发上谕和密旨后，精神大振。他知道，自己可以再无后顾之忧，放手施为了。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彻底清算以钱贵为首的顽抗势力，将胥吏新制，牢牢钉在永平的土地上。